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五年》給我們的啟示是什麼?

鵬友程


萬曆者,明神宗朱翊鈞之年號。原本這萬曆十五年與萬曆十四、十六年或者別的什麼年份並無兩樣,一如我們今天即將從公元二零一九年進入二零二零年,只是時間的推移。為什麼這個名詞或概念為人們熟知,並被眾多研究歷史、尤其是研究明史的學者不斷提及呢?主要是源於美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的史學名著巜萬曆十五年》這本書。

黃仁宇,湖南長沙人,曾考入南開大學,抗戰爆發,輟學參軍,參與過遠征軍入印緬作戰,後赴美留學,師從余英時先生,獲密歇根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著有巜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著作,是有名的歷史學家,大名鼎鼎的明史專家,以倡導大歷史觀而為學界所推崇。所謂大歷史觀,學者們將其歸納為兩種,一種是以宏觀歷史之思維,從歷史的縱橫總體聯繫上把握微觀的歷史研究對象;另一種是強調從較長的時間段來觀察歷史,注重歷史的結構性變動和長期發展趨勢。

這有點太專業、也太繞囗,同時也與黃仁宇先生以世界(西方)的眼光研究中國歷史有點偏移。我個人的看法是:以同時期世界為座標,以中國歷史為軸線,找出兩者的交匯點,即影響進而改變歷史進程的年份、人物和事件。這句話並非可有可無,也非本人賣弄,而是直接關乎著本題的答案。我午飯後翻箱倒櫥,也找不到精煉而通俗的解釋,找小丫幫忙網上搜索,對大歷史觀的解釋成百上千,全是學者博士的文論,長而且繁,更難懂,一籌莫展,站在書房望著窗外大雪出神,忽聽樓下嬉鬧聲,向下一看,一幫孩子在一尺多厚的雪中開出一道十字雙線,在冒雪遊戲,使我愚鈍的大腦有了一絲靈感,才想出這句自認還不錯的話。

言歸正傳,看看萬曆十五年大明王朝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令人失望的是,這一年並未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只是一代抗倭名將戚繼光去世了,淸官海瑞歿了,年輕的努爾哈赤崛起於東北的白山黑水間,哲學家李摯於上一年削髮為僧了,名相元輔張居正離世已五年了。與別的年份並無二致,那黃先生為什麼要寫十五年,而不寫十年十四年或別的年份呢,因為他是從和西方的對比中來看明朝。這一年,公元一五八七年爆發了西班牙對英國的海戰,徹底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走向。這點後述。

真正有關係的恰恰是已死去五年的張居正和他生前推行的改革。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嶽,江陵人(湖北江陵),明朝後期政治家、改革家,萬曆朝內閣首輔,輔佐(實則主導)萬曆皇帝開創了“萬曆新政”,史稱張居正改革。中國兩千多年,大小朝代,宰相成百近千,但被後世稱為政治家的只有商鞅、管仲、諸葛亮、王猛、王安石和張居正六位,連蕭規曹隨協助劉邦開創大漢江山、出將入相的蕭何、曹參,輔佐李世民開創大唐貞觀之治房謀杜斷的房玄齡和杜如晦、直言敢諫家喻戶曉的魏玄成也未能入選,足見其人的功績和貢獻。

張居正自小聰慧過人,有神童之稱。明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考中進士,隆慶元年,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後遷任內閣次輔,為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萬曆登基後,張代高拱為首輔,時萬曆年幼,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張居正主持裁決。

需要說明的是,張進入中央政府高層時,正是痴迷道家和靑詞,一心修道煉丹的神經病嘉靖皇帝在位,他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追求長生不老上,只信任他認為無黨無派、對自己忠心不二的首輔嚴嵩。嚴嵩是中國歷史上最成功的大政客兼大貪官,後世人們形容大奸巨惡常用“高俅嚴嵩之類”,比喻小鬼獄卒則用“董超薛霸之流”,其影響可見一斑。

