古人是怎么控制疫情的?

小曾摆摊的日子


黑死病,西班牙流感,都是死亡几千万的,之后人们学会了隔离。近代各种病毒也不少,因为隔离成功,中招的,死亡的人很少了。


易山看海


提到瘟疫,就想起了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整个欧洲的黑死病,2500万人丧生于此。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当时称霸全球的蒙古大军。黑死病就是鼠疫,常通过鼠蚤叮咬(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将动物身上的病菌传播给人类。

既然蒙古大军能将病菌带入欧洲,那么华夏大地能幸免吗?史载,元明时期,中原灾害瘟疫频发,除了受到寒冷气候(小冰河期)的影响,蒙古沙鼠也是罪魁祸首之一。

据统计,大明国祚276年,有疫情的年份竟有118年,占比高达43%。其中,爆发在万历年间的疫情更是令人发指,据专家估计,1580年,山西、北直隶和河南三省的总人口大概2560万人,然而到1588年时,大概还剩下1300万人,死亡率高达40%多。

据专家分析,这次大瘟疫实则就是鼠疫,1571年大明重启明朝和蒙古的边市,同时,部分中原农民迁居蒙古草原,无意中入侵了蒙古沙鼠的栖息地。慢慢地,携带病毒的鼠蚤从老鼠身上跳到人类身上。大约1580年,山西率先爆发瘟疫。尽管大明立刻关闭了马市,然而疫情已经向中原蔓延。1587年,京师瘟疫盛行,到了1588年,山西、陕西、河南及南畿、浙江等地同时发生饥荒和瘟疫。

死伤人口如此之多,是因为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就不知道那是鼠疫,因此大明朝廷也没有太好的措施来阻止疫情的扩散。但是面对这样的灾情,朝廷也并非无动于衷,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应对疫情的呢?

1)古时候,人们常将自然灾害瘟疫等看作是老天对执政者的警示或惩戒。因此,皇帝往往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同时要求朝廷官员修身反省,力惩贪官,清理冤案,减免赋税,赈济抚恤百姓。除此之外,还暂停宫廷舞乐,总之是期望老天看到执政者的悔悟,从而能早日撤回惩罚。

2)自洪武年间,朝廷为了应对多发的疫情,便在多地设有免费施药、施诊的惠民药局。而在京师,朝廷则会精心挑选太医,分别驻扎在京城内外,诊治病人,发放药材。据史载,明世宗亲自制订治疗瘟疫的“小饮子方”,命令礼部刊行。

3)隔离。年来水旱作灾屯,疾疫家家尽掩门。鉴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人们还没认识到鼠疫为何物?但已经清楚的意识到,只要接触患者就容易被传染,因此,便自发地通过禁足来隔离外部的传染源,从而保护自己及家人。

等到1911年的满洲鼠疫爆发时,伍连德虽然引进了西方的防疫方法,但显然对鼠疫还是束手无策,除了简单粗暴地将疑似病例隔离在官办的疫情医院。据说,先喝碗小米粥,接着泡20分钟的冷水浴,再换上薄棉袄。一顿操作猛如虎,是个人也该发烧感冒了,于是病情确认,从此,与外界隔绝,没有任何取暖设施,脸上撒上石灰,地上铺上石灰,病人就躺在冰冷的地上等死。病人死后,被统一深埋。

此举后来遭到很多家庭的抗议,人们不想被如此残忍地隔离,便刻意隐瞒家中的病人不上报,等到死后,才将尸体扔到外面。当然,这也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也许能保住一条命,但是也有可能因此搭上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在医疗水平不发达的古代,甚至是遇上新病菌的现代,隔离仍是上上策,至少可以阻止疫情的迅速扩散。


读春秋思无忌


古代的医疗水平非常差,一旦爆发瘟疫,再加上交通落后,政府反应速度慢,在古代十室九空的现象就很容易发生。

历史上发生过很多大型瘟疫,也造就了很多名医,甚至一些医生在古代的药方在现代还在使用。

例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就描述了许多传染性疾病的不同治疗方法,直到现在,日本还在用张仲景的药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疾病。

而导致疫情爆发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都在天灾发生之后还有战争等。

古代是怎么防止疫情的呢?

