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協文史館從2016年開展了“講述中國” 口述史料的徵集和搶救工作，講述人主要為全國政協委員，通過他們“親歷、親見、親聞”的講述，留存寶貴而獨特的影像資料，發揮文史資料“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的作用。我們將編輯整理，選發其中精彩片段，與讀者分享。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在流傳過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抄本（如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列藏本等）和刻本（如程甲本、程乙本等），由此形成了《紅樓夢》版本學。每當有新的版本發現時，便會引起世人極大的關注。在現存諸抄本中，目前唯一存世的120回手抄本——“蒙古王府本”，對於《紅樓夢》成書過程和曹雪芹的研究極為重要。
這個版本是怎樣的來歷呢？蒙古王爺的親屬向我們講述了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講 述 人：王年（達理札雅、金允誠夫婦的女婿）
講述時間：2016年7月11日
講述地點：中國政協文史館
人物簡介：達理札雅（1905—1968），蒙古阿拉善旗第九代十任札薩克和碩親王，童年時代在阿拉善王府中度過，10歲以後跟隨父母居住北平。1925年，達理札雅在北平與末代皇帝溥儀的堂妹、載濤貝勒的女兒金允誠結為伉儷。1931年，父親塔旺布里甲拉（即塔王）病故。同年底，國民政府正式任命達理札雅為阿拉善旗札薩克，繼承親王王位。回到阿拉善旗後，對當地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進行了一系列變革。1949年9月23日，宣佈和平起義。達理札雅從一個封建王爺轉變為新中國的革命幹部，曾任寧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彥淖爾盟盟長和阿拉善旗旗長等職。
蒙古阿拉善末代王爺達理札雅和夫人金允誠
一、王府捐書
國家一類文物京報的數量非常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達理札雅去內蒙古自治區工作，並不時回北京居住。阿拉善王府九代十位王爺的藏書是非常豐富的，在正房的西屋有四間房子藏滿了十位王爺收藏的書籍。達理札雅決定把書都捐贈到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圖書館派了幾輛卡車，工作人員清點了圖書，粗略概算，大約900多種，2萬多冊圖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元史和邸報。邸報也叫“京報”，從同治、咸豐，一直到光緒、溥儀，跨了晚清的四位皇帝，皇帝的起居生活都有詳細的記載。阿拉善捐獻的邸報有兩個特點：一是數量多，有5000多冊（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有3000冊左右）；二是來源廣，來自北京、陝西等四地的報館。對於研究歷史，尤其研究晚清史的學者來說，對這類東西是非常感興趣的。現在是國家的一類文物，這是京報。
京 報
書籍就更豐富了，書籍大部分是由多羅特色楞王爺（達理札雅的祖父）收藏的。多王爺是一個愛好畫畫，愛好收藏的人，他收藏內容豐富，從小的說，如養花、養動物、養鳥，大到生活起居，也包括自己的繪畫，他都保存下來了，有好幾筐。這裡有個人必須要提一下，朱紹文，是相聲界的鼻祖，綽號叫“窮不怕”。後來，他做了多王爺的管家，負責買書，買完了書呢，多王爺就在書的扉頁上都簽了字，寫得非常清楚，朱紹文哪年哪月哪日從哪個地方購來的，用筆寫得特別詳細。幾乎所有朱紹文買的書籍，像《鏡花緣》這些小說，也包括一些政治書籍，還有當時社會上流行的一些書籍，許多是朱紹文到北京琉璃廠購得的，這些書現在都收藏在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
二、國寶《石頭記》手抄本
低調捐贈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
這部手抄本《石頭記》發現與捐贈的過程就更加曲折，像小說一樣有非常曲折離奇的一段經歷。
由於這次捐贈，有的同志看到了一部手抄本的《紅樓夢》，當時封面上寫的是《石頭記》，用黃綾緞子包裝的，裡邊全是手抄的。工作人員看到了以後，希望把這部書拿走，但是這部書是金允誠和達理札雅愛不釋手的一部書，因為他們要經常翻看。在我們家裡一共有三部《紅樓夢》：一個是手抄本的《石頭記》，後來叫蒙古王府本《石頭記》；一個是道光年間的《石頭記》，石印本的；還有一個是乾隆年間的《紅樓夢》。其中的兩個版本是有批註的，都有百年以上的歷史，現在我們兩個人還保存得非常好。
《石頭記》被發現了以後，由於書已經隨著金允誠帶到了北京家裡，一些紅學家和北京圖書館的同志希望我們捐贈這部書。當時負責這件事的是北京圖書館的趙萬里先生，他們做了很多工作。期間有一位研究契丹文的大家叫邢復禮，他畢業於北京大學，後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解放後和達理札雅在阿拉善旗做過一年的同事，之後成為內蒙古自治區文史館的主要負責人和政協的辦公室主任。邢復禮先生非常有才華，不僅是一位文學家，還是一位收藏家。他看到這部書十分驚訝，就跟達理札雅和金允誠說：這可是國寶啊，手抄本迄今為止一共沒有幾部，這部手抄本是全本的，120回本的，前面的80回又缺了幾回，所以非常值得好好地去研究。因為邢復禮先生跟達理札雅和金允誠的關係非常好，又跟達理札雅同時在呼和浩特工作過，有時他們回北京探親休假，都是坐火車一起回來。後來金允誠和邢復禮說，您把這部書帶回家研究研究，看看有什麼新的發現，也可以給我們提供提供，咱們一塊兒探討探討。這部書就被邢復禮拿到家裡去，他的女兒都見過這部書。