有意思的是、這期間,張居正先是與次輔徐階、高拱聯手離間扳倒了嚴嵩,自已成為三宰輔之一,然後又聯合次輔高拱逼退首輔徐階,最後再利用李太后的信任和司禮太監馮保的支持整垮現任首輔高拱,自已由次輔而躍居首輔,大權獨攬。看到這裡、讀者會笑,我也忍俊不禁,看來這“神童”的名號絕非過譽和虛傳,不但學問超群,政治手腕也一流。不過張雖然在權力爭鬥中使用了不太光彩的手段,但這就是政治,我們不能站在今人的角度求全責備,明朝三百年間,所有高級官員都必須有宦官的支持,無論其動機是為了個人榮華富貴,還是為實現政治抱負,抑或二者兼具;但張居正絕對是抱負遠大於個人榮華的。極個別官員與宦官對抗,不是死於詔獄,就是死於流放。

在任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財政經濟上實行了“一條鞭法”,使庫銀積至四百餘萬;軍事上任用戚繼光、李成梁等將領,平定了北部及西南邊患;吏治上實行了“考成法”考核各級官員,使政體為之肅然。使黨爭不斷、財政吃緊,吏治腐敗、內憂外患的大明王朝一度出現了生機勃勃的“中興”氣象。

同時張還兼幼年皇帝的家庭教師,李太后一心想把兒子培養成一代英主,對其管束極嚴厲,與李太后關係密切,且風傳有私情的張居正自然對其教育的方式也很嚴格苛刻,完全象望子成龍的老父對兒子。引起了貪玩小皇帝內心的極度不滿和抵制,因其年小、暫時無法親政而隠忍。張居正推行新政,觸及許多人的利益,加之平日行事專斷拔扈,樹敵過多,張居正一死,立刻遭到朱翊鈞的報復和政敵的揭發圍攻,朝庭宣佈張的罪狀,下令抄沒其家產,更髮指者掘墳曝屍。其老家的地方官員在諂媚奉承張宰相之家十餘年後,為了表示對新當權派的忠貞和對“罪犯”的深惡痛決,還未接到正式命令,一聽風聲,便派兵把張家老宅團團圍住,戶門加鎖,禁止出入,等朝庭的查抄大臣到達時已有十餘人活活餓死。這就是改革者及家人的下場。至於查抄的銀兩,有說過百萬的、有說幾十萬的,當今學者,電視新秀酈波教授則認為只有區區幾萬兩,相較於同期其它官員,是絕對的清官。到底如何,我無從判斷,也無需細究,因為這是細枝末節,無關本題。

張居正的失敗是註定的、當時的社會背景及朝庭掌權的絕大多數都反對,無論閹黨餘孽,還是被後世文人吹上天的東林黨繼承者的清流。張一死,張提拔的官員紛紛被免被貶,反對派秉政,生前推行的新政相繼廢除,十年成果化為烏有。一切恢復原樣,黃河氾濫無人治,戚繼光被逐後於萬曆十五年去世,邊防軍腐敗如故,守舊的士大夫,宦官,鄉紳一個個額手稱慶。

至萬曆十五年,十年新政積累的庫銀消耗一空,只好加大橫徵暴斂,致民生凋蔽,盜匪四起,邊患重重,更可怕的是努爾哈赤不知不覺崛起於東北。這一切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未引起一人重視。皇帝耽於享樂,大臣陷於黨爭,一個個醉生夢死。帝國的車輪一步步向懸崖接近,直至崇禎帝自縊煤山。這倒也罷了。

關健是廢棄張居正的改革,失掉了歷史給予中華民族自我革新的最後一絲機遇,中斷了晚明商業社會的興起和資本主義的萌芽,錯過了由農耕社會進入工業社會與世界同步的機會。開始了三百年的淸王朝僵化封閉統治,最終使中國大大落後於西方,遭受近代百年屈辱。

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萬曆十五年西方發生了什麼。這一年,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伐英國,反被英國海軍打的全軍覆沒。這得益於英國內政的改良和變革。戰勝西班牙,奠定英國海上覇權,發展資本主義,接看工業革命、民主憲政、文藝復興等等,使之一躍而成為世界老大、經濟中心,開始了殖民世界的步伐,最終成為日不落帝國,領導世界數百年。

一個國家的體制僵化、發展停滯,缺乏活力,必須改革。成功則興旺發達,不徹底則江河日下,不改革或失敗則墜入深淵。

風起於青萍之末.......