不治己病治未病

早在2000多年前诞生的《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己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就是在未发病之前先治病,这种治疗方法被现代医学家认定是最有效的预防疫情的发展。

早在公元前10世纪我国就已经发明了疫苗,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里的痘浆和痘疮结痂,或者是天花病人穿过的衣服去感染未患天花病的人,由于这种感染的天花比较弱,被接种人体内会对天花产生防御性反应,获得天花的免疫力。这种方法后来传进西欧,促进了现代免疫医学的诞生。

卫生

古人非常注重卫生,秦朝就曾有刑法规定:不允许随地扔垃圾,衣冠不整面容不洁的人同样会受到刑罚,并且在城市地下设立下水道。而西方因为没有相关卫生条令,导致粪便满天飞,造成了瘟疫频发。

隔离

公元2年,青州发生瘟疫,汉平帝下诏: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考古学家还发现,早在汉代就有了专门用来隔离患者的区域。

中医

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对治疗疫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分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外治指的是针灸、艾灸等,许多方法至今仍在使用。

消毒与焚烧

消毒和焚烧可谓是古代减少瘟疫的两大法宝,利用生石灰把细菌杀死,然后把因病而死的人焚烧成灰埋在土里。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由于中医的有效治疗及预防,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调侃历史


瘟疫自古有之,早在殷商时期,中国已暴发过不止一次的公共疫情,那么古人们怎样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的呢?

 1、隔离

  所谓隔离,就是划定区域,设置临时性专门场所,收容患者。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实际上,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

  后来,南朝齐“六疾馆”、北魏的“别坊”唐代的“患坊”、宋代的“病坊”和“安乐坊”、明清时期的“养济院”,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隔离手段在古代军中尤其常用,史书记载最早的一起军中隔离,出现在东汉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由皇甫规担任中郎将的汉军决定西征,进一步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所有感染官兵,统一安置到“庵庐”中。

  庵庐,是为患者所设的隔离所。另一形式的隔离,是为健康人群设立。明末满清人入关前,正是烈性传染病天花大暴发时期。清皇室便曾设“避痘所”,供诸皇子外出避痘。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及二年,又往都尔鼻城一带避痘,并规定若有疾病,在9日以内不准互相看望。

2、救治

  在实行医学隔离的同时,提供免费医疗、医药服务,则是政府控制公共疫情的直接手段。这种手段,也是封建朝廷的树立“仁政”形象的需要,故称之为“赐药”。而且,在“赐药”的同时,还有“颁方”,这是中国古人控制和预防公共疫情的最实在、可靠的救治手段之一。

  在中国古代,从南北朝时代,朝廷便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做得最好的朝代是宋代。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都城临安(今杭州)发生瘟疫,时皇帝赵构(宋高宗)便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活者甚众”。

  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朱厚熜(明世宗)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

  在东汉“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收录不少防治疫病的药方。如“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白虎汤”、“竹叶石膏汤”,治乙型脑炎和流脑;“葛根黄芩黄连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菌陈蒿汤”,治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白头翁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等等。

3、止散

  传染病又叫瘟疫,是极易导致人口的成批、大量死亡。及时处理、掩埋遗体,从而控制公共疫情的扩散、复发。

  通行的做法是,由官府出钱出人埋瘗尸体。如唐代,在这方面便采取了不少措施和对策。

  据《全唐文·文宗四》中“拯恤疾疫诏”条,大和六年(公元832年)春,自剑南(今四川境内)至浙西发生大疫情,李昂第一时间下诏,在安排官员去疫区查看,免费送医药的同时,要求“有一门尽殁者,官给凶具,随事瘗藏。一家如有口累,疫死一半者,量事与本户税钱三分中减一分。”