當時的北京圖書館
既然這部書是國寶，對紅學研究有那麼大的價值，金允誠和達理札雅最後還是決定在1961年左右，把它捐給趙萬里先生領導的北京圖書館，認為這對國家的紅學研究是有好處的。金允誠和達理札雅就委託邢復禮先生捐贈這部手抄本，當時做了一個約定，雖然在捐贈記錄上有金允誠的簽字，但這件事不要對外公佈，不要說來自於哪個王府。當時趙萬里先生詢問，這部書叫什麼名字？金允誠說，就叫蒙古王府本吧，因為來自於蒙古王府。隨後，紅學家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並延續了“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說法。這是有別於其他幾個版本的另一部手抄本。這部書是由達理札雅的父親塔王購置於琉璃廠，因為前80回缺了6回，塔王又組織很多人把它抄寫和補齊的，後邊補了40回，並把那6回也補了，如果看到這部書的人就知道，裡面的筆體都不一樣。
三、紅學界的一件大事
《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的出版
1986年，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該書。俞平伯先生特意題簽——《蒙古王府本石頭記》，周汝昌先生為此作序。書的《序言》稱“是書收於一蒙古王府後人之手”，“第七十二回後,有‘七爺王爺’等字樣，不知與此有關否。”說明這部書究竟來自於哪裡一直不大清楚，做紅學研究的人一直希望瞭解到底它是來自於哪個蒙古王府，紅學家有的說是來自於怡王府，有的猜是別的王府，但是一直都沒考證到非常準確的信息。
俞平伯題簽
一直到2011年9月，以胡德平先生為會長的北京曹雪芹學會在紀念程甲本220週年的時候，我和愛人達銳（達理札雅和金允誠之女）為了感激胡耀邦同志當年為達理札雅平反，我們給北京曹雪芹學會的專家發短信，告訴他們，我們家裡有兩套程甲本，可以到我們家來看看。我們想參加這個會議，並願將書拿到會上展出，算是助興吧。
學會秘書處負責人李明新、位靈芝和版本專家杜春耕先生來我們家中驗看版本，翻看了這兩部書後很快得出結論：一部是道光年的藤花榭本，很老，將近200年；還有一部是王雪香的書評本，也很珍貴，但不是程甲本。這時候達銳說我們家還捐贈過一部《石頭記》，杜春耕非常敏感，就問你們捐贈到哪裡？達銳說：捐贈到北京圖書館了。杜春耕接著問，你們家有七爺嗎？達銳回答說：我們家有兩位七爺，一個是老七爺叫奕譞，一位小七爺叫載濤。然後他就仔細詢問載濤的情況，又仔細瞭解了達理札雅和金允誠的情況。杜春耕當時就說，這部書可能就是現在北京圖書館收藏的《石頭記》，你們說可能是出自於你們家，我們還得要確認一下。
學會秘書處負責人李明新、位靈芝一起到北京圖書館，也是在胡德平請北京圖書館提供幫助的情況下，北京圖書館把當年的捐贈檔案找出來，確實看到了金允誠的簽字，當時還給了三百來塊錢吧，作為捐贈的一個報酬。專家們看到記錄以後，他們就踏實了。因為跟收藏人有約定，這個是不能公開的，所以當時也不允許拍照。後來就通知曹雪芹學會的專家，這部書確實來自於阿拉善的達理札雅和金允誠家，這件事當時對紅學界的轟動很大。
以杜春耕為首的一些專家，包括胡德平，還有其他一些專家們，對這件事非常重視，提出了很多的研究方向、研究建議。然後在我們的六舅，就是載濤最小的兒子、金允誠的弟弟愛新覺羅·溥仕的協助下，我們一起在當年載濤的王府（濤貝勒府）開了一次研討會。後來，到杭州請張浚生（原浙江大學黨委書記）先生做了鑑定，他的書法造詣很深，認為《石頭記》上的題字“七爺王爺”和“七十而不富”等確實是載濤寫的，無異議。這部書出自金允誠和達理札雅捐贈也無異議。他也提出了建議，希望把它再版。既然歷史搞得那麼清楚，在眾多的手抄本里，這是唯一一部搞清來龍去脈的一部書，在紅學研究史上應該有它的一筆。再版工作由杜春耕和曹雪芹學會負責，請華寶齋協助印刷，我們也都跟杜春耕到華寶齋看了，非常有實力。後來就把《石頭記》整個手抄本，按照原包裝、原式樣、原格式，全部給它重新印刷、複印、發表，這也是曹雪芹學會的一個公德之事，成了紅學界一個大事。
書 影
2014年5月10日，《蒙古王府本石頭記》首發式在全國政協禮堂西南廳華寶齋舉行。邀請了在京著名學者和紅學研究者，以及阿拉善左旗政府和學術機構的負責人，差不多有近百人參加。中央的一些直屬的新聞媒體、內蒙古自治區的電視臺對發佈會做了報道。
達銳在首發式上發言
在這之後大家又建議，這部書既然來自於阿拉善，還是叫它迴歸於阿拉善，我們這些同志，特別是這些老的紅學家都七八十歲了，大家又坐著火車一起奔赴阿拉善，在阿拉善組織了一次蒙古王府抄本的研討會。阿拉善盟的盟長、盟統戰部部長，旗裡的旗長、旗委書記都參加了大會，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與會者參觀了阿拉善的王府、阿拉善檔案局、九代十王留下的文物古蹟，特別是康熙留下敕封的金印，給他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給了《石頭記》手抄本一個非常完美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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