這正是黃仁宇先生寫《萬曆十五年》的動機和初衷,也是給我們的啟示吧。





武丁仗劍決雲霓


《萬曆十五年》由黃仁宇著作,1982年和1983年兩次被提名為美國圖書獎歷史類好書。
著名作家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稱讚《萬曆十五年》“具有卡夫卡小說《長城》那樣的超現實主義的夢幻色彩。


2017年電視劇《人名的名義》大火,劇中“高育良書記”多次提到《萬曆十五年》,使《萬曆十五年》又火了一把。當時出於好奇,為什麼這書這麼火,好奇萬曆十五年究竟發生了什麼?,自己也買了一本來看。


看了才知道,在《萬曆十五年》中,黃仁宇老先生圍繞著張居正和申時行展開詳述的文官集團,是他個人以“道德”代替“法律”這一觀點的論據而已。讓人人哭笑不得是,電視劇《人名的名義》把《萬曆十五年》包裝成了一部官場指南書,官場商人必看書,又重新進入暢銷書排行榜。


但全書難以連續閱讀,我自己看時很慢很慢,慢到有時候幾個小段落,我都花上半小時。我看網上,有網友是這麼分析這本書的。

《萬曆十五年》當初是用英語編寫給外國人看的,有讀者分析,作者與新中國有30年的隔閡,不適應新中國的語言習慣,所以改用漢語出版時讀起來滿嘴的“翻譯腔”,領國內讀者梗骨在喉一般的讀的不舒服,所以很慢堅持閱讀下去。

而萬曆十五年究竟發生了什麼?答案正如這本書的英文書名一樣——《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什麼也沒有發生”。

書中有各種瑣碎的例子,如萬曆皇帝和鄭貴妃在的寺院拜謁神佛、張居正丁憂回鄉儀仗裡的火槍手、戚繼光既是一介武夫,又頗通文墨、還有語出《莊子》的《止止庵集》流傳後世、以及只有在母親生日時才會買兩斤肉苛儉成癖的海瑞,這些都是作者從各種資料中爬梳出來的逸聞野史,也可以說萬曆十五年什麼都發生了,什麼也沒發生。

這些瑣碎的例子體現作者的大歷史觀,看書的過程中還是能能感受到萬曆皇帝問難首輔時的不甘心,以及申閣老左擋右推、老奸巨猾的下屬大耍“太極”功夫。


作者用倒敘手法,將“朝廷儀式、宮廷生活、地方政府、邊疆防禦、軍隊戰術、武器、補給系統、控制用水的工程、稅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業的本質、城市商人的業務範圍、官僚的生活、他們的哲學、甚至於他們的超自然信仰”精心安排在一年的時間線索內,把一個時代中幾位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經歷整合在一起。

有網友把《萬曆十五年》和《明朝那些事》進行對比。

其實《明朝那些事》是白話戲說版的明史,且不說嚴不嚴謹,在泛娛樂化的今天,自有推廣歷史閱讀的意義。

但《萬曆十五年》正如文中所言,它是見微知著的,黃仁宇老先生的大歷史觀是自成體系的。對於習慣歷史書枯燥敘事,角度單一的我們,閱讀體驗是顛覆性的,很有啟發的,我覺得很有開拓思路,讓我們打破對歷史書的刻板印象,原來歷史書還可以這樣寫,這應該是《萬曆十五年》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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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小姐