  在宋代,疫病发生后,各个皇帝也都要积极救治、拯恤,《宋史·食货志上六·振恤》(卷一百三十一)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一年京城大疫,北宋仁宗赵祯立即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元末明初,传染病加上战争,“中原草莽遗骸遍野”。朱元璋(明太祖)刚当上皇帝,便指示中书省负责人,组织人力“悉收瘗之”。据《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朱棣曾安排人在当时北京城东的郑村坝一带,收集了10万具尸体,集体掩埋。虽然这些人为战争死亡,但对预防传染病的暴发,有直接的预防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出于控制疫情的需要,也采取过激的非常手段,如活埋、活烧感染疫病患者。《新五代史·氏叔琮杂传》记载,后唐开国将领氏叔琮,当年带兵攻打晋人时,军中发生传染病,氏叔琮下令“病不能行者焚之”。不少患者惧怕被烧死,“皆言无恙”。

4、预防

  东汉张仲景著《金匮要略》

  “疫死”畜肉“有毒”“不可食之”

 现存最早、成书于先秦战国时期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便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意思是说,高明医生不是等到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此即强调预防为主。

  古代医家均强调预防的重要,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第十五》称,“一家合药,则一里无病”;并认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

 

  古人在保护环境、搞好个人卫生,除了临时应急手段外,不少都是以节日风俗形式,如腊月祭灶日家家会“除尘”,即家里家外大扫除;疫病多发季节的五月端午节,家家饮洒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雄黄、艾叶、菖蒲、苍术这些矿物、植物均有杀菌抑菌、预防疾病的功效。

  古人对传染病人穿过的衣服也进行“消毒”,李时珍就曾提到了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说得更具体:“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在先秦时,人们已意识到家禽、牲畜与传染病的关系,人与畜已分开,不能混住在一起,而是单独设“圈”。也不能食用病死、被污染猪肉、牛肉等问题畜禽肉。到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对饮用水源的保护古人也很重视。比如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明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所谓“幂(盖)防耗损,亦防不洁”。

  由于受科学技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家财力等因素制约,古代抗疫救灾的成效是有限的,面对瘟疫,现代的人类仍然在为控制、降低、减少瘟疫流行做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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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医疗水平非常落后,三年就有一次小瘟疫,十年就有一次大瘟疫,死亡率非常高,比如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因为瘟疫在一年中就死了五个。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


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作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其次,接种减毒疫苗。

中国医学家早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现在很多传染病的免疫疫苗,仍然使用人的减毒活病毒作为疫苗。比如,现在每个儿童都要接种的小儿麻痹疫苗和麻疹疫苗就是人活病毒疫苗。

中国古代医家在2000多年的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第三,对传染病进行隔离。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

“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

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公元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唐朝时,还有佛教会设立的“病人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相当现代的慈善机构。武则天时期,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第四,建立防疫管理。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宋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

第五,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秦汉时期的《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这种对水质量的判断和分级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

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第六,改善公共卫生环境。

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第七,普及医学知识。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

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

第八,朝廷在疫区免租赈灾。

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九,重视灾后安置。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出现“万户萧条鬼唱歌”的悲惨状况。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

西汉时期,汉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

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其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是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是采用多种多样的方法来综合治理瘟疫的。千百年来的抗疫实践证明这些古老的方法行之有效。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国古代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由于中医的有效治疗及预防,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厚德载物49847


最近武汉肺炎疫情举国关注,那古时候的人又是怎么样控制的呢?

