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在中央電視臺錄過一句詞，當了他們的廣告詞，叫"困難無其數，從來不動搖"，這個是千真萬確的。我記得主持人王利芬當時在北京的一個很大規模的會上，她就再三追問我，是不是從來沒動搖過，我確實回答，做這件事情以後，我真的從來沒有動搖過。聯想成長的時候，其實遇到了我回憶起來，我們那段的創業可能比大家更要困難，主要是環境中的困難。
就是80年代的時候，中國正是計劃經濟的環境向市場經濟轉移，在這個轉移的過程之中，會給我們這些人想好好做的人，帶來了很多很多的麻煩，比如說由於不規範被騙，我被騙過好幾次，我們一共就二十萬資本，大概不到半年的時間，具體在第幾個月我記不清楚了，就被人騙走了14萬，還很容易地就被騙走了。
當時就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當時為了找到這個人，我甚至拿板磚拍他的心都有，在他們家蹲了很長時間，最後這個錢是追回來了。追回來以後，由於前前後後大概兩個禮拜左右的時間，我一到半夜裡頭就嚇醒了，因為在1986年當時我們全年的利潤才一百萬人民幣，而且是多少人，非常的辛苦掙來的，我們想盡了辦法去貸款，弄到了三百萬塊錢，結果一把被人家騙走了，你說我回去怎麼交代？所以半夜裡頭到了兩三點鐘，一下就嚇醒了，這個心狂跳不止。
後來把這個錢追回來以後，到兩三點鐘，依然醒，心依然狂跳不止，就這麼持續下去了，後來就真得了毛病了，後來住到了海軍醫院，調整三個多月才調整回來，就真的是比較可怕。
像在當時我們是在中關村，中關村是在海淀區，當時海淀區的一些領導，以前海淀區是北京一個郊區，是做農業，所以對這個辦高科技企業是既不理解，也不支持。所以當我們推出了我們的產品，第一代產品叫聯想式漢字系統——漢卡的時候，物價部門找上來，物價部門的概念是原來你買這個東西，原材料花了多少錢，加上20%的利潤，超過20%，物價就要罰錢，他不知道這個實際上是人的智慧，你買一個元器件沒有多少錢，但是我們要花多少時間去研究，他不算這個。然後要罰我們一百萬，那是1986年，剛才所講1986年全年的利潤才一百萬。
那急的呀，去見物價局的局長，去見誰，當時不像今天，政府是這麼為大家服務，見局長很難的，我帶著一個女同事，在裡邊等，在他家的門口，因為平常上班根本被人擋著見不著，打聽到他們家在哪，結果人家家裡孩子出來說，家裡正在吃飯，希望你們不要打擾，弄的非常得難堪。當時我已經40歲，是科學院裡邊實際是有一定地位的技術人員，但是在當時這種困難，你都要經受，而且自己要很快地進行心理調整。再舉一個例子，這個我們聯想一條著名的路叫貿工技的路，當時我們出來以後，不知道怎麼辦，那怎麼辦呢？
這個企業肯定跟國企不一樣，國家企業就是一個工廠，然後它用這個賣產品根本就是分配，根本不用去買賣，也沒有買賣，所以我們一開始是先給外國企業做代理，通過給HP、IBM做代理，去學習瞭解什麼是市場等等。後來慢慢的我們通過了解了市場，知道這個電腦銷售是怎麼回事情，客戶要什麼東西的時候，我自己因為是計算所出身，當然最高的理想就是想做自己的電腦，想做自己品牌的電腦，以為條件具備的時候，向計劃部門去申請，拿不到申請單，因為當時講的道理也很明確，說我們國家已經引進了八十多條電腦生產線了，都不成功，都在賠錢，為什麼還批准你們呢？
他其實不明白這個錢我拿這個錢不是你們國家給的，是我們自己弄的，當時這個道理說不通，於是不給我們。後來我們就想盡了辦法，我非要做不可，那怎麼辦呢？就繞著彎，我們弄到了40張到香港的多次往返的通行證，於是跟香港的一間小公司合作，辦起了一間香港聯想。在香港你願意做生產就沒問題了，我們在香港一邊做代理，用做代理掙的錢開了一個小作坊，把我們的這個技術拿來生產電腦的主機板，到拉斯維加斯的展覽會去展覽，到這個歐洲的展覽會去展覽。
這時候賣的還不錯，所謂不錯，也就是當時賣了兩三千塊，兩三千塊板子，今天看很少的數量，可是有關部門的同志，領導同志去參觀展覽會的時候，發現竟然有個攤位，還是會說中國話的大陸的中國人開的，這個公司是香港的，其實是大陸的人過去的。於是找到了我們，就給了我們批文，這樣我們又打回了國內，於是這才在國內開始有了自己的這個聯想電腦，它就繞了這麼大一個彎子。今天想起來大家可以想想，跟今天的條件有多麼大的不同。更有意思的是，我們這個小作坊在香港做著做著，這個香港房地產也漲價了，東西也貴了，於是我們就把這個工廠就搬到了深圳，於是變大了。到了深圳，當時確實是比較混亂的，這個應該講我覺得當時政府管理體制比今天混亂，當時海關人員給了我們很不公正的待遇，反正是對我們有些要求，我們沒能給他實現，卡了我們。
