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連閃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在中國可算是家喻戶曉了，對於不少中國人來說，這本書“卡夫卡式”的夢幻筆法，既讓他們讀來頗感輕鬆愜意，也滿足了他們對明代歷史的好奇心。

（《萬曆十五年》穩居噹噹網歷史類暢銷書榜首）

而伴隨著這本書的暢銷，本書的作者——黃仁宇也走進了人們的視線當中。

俗話說，每一個人光鮮亮麗的背後，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隱情。黃公也沒能例外，因為就在《萬曆十五年》這部書於1976年問世的前夕，黃公被他所任教的紐約大學分校辭退了。

而更讓他感到苦惱的是，當他試圖詢問原因時，對方含糊其辭的加以回絕。那麼黃公為什麼會被美國大學辭退呢？

有人認為，這是因為當時的美國受到了“石油危機”的影響，國內經濟不景氣，所以才要進行裁員。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可是筆者認為，黃公之所以會遭遇教育生涯的“滑鐵盧”，與他個人也有很大的關係。而通過其回憶錄《黃河青山》與葛兆光等大師的解讀，我們逐漸找到了答案。

（葛兆光先生）

考核不過關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美國大學，對任教教師多采取一種較嚴格的考核制度，在這項考核制度中，既有對教師的科研成果作出一定硬性要求的內容（例如在一定時間內要發表幾篇論文，寫幾本書等），也有定期調查學生對教師的評價來作出黜用抉擇的相關規定，而黃公毫無例外中招了。

因為，自經余英時先生等指點撰成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後，黃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未發表過有影響力的學術研究成果，而黃也隱約感到了這樣一種危險。但命運似乎又為他打開了一扇門，機會來了。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他與費正清的相識之後，當他結識了中國史研究學者費正清教授後，經過一段時期的交往，費決定幫助黃。於是，在費等人的幫助下，他們為黃爭取到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資金支持，但他必須拿出相應的“東西”來。

黃自然積極準備，他用兩年半的時間仔細閱讀了《明實錄》，並作成了關於明代財政研究的書稿。但是，他有關明代財政的研究並未得到費的認可，這件事也最終不了了之。這些書稿未能及時結集出版，而高校考核的大網也趁勢收緊了。

（黃公晚年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黃為書稿找不到出版社而焦慮時，學生們又“造起了黃公的反”。黃所執教的大學中，學生們不僅對中國史課程內容興味索然，還難以理解其晦澀的“大歷史”等理論和分析方法。

筆者認為，這或許與他的語言表達能力有限有關，但它們的確使黃的處境更加艱難了。這場風波沒過多久，黃便遭遇了失業的挫折。所以，學術成果未達標與學生抵制的共同作用，無疑是黃被辭退的一大重要原因。

跟費正清等沒搞好關係？

葛兆光先生在閱讀《黃河青山》的過程中，認為黃之所以被辭退，與他和費正清等存在極大的學術分歧有關。

（“中國通”費正清先生）

黃認為，在與費等共事過程中，他發現其分析問題多喜採用“顯微鏡式”的研究視角，而缺乏“宏觀的眼光”。但黃認為，自己的研究方法，則在二者之間找到了極好的平衡。黃既關注上層政治體制的運轉，也重視底層社會與上層的互動。黃期望用“數目字”來管理社會，以避免過多的資源被浪費。這些觀點或多或少都與費等產生了一定的衝突，而費對黃有關明代財政研究的一系列觀點的反對便是這種分歧最好的反映。

（這些曾被費等冷落的書稿，後彙集成了《16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

於是，這種學術上的分歧逐漸波及到了生活，雙方關係出現了降溫，而這種降溫也影響到了其上司對黃的考核，所以在葛兆光先生看來，這也是一間接之作用力。

黃“說了毛主席的好話”

韓毓海教授在他的大作《五百年來誰著史》中曾提及，黃公遭遇解職之辱是因為他“說了毛主席的好話”。那麼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的確，黃在《我相信中國的前途》等書中曾多次闡明自己對當下中國進步與開放的信心。