宋朝的时候:人们已经知道喝开水减少生病。而且宋朝是最富足的朝代,中医发展很快很受重视。有大型的医院,疫情时可以隔离病人。苏东坡遇到一次传染病,修建投资了一家大医院,叫做安乐坊,后来接受社会捐助,又做了扩建。后来朝廷觉得不错,收为官办。成为公立医院。然后全国推广。种痘这种疫苗防治从宋朝到清朝,发展出四种种痘法,即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水苗法。康熙皇帝还亲自研究天花,大力推广种痘法。不过,后来的同治皇帝却依然死于天花。从古至今,期间大量医学家和医书都在宣传预防传染病,比如《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

明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传染病专著——《温疫论》,该书对传染病(瘟疫)的病因、感染途径、发病规律等,作了深刻的探讨。清代已经有非常完善的法律法规,发生疫情时检疫,隔离,消毒,上报朝廷,政府,社会和NGO都会积极救助。尽管如此,因为科技条件,清代还是因为鼠疫死了很多人。

不管是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要加强疫情防范意识,多喝水、勤洗手!





宁哥说事


“疫情”二字,这是自古以来人人都不愿提及和看到的字眼,然而,当它毫不客气地搅扰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秩序的时候,人们才知道,“疫情”二字只有面对,毫无回避。

战争与天灾:古代疫情好发的重灾时刻

疫情,千百年来都令人谈之色变。自古以来的疫情发生,往往都是发生在历史上的重大灾难事件之后。

其一、由战争导致的大量人畜伤亡得不到妥善处理,从而导致的细菌与病毒滋生所引发的“疫情”。

比如发生在公元1232年的“汴京大疫”,这正是由战争引发而带来的一场巨大疫灾。据《金史》记载:“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由此可见,此次疫情对社会和人民生活的破坏力之大影响非同一般。

其二、天灾的极端情况导致人民生活流离失所,而引发的规模性“疫情”。

比如,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在河北发生了一场大水灾。水灾过后的第二年三月,一场疫灾在此地铺天盖地而来。又如,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遭遇连年大旱,接着一场大的疫疠之灾就此降临人间,令“死者十九”(意思是说十个人中大约有九个),无不令人寒心。

与历史重大事件无关:21世纪 一场纯粹被“吃”出来的疫情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种特殊情况的疫情,它的悄然降临,几乎和历史的重大事件无关!

比如,发生在2002年,而直至2003年中期才被逐渐消灭的“非典”疫情,它发生的源头是由人们吃野生动物果子狸导致;再者,今年春节新近爆发和正在爆发的“新冠”疫情,据研究表明,目前大致可以确定,实际上,也是由一些不守规则、胆大妄为的一小撮人胡吃乱吃,吃诸如“蝙蝠”等野生动物而吃出来的“疫情”,而大众却为此付出了共担苦果的劫难。

不得不说,尽管从古至今,人类社会在进步,科技的技术力量在提升,医疗水平也超越前人古所未有,可是,疫情的发生,却依然没有因此离开人们的视野而彻底远去,因此,它像一场警钟,更像一条警戒红线,告诉了人们不可逾越的底线。特别是发生于21世纪的这两场,它不止一次的敲醒了人们守规则“不要滥杀滥吃野生动物”的时代警钟! 尽管,这是由一小撮人胆大妄为而碰触了红线的底线所引发。

古代疫情爆发多达238次以上:时刻唤醒人们对天地规则敬畏心!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疫情的爆发,在古代爆发的频率,根据史书上的记载,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

我国有史籍记载最早的疫情发生在周代鲁庄公二十年夏的“齐大灾”。对于“大灾”的解释,《公羊传》提到,此大灾即大疫。因此,这被认定是我国有历史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情。

关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过的疫情次数,根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不完全统计表示,至少,周代发生过1次,秦汉发生过13次,魏晋发生过17次,隋唐发生过17次,两宋发生过32次,元代发生过20次,明代发生过64次,清代发生过74次。合计起来,至少在古代发生过238次以上。由此看来,中国古代历代疫情的爆发次数并不少,而且,几乎呈增长模式。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加强对疫情的防范,时刻都来不得半点马虎和松懈。

古人如此,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需要如此。比如,共同维护和谐的社会环境,保持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并自觉遵守社会公共秩序,以及对大自然心存敬畏都是永远需要的。

泱泱华夏 谈谈先祖们防范与防治疫情的那些可鉴之处

既然“疫情”的爆发是个历史由来已久的问题,那么在面对疫情方面,我们智慧的古人又是如何应对的呢?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呢?