《萬曆十五年》一書中,文官和人民,並不是利益共同體,更多時候,還是對立的,只不過時不時會有些“直腦筋”的“叛徒”出現而已,但也不能這麼簡單地理解。貼切一點的話,人民、文官集團和皇帝,三方的關係,有點類似於剪刀石頭布,皇帝在表面上,自然是文武百官之上,但又必須將人民利益放在最上,因此,“民意”或者“為國家好”自然成了文官集團“綁架”皇帝的利器。而一個“教義”或者‘信條”,能受到某一群體的推崇,其原因,一定是符合這一群體的利益。文官集團在這場剪刀石頭布中的博弈能夠勝出,是靠得遵循符合他們“陰”的利益訴求的“教義”作為砝碼。

海瑞作為文官集團的一員,又是規則的挑戰者,其挑戰的方式,是徹徹底底的原教旨主義。他一絲不苟、逐字逐句地執行著孔孟聖經,但諷刺的是,文官集團雖然以孔孟教條自居,但對教條從來是以工具視之,其弘揚、遵循與否,取決於與自己的利益相符,以海瑞之極端,毫無疑問是被當作豬隊友的。海瑞最出名的,便是那封對嘉靖帝口無遮攔、準備好自己棺材的奏疏。海瑞在此戰中佔得便宜,此後以名節對皇帝相要挾,便成了慣數套路,用黃仁宇先生的話說,就是海瑞並非不懂“陰陽之術”之精微深奧的。靠這個套路,其又在隆慶帝上任得以釋放出獄後,成功挾得在蘇州的要職。

作為原教旨主義者的海瑞,掉進蘇州這塊肥地,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一個攪局者。但師出同門,是以海瑞並無跳出時代所束的思想格局,甚至不進反退,只是遵循復古之道。在解決官司時,和歷朝歷代的官僚所遵循之法並無二致,以道德凌駕於法律之上,儘管他將道德劃分得如此細緻,如何合乎情理,卻註定逃脫不了聖人言的道德框架。事實上,以法制高度要求海瑞這個人物,本身就是苛求.海瑞的結局並不令人意外,他的嚴於律人,苛於律己的終身準則,也沒能影響到誰。至與300多年後意外被披上的主義戰衣,成為了愚公般的寓言,則並非所願了。

萬曆以天子之尊,張居正以獨裁者之能,申時行以和事老之練達,海瑞以原教旨主義者之偏執,戚繼光以戰神之功偉,李贄以哲學家之叛逆…,最終,都是固若金湯的文官集團的手下敗將,直至今日,它依然籠罩著我們。

用作者的話來說,中國過去的官僚體制,常常會以道德來代替法制,拿現在的話來說,這就算道德綁架!人們的行動全憑儒家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結果就是導致社會發展也受到了限制。眾人的創造力得不到很好的發揮,這樣即便是道德上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也無法彌補技術上的不足,這也是中國兩千年大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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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是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1976年用英文完成的,英文名即為《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萬曆十五年,亦公元1587年。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這本書融會了他數十年人生經歷與治學體會,首次以“大歷史觀”分析明代社會之癥結。本書完成於1976年夏天,正是“文革”結束那年,中國準備與世界接軌。作者並以此書提醒國人,封建王朝的失敗是註定的,試圖恢復故態絕無可能。

在《萬曆十五年》一書中,黃仁宇採取了傳記體的鋪敘方式,敘述了當時的幾個重要人物:萬曆皇帝、兩任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清官海瑞、名將戚繼光、哲學家李贄等。最後這幾人沒有一個功德圓滿,或身敗,或名裂。即便側面提及的人物,也統統沒有好結果。作者用近乎平淡的筆觸,淡然勾勒出所有人的困境,指出這種情形,斷非個人原因所致,而是當時的制度已山窮水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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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文化領域創作者,我喜歡文化,熱愛文化。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會現。針對這個問題,以下是我的觀點和分享,希望能對大家有所幫助:\r

相對而言,只要戚繼光正確務實,他知道怎麼在既定條件下發揮最大效果,在社會限制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

因而儘管他沒有

成為完人,但卻是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r

個人只要習慣社會才幹改動社會,不能太急進要恰當退讓,這個定論關於咱們個人前行有著極大的啟示。怎麼以社會各方可以承受的條件持續推進改革,怎麼在急進與保存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則是咱們執政者應該考慮的重要問題。\r

