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GDP速度又成為社會熱議的焦點。
上週末，社科院學部委員餘永定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抑制經濟增速進一步下降是當前最緊要、最突出的問題，中國經濟要守住增速不低於“6”的底線。
但經濟學家李迅雷則在微博上認為，“保六還是不保六，這種爭議真的很無聊。他國GDP2%左右來回晃，卻創造十年牛市。很多年前GDP就已經不作為考核目標了。19大更是明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我覺得，就業掙錢、投資獲益才能讓美好生活成為現實。所以，充分就業、股市上漲才是應該去努力的目標。”
實際上，很多金融從業者都對上述兩位經濟大咖的爭論感到困惑，因為GDP與就業難道不是正相關的嗎？GDP越高，就業越好；GDP萎靡，則就業必然疲軟。
上世紀6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還曾經總結出“奧肯定律”，用來近似地描述失業率和實際GDP之間的交替關係。即失業率每高於自然失業率1%，實際GDP便低於潛在GDP2%。
公式總不能騙人吧。但實際上，中國經濟近30年來一直存在著，“高增長”與“就業增長”的背離。
數據顯示：
1985年至1990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達7.89%，同期就業人口平均增長率為2.61%；
1991年至1995年，中國GDP平均增長率為11.56%，同期就業人口年增長率為1.23%；
特別是2014年，中國GDP增長率只有7.3%，但當年只用了9個月就完成了就業目標。
其實不單單是中國，GDP與就業數據增長背離也困擾著澳大利亞。今年3月份，澳大利亞媒體就以《就業強勁GDP乏力 尷尬數據凸顯澳經濟深陷“糾結”》為題報道了這一現象，並直言，經濟學家和商界爭論的焦點在於，“就業與GDP，兩個指標中的哪一個對經濟走勢更有預見性？”
如果從學術角度上說，就業與GDP數值之間的“背離”有很多種原因。但從普通人的角度感覺，當前的背離實際上經濟結構轉型期，經濟發展短暫不平衡的必然結果。
很多人的感覺，以2010年為分界點，中國經濟明顯處於兩個階段。
在2010年之前，中國經濟連續多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在老百姓看來，“找工作不算難，乾點什麼都能掙錢。”但2010年之後，觀點開始兩極分化，很多人感慨“賺錢越來越難”，但也有的人說，“日子是蒸蒸日上”。
關鍵的問題在哪裡？記者在近兩年採訪中越來越感覺到，“有核心競爭力”的企業是越來越好。對不同的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的範圍差別很大。
有的企業，突圍了關鍵基礎技術，比如天津開發區內有幾家製藥企業，因為在藥物關鍵領域有了突破，企業是蒸蒸日上。而有的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某一個領域內建立護城河，比如各傳統行業內的龍頭，行業集中度越來越高，他們也是活的越來越好。
對中國政府來說，將宏觀調控目標從GDP改為就業，也已經成為構建現代化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
經濟學家馬駿曾對媒體表示，“放棄GDP增速目標，有助於避免人為加槓桿和增加金融風險。”由於實際經濟增速會面臨各種不可測因素的衝擊，堅持一個固定的GDP增速底線，會迫使決策層頻繁出臺金融和財政刺激政策，提高宏觀槓桿率，最終加劇金融和財政風險，尤其是金融風險。如果放棄GDP增長底線，改以保持穩定就業作為宏觀調控的核心目標，就能減少過度刺激和加槓桿的人為壓力。
那麼對於普通人來說，GDP增速是否就毫無意義呢？
實際上，對個人來說為了保持個人或家庭在中國社會總人群財富排列中不掉隊，你的家庭財富年化增速應當與GDP持平。從某種意義上說，國內生產總值（GDP）是指按市場價格計算的一個國家(或地區)所有常住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生產活動的最終成果，反映了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實力和市場規模。
但也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個人家庭財富年化增速不應低於社會貨幣供應量。貨幣供應量有多個數值，M0、M1和M2。一般來說，我們都將M2作為對比對象。當前，國內M2貨幣供應量的增速大概維持在每年8%的水平。
換句話說，如果一個人家庭資產的年化回報率低於6%-8%這個區間，你就是落後了，如果你高於這個區間，你就跑贏了社會中大多數人。
從這個意義上，GDP更像是我們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個參考錨。
新金融記者 張兆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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