在传统史籍记载中,“疫情”的说法实际就是一种流行病,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一般通称为“疫”,合称“疾疫”。以现代病理学的分类,古代发生过的疫疾范围甚广,大致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

在对“疫情”这些流行病的防范与治理措施上,古人大致的思路可以总结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一、自先秦开始,古人对“疫情”防患未然已是十分重视

在古人对“疫情”的预防上,《黄帝内经》这部战国时期的先秦著作最早提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不治己乱、治未乱,此之谓也”。这句话大致的意思是说,高明的医生对治疫情,都是防患于未然,一般都是在疫情即将发生前就开始做好预防,从而切断致病根源,避免大规模疫情的爆发,而不是等到疫情真正爆发出来再去采取补救措施。

古人在预防疫疾方面,对卫生环境改善的程度极为重视。

如南宋的真德秀在泉州任职期间,他看到泉州城内的水沟湮阏已经很久,如“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秋之交,蒸为疠疫”,于是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兴工清理沟渠。以提前发现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事先改善自然环境卫生的方法,从而避免了一场疾疫的可能酝酿。

再者,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传统的春节中有这么一个习俗,名叫“扫年”,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在春节前腊月祭灶神的日子,家家户户都会将自己家里来个彻彻底底的卫生大扫除,以此“除尘”而防患因脏乱差可能造成的疫疾酝酿。

另外,在中国民俗的端午节,家家户户有喜好饮雄黄酒、艾叶酒,挂菖蒲,焚苍术等民俗习惯,实际上,这也是古人们为了搞好个人和家庭卫生而用来杀菌消毒预防疫疾发生的一种措施。因为,疫疾好发端午,在端午节时候,也正值仲夏时节,气温骤升,正是蛇虫好繁殖的季节,古人选择在这时候进行一些驱虫消毒的举措,也算是明智的。

由此不难发现,古人在对疫情防范方面,从政府到民间,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视的。

二、“隔离”法防扩散 成为古人对治疫情蔓延最为重要的手段

“隔离”,今天看到这个词语大家已经再为熟悉不过,当然,这种对治疫情扩散最为常见应用最广的方法,并非纯属今人专利,而是在古人经过漫长岁月的经验总结,一种遏制疫情传播最为有效的重要方法继承。

尽管在古代,当时医学并不如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也没有今天这么畅通,古人却知道对治疫情最简捷有效的方法:隔离!

而且,隔离法在古人对治疫情扩散的应用上相对于现在更为有效。为何呢?

因为在古代,虽然医学确实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信息传播的速度也比今天不知慢了几千倍,然而,古人唯一比我们多一个优势的地方就是,人群的流动速度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快。在古代,一般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大多会集中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区域内,并不会太容易像今天这样在十几天或者一两个月内造成全国性,甚至短时间内造成一场世界性的疫情。

所以采取隔离法阻断疫情蔓延,一直都是古人对治疫情蔓延的上上策。

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古人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安置到某空置地域,然后由官府集中给药进行医治服务。如《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后汉书·皇甫规传》记载:在汉军西征讨伐羌人时,“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这时候,感染疫疾的官兵被统一安置到了“庵庐”中进行隔离治疗。因此,像在南朝齐时所设的“六疾馆”,北魏设立的“别坊”,唐朝设立的“患坊”,宋代设立的“病坊”以及“安乐坊”,还有明清时期的“养济院”……这些地方,都是在出现公共疫情的时候建设起来专供隔离治疗疫病的专用场所。

另外,在古代的隔离法中,实行自我隔离的方式也可以窥得一斑。

比如在晋朝时,类似的记载有,如果朝臣家有人染上时疫的,只要一家有三人以上被感染,那么就算没有被感染的人,在百日之内,这个人都不能上朝,必须保持自我居家观察。

以此来看,古人在自我隔离的时间规定上,是比现代人时间还长,毕竟,古人除了在隔离上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外,基本没有什么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来辅助检测从而缩短自我隔离的时间,所以,只能等待百日无恙才算彻底放心。

