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神宗熙寧六年（1069年）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王安石被任為參知政事（副宰相）。隨後兩年之中，但見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御史臺遭到清肅排斥，繼之身為諫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王安石就職不久，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異己。抗爭之事此起彼落，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賢德干練深孚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為什麼所有的大臣、御史，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新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師法先王之道，為了事功，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動舊臣。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倘若他們獲勝，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若陛下獲勝，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勝志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宋朝承五代殘唐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而且，西夏、契丹（後來稱遼）、金，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遂訂約言和。和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垢蒙羞的條款，因為那些番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予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每年付出的財帛要由十萬到二十五萬緡。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洩沓！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能憑耍弄納稅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我相信借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君心的要點，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其中有數次勝利，一次慘敗。為繼續作戰，皇帝需要金錢，為了籌款，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可是，我們不必懷疑力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歧見。這時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皇帝竟想免去賜予臣子的銀兩綢緞，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這件事引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一次爭論。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砸缸
司馬光反駁他說：“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儘可放心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諒不致誤。要增加國家的財富，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王安石看得很清楚，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而由政府自已經商，自己獲利。那結論是可想象而知的。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他要取之於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予農民，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王安石能使皇帝深信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躊躇，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予農民的理論，這理論是一個小吏提出的，就是：投資五十萬兩白銀，每年政府可賺二十五萬緡，因為一年兩收，則百分之二十或三十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須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予說明。總之新政是由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開始，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王安石自己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心煩，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現在僅略述其大要於後。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計，今歸納為三組。有三種國營企業、三種新稅、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三種國營企業是均輸法（國營貿易局），市易法（國營零售店管理局），以及利息二分實收三分（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青苗法。三項新稅收是免役稅、國產消費稅、所得稅。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亦即保甲；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方田均稅法與保馬法）。大體說來，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際的批發機構開始。深信政府有厚利可圖，神宗皇帝撥了五百萬緡現款，三千萬擔穀子作為由政府接收省際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當年二月，朝廷先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負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子由。蘇子由上奏摺指出，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私人商業有相沿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他辦法，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僱用大批官員，並建築美輪美奐的官衙。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而是視佣金多寡來處理，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照親疏遠近而訂立合同。子由力陳，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官方無力壓低物價，只能以高價買入，遠比正常商人購貨時價錢高，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均輸法，亦即政府批發生意，因此擱置了一年，從長計議。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劃。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主管大公營商店的貿易局分設在大城市，如成都、廣州、杭州。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朝廷又由國庫撥出一百萬緡，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八十七萬緡。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富商大賈因時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 “宜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為，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他向政府所呈報的利潤越厚，則上級認為他越幹練。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問，成了全國的市易務官，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京都市易務的規矩是，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財聯合經營，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商人若想歇業，可把存貨售予官家，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與官家，價格由官家規定。最後是，不論官家需用何等貨物，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數年後，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可驚的程度。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最後，京都市易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裡，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青苗法。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先想到的是這一項。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曾在春耕時貸款與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因為他任職地方政府，能知道借款確有其需要，並且還要經官方適當地調查。在陝西省，官方亦曾試辦，也頗為成功。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春耕時開始，所以農民借款仍叫“青苗”貸款。
在年成好時，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一經收割，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且有利息可賺。據制置三司條例司所說：“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略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貫石以上，斂散未得其宜，故為利未博。今欲以現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糴，遇賤量增市價糴。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現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鬥，半為夏料，半為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併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糴，所及者不過城市遊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併不得乘其急。凡此皆為民。而公家無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為耕斂補助之意也。”
這項美麗純正的計劃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弄得農民家敗人亡，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我們到後面再看。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這個新措施本乃常平倉古法的延續，但後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開國始，政府在各縣一直保持此類穀倉，用以穩定谷價，穀賤傷農，政府則收買剩餘的稻穀。在歉年時，正相反，稻穀之價高漲時，官方則將稻穀拋售，用以平抑糧價。誠然，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因為不少官吏谷價低賤時，不見得願意收買。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常平倉公佈的數字顯示，官家一年內收購五百零一萬四千一百八十石穀物，賣出為四百七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石。現在，倉廩的財貨都已變為青苗貸款的本金，常平倉的正常功用自然終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問題是，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王安石不容人有異議，如今必須成功不可。他必須向神宗表示此種貸款極為成功，深受農民歡迎。他不容許屬下放款鬆懈。他不能瞭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他就暴跳如雷。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此等對眾官吏競賽的刺激辦法，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被王安石稱之為能吏的官員，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每一期三個月，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種貸款對貧民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必難免牢獄之災。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正式向民眾宣佈，此等貸款，依據聖旨，純屬志願；心裡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準備了。
免役法亦復如此。官方的本意與實施情形，也是大相徑庭。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後來蘇東坡的“蜀黨”當權時，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種，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換言之，這條措施就是以募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不過，仔細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規定，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從稅收以裕國庫的目的，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條文終於公佈了。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須付免役稅。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須納一種稅，名之為“助役金”。各地區在免役配額之外，須多繳納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充政府僱兵與僱用其他人員之用。正如蘇東坡在青苗貸款措施上所說，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凡無現款以繳納春秋之免役稅者，必強迫而出售食糧，殺其耕牛，伐其樹木，皆可以繳納此項捐稅。再者，在前項徵兵法中，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而在新實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須為免役而年年繳稅，連不須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免役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做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而並非免於徵兵，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須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的。新商事法是根據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上徵取捐稅的。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據此以做分配其他捐稅之用。此稅之所以像所得稅，就是人民必須要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據說此項措施公佈之後，“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 至雞豚亦遍抄之”，無一不登記報官的。最後一項措施於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歷時不久而廢，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在他治下地區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實至為明顯，他的新保甲法與免役法是同時公佈的，在神宗熙寧三年十二月（1070年）。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寶，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鄰居連保制度。每十家為一保，每五十家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窩藏賊犯，保內各家要負連帶重任；如有謀殺、強姦等罪，保中必須報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如超過二壯丁，則依比例多抽。凡抽去者每五天離田受訓，此五天相當於現今之一星期，一個月分為六節。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此舊事物便不復存，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作為徵收新稅的依據，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保馬法。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政府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也像其他集體制度一樣，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成立，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臺（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這個新政權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他以前像王莽，往後則像希特勒，因為他一遇到別人反對，則暴跳如雷；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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