以上就是有關於我的全部分享,希望能給大家帶來幫助,也同時希望大家能學習到更多的文化,全面提升自我文化知識,提高自我素質,擁有一個豐富多彩的明天。\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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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作者黃仁宇,以他眼中的大歷史觀,以“萬曆十五年”這個時間節點,,給明帝國進行了全方位把脈,立體再現了一個王朝從鼎盛走向衰敗的歷史過程。

黃仁宇提出:中國兩千年以來,以道德代替法律的“人治邏輯”,在明代達到頂峰,而這正是一切問題癥結所在。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封建官僚政治的弊端顯現無疑,社會矛盾失控,經濟發展受到極大阻礙,大明帝國的衰敗和倒塌無法避免。

作者想告訴讀者的是,歷史的進程不是以哪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便他是貴為皇帝,對波瀾壯闊的社會和歷史進程也是愛莫能助。我們每一個人所能做的就是認清現實,跟上時代步伐,才能不被時代拋棄。



我打江南走過


華裔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畢生都在倡導“大歷史觀”,《萬曆十五年》是其影響最大的著作,這本書所寫的歷史,告別了以往傳統歷史書籍給人刻板的印象,讓我們看到了歷史書還能這麼寫。

《萬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徵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明朝的也發生了若干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上雖似無關緊要,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間關係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作者將萬曆皇帝、首輔申時行、海瑞、戚繼光等這些人物,以萬曆十五年為基本座標,將這些歷史人物放到大歷史觀中一一照進,從而看到萬曆十五年是明朝由盛轉衰的伏筆。

過去關於明史,幾乎都說是“稅重民窮”的說法,但《萬曆十五年》則指出:明朝的全國稅收總額並不過重,而導致民窮的根本原因則是法律的腐敗和政府的低能。如此等等較為新穎的觀點,讓我們有不同的視角去看待歷史,這也是“大歷史觀”的時代意義。







平江視界


萬曆是一個可悲的皇帝。年少時不懂為什麼一個前十幾年勵精圖治的皇帝,會在後二十幾年懶散怠惰,揹負上明亡實亡於萬曆的鍋。如果一個人確信自己的努力確實是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現狀,那努力就會失去動力。萬曆是帝國名義上的統治者,但實際上只是一個處置國事的權威性象徵,一種制度所需要的產物。真正掌控帝國的是歷時兩百年發展成熟的文官集團,他們以道德為說辭,要求皇帝誠意,力求將皇帝的行為規範在四書五經設定的框架裡。然而以孔孟聖徒自我標榜的這群人本身,則大部分是知行分離的虛偽者,明為天下黎民,實為個人利益,以道德作為工具(而不是法律),操縱著國家的命運,任何和文官集團共同習慣,利益不能相符的改革,註定要失敗。文官集團的內部又有所分化,按理想與現實來看,一部分人純粹將以四書五經為代表的道德當做升官發財的工具,一部分人嚴格要求自己踐行儒家的宗旨(代表自然是海瑞),更多的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官員(諷刺的是,這未嘗不是儒家所提倡的中庸);按社會關係來看,又分為老鄉,同窗,師徒等。這種分化使得文官集團內部也不斷的鬥爭,進而造成帝國行政效率每況愈下。張居正(明代最傑出的政治家)企圖抹殺掉這種分化,讓所有文官按照他的意志來行事,這是註定要失敗的;其繼任者申時行則主張調和政策,努力維繫著文官集團的內部以及文官集團和萬曆的和衷共濟,在他因立儲一事而儲被迫離開文淵閣之後,調和已經變得很困難甚至於不可能,黨爭逐漸激烈,在天啟和崇禎年間達到頂峰,帝國的崩潰只是時間問題。萬曆是看到這一點的了,但他本人就是在文官集團的教育下長大的,他已經沒有權威和能力來使得整個文官集團對他絕對服從,他縱然可以掌控任何一個官員的生殺予奪,但他沒辦法對付整個文官集團,他所採取的策略是消極應對,不上早朝,拒絕遞補官員職位。在其御宇的某些時期,六部尚書一度無法湊齊,高級官員的職位空缺嚴重,這相當於扼殺了官員晉升的途徑,使得他們努力考取的功名毫無意義,以此作為對文官集團的報復,這自然無可避免使帝國陷入更深的危機。