尽管在古代,不可否认,隔离一法在对治疫情蔓延中确实起到了十分有效的作用,但同时也遭到一些人对这一方法的不认同,这在当时,一度被讥讽为“不仁”。当然,在人们对治疫情扩散普遍意识提高的今天,采取隔离治疗和自我隔离观察的方法,大家基本不会排斥。

三、官方牵头组织民众配合 军民共抗疫疾历来已久

由于“疫情”本就是个社会流行病,在古代,单靠民间自行隔离治疗是远远不够,而且一旦缺乏系统组织,更加容易引起恐慌和并更加难以遏制疫疾的传播,因此,古人在对治疫情上,在治疗方面,基本上都是由官方来牵头组织。

在明朝以前,大多数是由官府组织民间郎中进行医治。而从明朝中期开始,医疗体系逐步得到完善,太医院的太医在人数上也颇具规模,大约可达300人以上,特别是在明朝嘉靖年间往后,这时候,但凡爆发疫情,皇帝就会调拨一批太医院的太医们深入民间问诊治病、施药。

《世宗实录》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城爆发了“疾疠”,这时候,明世宗朱厚熜亲自牵头,检验并制成《济疫小饮子方》,同时“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下令由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驱除疫疾。另嘉靖二十四年,又于“于朝天宫门外施药”,此时,由政府官方组织民间治疗共抗疫疾的方法更加直接。

四、古代中医发展最为辉煌 传世药方为后世治疗疫疾提供宝贵参考

古代在有效对治疫疾方面,中医的发展与积累对人们战胜疫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尽管在古代,医疗水平和设施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但中医的发展与对治疫疾经验与药方的积累却十分丰富,这都为后世治疗突发疫疾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与帮助。

如东汉被尊为“医圣”的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其中就收录了不少对治不同疫疾的药方,如对治呼吸道感染及大叶性肺炎的“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方,治疗乙型脑炎和流脑的“白虎汤”与“竹叶石膏汤”,治急性肠炎及细菌性痢疾的“葛根黄芩黄连汤”,治疗黄疸及传染性肝炎的“菌陈蒿汤”,治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白头翁汤”等等。

又如《宋史·外国·吐蕃》中提到,发生在北宋景德三年(1006年),六谷吐蕃铎督部族发生的那场疾疫,宋廷提供了专治此次疾疫的疫药,其中包括白龙脑、硫黄、白石英、安息香等合计76中草药等配药。再比如苏轼的《与王敏仲书》中提到了治疗瘴疫的药方,沈括《梦溪笔谈》中记载了一种可以治疫的药物柏叶,而且据说在当时很有奇效。另外,关于历史上疫疾药方的记载像《靖康纪闻》和元人笔记《辍耕录》等其中都多有提及。

古人写在典籍中关于这些中医学对治疫疾方子的著述,都为后人在应对疫疾对症下药上提供了宝贵的医学参考。

五、在控制疫疾的传播上,古人更加注重对病人衣物的消毒处理与善后处理

为了防止疫情治愈后,因为曾经病人物品或一些善后事宜处理不当而造成的疫情二度复发蔓延,古人还会对之前病人穿过的衣物进行“消毒”处理。明代李时珍提到用蒸汽消毒的方法,清代贾山亭《仙方合集·辟瘟诸方》中提到,“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当然,对一些因疾疫不幸亡故者,朝廷也会妥善安置赐予棺器盛殓,并采取掩埋或集中掩埋的方式阻断疾疫传播,如宋代之后的漏泽园制度。

六、天子敬天与强大的民生安抚精神力量

在古代,但凡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古代的帝王一般都会举行一番敬天祷告仪式,甚者还会下罪己诏。

这种做法在当时看来,似乎是因为帝王们基本都相信天人感应向上天表达的忏悔行为,今天,我们权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合乎科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在医学并不发达的古代,对安定抚慰民心,提升人们积极应对疫情的精神鼓励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结语:

疫情面前,最揪人心的是感受古今同等,尽管在应对疫情的方法方式上,甚至医疗科技水平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它对人类社会的危害,以及对人民大众幸福生活的摧残,和给完美家庭带来的心灵创伤丝毫不打折扣。

总之,面对疫情,无论古人今人,我们都不希望有悲剧的发生。古人因为社会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医疗水平的落后,而且战乱频发,甚至天灾而导致疫情肆虐人间的不幸,可是今人,像古人这些通过人为因素几乎难以回避的情况至少今天已经不复存在,那么,希望未来,我们不会再有因为“口腹之祸”的贪吃野味而造成的纯粹“人祸”的疫情肆虐!



淳帧通安


从古到今,人类遭受了无数的瘟疫,在古代,因为医疗卫生条件落后,每次经历瘟疫都会死伤无数,那么,古人面对瘟疫等传染病,是如何来控制疫情的呢?

在古代,如果发生瘟疫,官府都会重视起来,一般都会采取以下几种措施来控制疫情:

采取隔离措施

在古代一旦发现沾染瘟疫的病人就要进行隔离,隔离就是把受灾区的全部人集中在一个地区集中处理,除了政府官员医生都不允许人进来,同时也不让任何人离开。

通过隔离病人,可以有效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如果有得了瘟疫而死的人,为了避免感染其他人,官府会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并且一律将其火化。

派官吏问诊施药

古代医学技术不发达,百姓手里可用的药物很少,有些药物昂贵是普通百姓们无法承担的,一旦瘟疫爆发,皇帝一般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

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以外,官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大夫和民间医馆,共同对抗瘟疫,如此一来,不仅可以控制住瘟疫,还可以给皇帝在民间留下亲民爱民的好名声。

在水井里面撒药

瘟疫发生的时候,古人还充分发挥水井这当时重要饮用水源的作用,给水井加栏,上盖,必要时直接将治疗瘟疫的药物投入井中,供大家饮用,如此一来,也能有效治疗和预防瘟疫的传播。

消毒处理,预防疾病传播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消毒处理,宋代的时候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而且禁止灾区的百姓随意出入城门,对来往的车马都要进行消毒。

综上所述,在古代古人一般采取隔离、掩埋尸体,消毒、官府有专门机构发放药物等措施来控制疫情,在古代,交通并不发达,同样瘟疫传染起来也很慢,慢慢瘟疫就被平息了。随着古人对抗瘟疫的经验不断积累,古人对瘟疫的预防也日渐科学。


小聪历史客栈


不要低估古代人的智慧,古代虽然医疗条件落后,但是也是尽可能的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对疫情进行控制的。

我国周代就对瘟疫有了记载,是世界上明确有文字记载瘟疫最早的国家之一

关于瘟疫在我国史料中很早就有了记载。

比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吕氏春秋·季春纪》中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我国史料及医书中记载的瘟疫实际上就是现在官方术语传染病。

疫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又称做瘟疫。瘟和疫同义,均指传染病。顾名思义“瘟”字与气候升温有关。

《黄帝内经》之《素问·本能病》篇说:“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

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淫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可以说我国古代在很早就知道传染病的危害了,而且对其成因及危害有了非常详尽的描述,对比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的时候大部分欧洲人认为是上帝的惩罚,高下立判。

古代医书对瘟疫的治疗及预防有详尽的描述

古代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

《黄帝内经》支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意思就是瘟疫虽然可怕,但只要提升人体免疫力,瘟疫病毒就难以攻破人体防线。同时还指出“避其毒气”,就是让我们要避免接触传染源。这些现在传染病的预防大同小异。

明朝医家吴又可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他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上面说的吴又可就是电影《大明劫》里的那个医生。

