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案例最大的價值，恰在於生動解析了中國古代王朝權力運行的一個重要規律——擁有“絕對權力”的皇帝為什麼需要“權術”？
在絕大多數人的意識裡，皇帝可以為所欲為、生殺予奪，但另一方面又默認皇帝需要“手腕”，這種糾結，在曾經流行的歷史正劇和歷史傳奇劇裡幾乎是貫穿的主題，比如《雍正王朝》、《鐵齒銅牙紀曉嵐》、《大明1566》等等，“皇帝的不得已”引得諸多並沒有高貴血統的觀者為之嘆息。
但是，為什麼？很多人的歷史觀並不能給出解釋，所以才會滑向“東林誤國”、“文官挾持皇帝”、“儒家害我中華”之類的奇談怪論。
這些所謂的“解釋”的基點，其實都是“群體人格化”，比如“東林黨”、“文官集團”、“儒家”，在整個討論邏輯中都是比擬平移一個面目可憎的抽象的“人”，而非一群擁有獨立意志和利益考慮的“人”，與他們對壘的，也往往是“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抽象的“皇帝”角色，而非某個具體的“皇帝”。
這種經驗主義的視角，當然無助於認識現實世界，在真實的歷史位面上，皇帝的“絕對權力”只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概念，現實的皇權大小，
完全取決於皇帝能夠調動的資源的大小，而這一點，則取決於“下”，而不取決於“上”。在宏觀的“君吏聯盟”之下，如何將皇帝的個人意志在“吏治國家”的管理系統中貫徹下去，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大命題，因為“吏治國家”的存在並不基於某個皇帝的好惡，而是基於一系列的行政規程和慣例，在漢代就是律、令、律說、故事，在唐代就是律、令、格、式，在宋代就是律、令、式、條格等等。
換句話說，外儒內法的“法”並不是“法家”的那些抽象的“整人術”，而是具象的“行政法”，再向前推進一步，就是“潛規則”的慣例，這些東西是帝國存在的根基，而不是某個明君聖主的大手一揮，哪怕這隻大手能夠到每個官吏的腦子裡攪和一番，解決的也只是“聽誰的”的問題，而不是“怎麼幹”的問題。
所以，歷代皇權的擴張，無不以在“吏治國家”中尋找和提拔“自己人”為前提，這個行為，本質上就是對上述“根基”的分化和破壞，越是“雄才大略”之主，要恣意行事，就對“根基”的破壞性越大，如果這些“大舉措”又伴隨著“大功業”，往往就是王朝國勢的轉折點。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反經驗”的結果，並不取決於皇帝的初衷是否善意，或是功業是否利國利民，而要看為此付出的“成本”，尤其是被淹沒的“制度成本”到底會達到多大的規模。
如果這個“成本規模”超出了“吏治國家”的負荷能力，“大功業”就伴隨著“大崩潰”，比如二世而亡的秦朝和隋朝。
如果這個“成本規模”只是短暫“透支”了“吏治國家”的負荷能力，通過“吏治國家”加大對民間的搜刮，可以修復和彌補組織的損傷，比如漢武帝之後的西漢，比如明成祖之後的明朝，乃至於靖康之恥後的南宋等等。
問題是，上述兩種情況的前提都是帝國必須處於一個“正常狀態”，也就是沒有真正有威脅的外在壓力的情況下，如果之前整個帝國需要以一種“強運轉”的狀態來對抗系統之外的壓力，比如“外患”、“民變”或是“藩鎮”之類的需要“效率”對付的問題，整個組織的負荷能力會大幅度衰減，因為自“吏治國家”形成之始，其“鎮壓型國家”屬性下的“治民”指向就是絕對的，也就是說大部分資源和成本都花費在了對內鎮壓上，短暫的“資源挪用”和“加重搜刮”尚可支撐，一旦長期化、制度化，要麼是社會經濟先崩潰，要麼就是政府財政先瓦解。
當情況惡化至此，由搜刮民間維持的分利組織——“君吏聯盟”就會迅速崩解，進入一個新的重組循環，當新的暴力集團佔據優勢之後，圍繞其首腦的“君吏聯盟”再次重構，這也是所謂的“治亂循環”的根由所在。
那麼，有無可能避免以上種種問題的發生呢？
理論上只有內外兩個可能性：
在內，則為皇權擴張的自我約束；
在外，則為“君吏聯盟”在民間獲取資源的能力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形成“同比增長”的良性循環。
問題是，皇權擴張的絕對性與“意識形態邏輯”和“權力代際交替”息息相關，在古代中國幾乎無解。
而上述財政與經濟的良性循環，則自始至終沒有形成，兩者之間是典型的非此即彼關係，獲取稅收能力的技術限制，使得要麼是“強政府”逐步干預摧毀商品經濟，要麼是“弱政府”無力伴隨商品經濟發展增加收入。（這兩個無解的問題，我們後文詳細展開）
綜上所述，在2000年的王朝歷史中，左右治亂循環的根本原因是整個國家組織心態的痼疾，甚至可以說是“絕症”，在現代化來臨之前，完全無從治癒。
而皇帝需要“權術”的問題，在這個大背景下，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把戲”，換句話說，“好皇帝”、“壞皇帝”的“權術高低”只作用於他個人的慾望，調皮點說，就是皇權擴張一時爽，一直擴張一直爽，一直到崩塌，那他錯了沒有？
可能一點錯都沒有。
你以為重要的，一點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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