當一個系統無法進行自我革新和修復,就代表它消極的一面已經積累足夠的量而產生了質變,形勢已不可逆轉,此為必然性,而努爾哈赤崛起於白山黑水中,則是偶然性,必然催生偶然,偶然促進必然。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和唯物史觀是相近的,都認為少數幾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有限的,而群眾運動才是更為主要的因素,全書雖然以六個人的視角展開,但實際上都是在講成熟了的文官集團給明帝國所帶來的影響,上至天子,首輔,下至武將,思想家,統統不能擺脫文官集團的控制。而文官集團本身又是無數矛盾的集合體,而以道德代替法律的立國根基,已經無法實現矛盾的調和,即使沒有努爾哈赤,明帝國的滅亡也是理所應當的。

萬曆十五年,丁亥次歲,表面上似乎四海昇平,平平淡淡,而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

以上是對於本書內容的一個評述。下面談談對於個人生活而言,我感觸最深的一點。

正如上述,一個系統如果產生了壞的質變,則無法自我修復和革新,它的坍塌成為必然。對於人也是這樣,我們很有可能在每一天都看似平平淡淡的生活中,都在不斷積累著某些消極的東西,以至於在將來的某一天,當壞的質變發生了,也許是身體疾病,也許是思想問題,也很可能是理想再也無法實現,我們才幡然醒悟,原來看似光鮮的生活已經到了如此地步。那麼如何去發現這些消極的東西,而去改正呢?我想唯一的辦法可能還是要時常的自省,對自己近期各個方面的狀況做透徹的分析,是不是有所偏離?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東西正在積累,及時發現,及時整改,畢竟個人的慣性還是要小一些的,發現的及時,整改成功的可能性也更大。

次日增補

評論區有人說我抄書,我也從沒說我沒抄,某些句子確實就是原文的句子,但你要說我全是抄的,我懷疑你沒看過原著。這篇隨筆就是對原文內容的一個總結,以及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加粗部分)。我一個外行人,無意從學術的角度去評價這本書,我只是覺得這本書想展現的一個觀點確實給了我很大的警醒,為何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每一個有志於真正改變帝國的人,都如此的努力,但卻無法扭轉帝國的頹勢?這個問題,對每一個組織,每一個系統,對每一個人都有深刻的意義,僅此而已


酷酷功夫


人只能是社會的一分子,人只是社會這個大舞臺上的演員。誰不明白這一點,誰就註定失敗。張居正不講代價企圖以激進改革對抗整個文官集團,申時行不講原則企圖以妥協手段對抗道德,海瑞則想以道德樣本對抗社會現實,李贄希望以個性自由對抗社會習俗,他們都註定失敗。萬曆皇帝在道德壓力與文官阻力的雙重攻擊之下也只能消極無為。\r

相對而言,只有戚繼光明智務實,他知道如何在既定條件下發揮最大作用,在社會制約中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因此雖然他沒有成為完人,但卻是流芳百世的民族英雄。\r

個人只有適應社會才能改變社會,不能太激進要適當妥協,這個結論對於我們個人前行有著莫大的啟示。如何以社會各方能夠接受的條件繼續推進改革,如何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則是我們執政者應該思考的重要問題。\r

不誇張地說,讀懂了《萬曆十五年》便能讀懂曾經的中國,也能讀懂中國應向哪裡去。這正是《萬曆十五年》的重要價值,也是它長盛不衰的主要原因。如果能借鑑此書的啟示,處理好道德與制度、官僚與人民、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那麼中國將會如黃仁宇先生所願“徹底創造歷史”。


一日二日萬幾


黃先生實質上回答了李約瑟難題。帝國的轉身是系統性的推動力,帝國一旦轉身,則很難迴歸上升通道,重新走回上升通道,需要漫長的歲月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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