當時我們還是不懂事，於是在海關總署那，再加上也有人認識，就告了深圳海關的某個部門，海關總署還真的來調查，雖然沒有批評這個深圳海關的有關部門，但是這個事就沒有對我們進行處罰，因為本來就沒有。誰知道這就惹出大毛病了，這個事沒處罰我們，別的事就等著我們。當時我們是在深圳生產，深圳廠子裡生產。
從香港運元器件到深圳去，那時候海關的這個就是羅湖關，這一個關口過汽車，每天大卡車運貨的車要排一個多小時，排的很長。每天早上往那送貨，晚上再把做好的東西拉回去，再賣到全世界各地，原來就是這麼一個過程。結果我們早上送貨的車到那以後，凡是聯想的車一到，海關的人就看見了，聯想的車出來查一查，這個你沒得說，人家查查很正常，要查誰不都應該的嘛。查完了重新排隊，你就這麼弄，弄兩三天我們就弄明白了，這個地是待不下去了，那後來我們就把這個公司下決心遷到了惠州，現在我們在廣東惠陽有很大的基地，但是實際上搬家的過程怎麼蓋房子，怎麼弄其實是非常得難。
我就說難的這個勁，跟諸位今天創業是完全不同，但是你要不是憋著一個勁說我非做成不可，那早就退下來了。所以從來沒動搖過，我覺得在那種情況下也沒動搖過。當然還有比這個更麻煩的事情，我主要用這個來說明，不要動搖，你要想盡辦法要過這個關。
還有不動搖的地方要不受誘惑，這個受誘惑的東西是很多的。在我比如說，我在辦這個企業的過程中，要進口元器件，裝電腦，後來發現實際上在當時進口要有批文，你要去搞外匯，我們把這個事研究透了，要搞外匯，搞批文賺的錢比做電腦容易多了，如果我當時不好好做電腦，我就動了那個心，今天早就沒有聯想，我就會去琢磨那個事了，而且會琢磨到很安全，把這個批文搞到一定程度，看到風聲不對了，我把這個一放棄，然後我就幹別的了，於是給自己撈了一把。很多人第一桶金都是這麼出來的，但是我覺得我們能夠不受誘惑。
還有另外一種誘惑，就是到了聯想已經有了一定規模了，這時候也進來了一些年輕同事，因為這個企業剛開始，各種各樣的思想都有，有些年輕同事給我出主意，說，聯想的生意這麼好，現在百分之百是科學院的，不如咱們這樣，我們幾個在邊上辦一個公司，你們這兒有了好的業務，就往我們這兒轉，當把我們這兒全扶起來了，你把那一辭職，你再到我們這個公司來，您就是大老闆，這個公司就是咱們自己的了。
這個主意在當時沒上市，上市這肯定就是犯法了。在沒上市的時候，由於科學院的領導對我們非常信任，完全放手叫我們做，因為科學院也沒投什麼錢，但是周院長給我們樹了一杆大旗，放手讓我們做，如果我們真的要這麼做了，可能我今天也許是一個比今天要個人財富多的多的人，但是我的心永遠不會舒服。那說白了，那就不是個人了，我相信甚至會對整個的中國高科技企業本身都是打擊，什麼人都不能信任了。但是不受誘惑，並不等於我們要求股權的這個要求不對，在當時由於我們自籌資金，這個資金很困難，科學院是個事業單位，不能給我們擔保，你想我們要去到銀行去借錢，有很多的政策風險，剛才講的那種什麼海關，那都算政策風險，商業風險等等全都要承擔的。
到最後的時候，完全利益跟我們沒關，就好像你是一個航船的船長，把這個船大風大浪到勝利的彼岸了以後，這個船跟你沒關係了，這可能確實長期也不行。於是我們就明確地跟科學院的領導討論了股份的要求，我真是真心感謝科學院，感謝我們的院長，非常明確，高科技企業你們是應該有股份的，應該有的。但是怎麼解決？其實很複雜，因為科學院是我們的老闆，但是他沒有權利給我們。當時有一個國有資產管理局的這麼一個單位，他們來去決定能不能給我們股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於是我們想了一條非常迂迴的道路，在這兒我舉這個例子只是說明不受誘惑，但是不等於說沒有這個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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