其实仔细翻看古代医书,对瘟疫有不少详尽的介绍以及方子,中医和现代医学是相辅相成,虽然有缺陷但也是不断进步和改进的。

古代官方及民间对瘟疫的防治手段

古代王朝在稳定阶段对于疫情是非常重视的,因为农耕社会,劳动力就是第一生产力,人口是最大的财富。

一、隔离法很早就被我国用于治疗瘟疫。中世纪欧洲黑死病泛滥,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欧洲人才想到隔离患者,而我国在很早就用到了隔离法。

我国早在先秦时已出现了将传染病人隔离的现象,在《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秦国便有将麻风病人集中迁移到“疠所”居住的规定。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不少地方发生旱灾,并发蝗灾,随之暴发疫情。《汉书·平帝纪》记载,当时朝廷采取的办法是,“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政府在给灾民免费发药,提供医疗、救治服务的同时,专门腾出空房子来安置患者。

可见早在先秦、两汉时期,我国就对瘟疫采取了隔离法,可以说领先于当时各国。

二、用药剂诊疗。光隔离肯定是不行的,治疗瘟疫的药剂是少不了的,我国古代朝廷在瘟疫之年基本都有给民间免费提供医书、药方的做法。比如著名的中医典籍《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集验方》、《四时摄生论》等所载的方子,都是北宋官府推荐的,其中有不少方子现代中医仍在使用。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临安出现瘟疫,朝廷推出了“柴胡制药”,这是一种类似现代中成药“柴胡饮冲剂”的成药,相当有疗效,史载“活者甚众”。

再比如明朝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五月,京城暴发“疾疠”,嘉靖皇帝亲自检验、创制“济疫小饮子”方,散发给民众,效果也相当好。

三、将死者填埋,防治瘟疫扩散。在我国古代也很早就认识到死去的瘟疫患者也是传染源,这些人必须填满。一般就由当地官府出资,出钱让人填埋尸体。比如北宋仁宗年间,京城大疫,仁宗赵祯就下诏,掩无主尸,赐给棺材:“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南宋宁宗赵扩,在流行病发生时也曾向贫民及疫死的军人家属赐药、发棺殓费。

四、注意个人卫生,保护水源。说到这里我又要说道黑死病了,不是我黑当时的欧洲人,当时欧洲人根本没有意识到瘟疫和水源污染,肮脏的动物有联系,而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对饮用水源的保护,水井就是中国古人保护饮用水源而发明的,古人还会给井加栏、上盖,以防止虫、鼠、人掉入。

五、禁止食用病死、被污染等问题畜禽肉。早在我国东汉时,不食死、病畜肉、鱼肉成为民间常识。当时的医学专家、中国古代“医圣”张仲景,在其所著《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一章中所记,不少都是饮食禁忌:“肉中有如朱点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则有毒,不可食之”。

可见古代中国人是很智慧的,除了没有现代医学知识外,对疫情的了解和控制实际上已经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了。

古代由于医疗技术、科技水平限制,大疫的破坏依然很严重,尤其是乱世中瘟疫杀伤力惊人,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科技、医疗水平高度发达,疫情的危害已经大大减少了,而且对疫情的控制也得心应手了。


我家的猫叫皮蛋


古人主要用一下三个手段来防治疫情:

一、隔离

古人意识到,隔离传染性病人可以有效控制疫情的传播。公元2年,汉朝“郡国大旱,蝗”,疫情严重,汉平帝诏日:“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唐朝时,还有佛教寺院设立的 “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

二、救治

中华历史上名医辈出。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著名,在中医经典《伤寒杂病论》中,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华佗用可以入药的幼嫩青蒿治疗流行性黄疸病。而且中医注重传承,后世的医生依据前辈的药方和医书对患者进行有效的治疗。

三、求神

尽管古人对瘟疫有一定相当程度的认识,但仍不免求诸鬼神或宗教等神秘力量。人们或多或少认为,瘟疫的蔓延和痊愈是“上苍”意志的体现。

今天,人们在吸取古人经验的基础上,现代医学体系不断完备,但人类与瘟疫的战争一刻没有停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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