（韓著《五百年來誰著史》一書書影）

而在黃的其它一些研究或隨筆中，也不乏有他對於中共組織動員機制的讚歎。可是，筆者認為，黃對中共的認識等，本身還是其“大歷史觀”研究方法的一種應用，這種研究方法的運用與其支持不支持中共的政策無關。換句話說，“說毛主席的好話”這一問題，說到底還是一個學術上的分歧，所以韓這一觀點還需具體看待（但不管怎麼說，韓的觀點畢竟豐富了我們對於黃被解職這一事的認識，韓的研究也對我們進一步瞭解黃的治學特點意義極大）。

參考文獻：黃仁宇《黃河青山》 三聯書店 2013年6月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三聯書店 2006年6月

葛兆光《黃河依舊繞青山》——《本無畛域—書評七篇》 海豚出版社 2010年11月

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九州出版社 2011年11月

歷史研習社

關於解聘這件事，黃仁宇教授本人的回憶錄《黃河青山》（Yellow River and Blue Mountains）把來龍去脈都說得非常清楚了。

那是在1979年的3月27日，黃仁宇接到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Paltz，NewYork）的校長考夫曼博士的電話，通知他學校將於次年8月31日正式解聘他。

那麼，黃仁宇為何會被解聘？是因為當時他沒有論著成果？還是有人看他不順眼呢？

就解聘的理由，黃仁宇也在《黃河青山》給出了明確的說法。

根據黃仁宇所言：

這段話說得很清楚。黃仁宇被解聘，主要是由於紐普茲調整了預算，要進行人員縮編。

因此，最終解聘的人員，不只是他這位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同期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也都被解聘了。

最後留在紐普茲歷史系的13名教員，都是教授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的老師。

以上就是黃仁宇教授被解聘的大概過程和原因。

HuiNanHistory

美國大學有句話，叫：“不出版就出局”或“不發表就發黴”。黃仁宇先生就對這句話有很深的感受，他就是因為這個受到了“奇恥大辱”，那就是被大學解聘。

據黃仁宇在自己的回憶錄《黃河青山》中的回憶：後來爆得大名的《萬曆十五年》一書1979年12月才被耶魯大學出版社接受，此時他已被任教的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解聘半年多了。

這是為什麼？是黃仁宇的學術水平不行嗎？不，這是因為距黃仁宇1974年底在美國麻省劍橋出版《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已經5年多了，期間他一直沒出書。按照美國大學的FTE(Full Time Equivalent) 考核來說，這是嚴重的不合格。此前黃仁宇出版過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但那些偏門的學術論文發行量極少，據黃自己說，他的《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一書只賣了850本，哪像在中國一賣就幾萬本的成績。

這5年中，黃仁宇不是沒寫書，他還是很勤奮的。他寫了一本《中國並不神秘》的著作，渴望能在出版後吸引那些對中國感興趣的學生，充當教科書；可是，他失望了，他找了好幾家出版社，都沒人出版。他把書稿寄給中國學權威費正清，希望費正清能寫篇序，促進此書的出版。可是，費正清說，“我比較希望你請杜艾特·柏金斯寫序”，等於變相拒絕了給他寫序。

1976年，黃仁宇著手寫作《萬曆十五年》一書，他自認寫出了新意，可是在出版時又遇到了麻煩：商業出版社覺得這適合大學出版社出版，大學出版社又覺得這內容應該由商業出版社推出。所以，直到1978年6月份他被解聘時，這本書仍未出版。

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冷戰導致中國歷史還不是熱門學科，美國大學生們選修了黃仁宇的課程，但去上課的寥寥，黃仁宇不得不挨個給學生寫信，勸他們要麼別選修，要麼人按時來。當時的大學生正是自由主義思想盛行，誰聽他的呀。

那麼，惡果來了。一，黃仁宇已經5年沒出版過著作；二，黃的課程很少有人選修。按照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的FTE考核規則，得分很低，所以黃仁宇被解聘。

黃仁宇通過黃苗子把《萬曆十五年》推薦給中華書局。經過審查和潤色，《萬曆十五年》中文本於1982年5月在中華書局出版，初版就印了27500冊，很快就銷售一空，轟動了海峽兩岸。黃仁宇的思路和文風，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的學術書籍寫作風格，可謂功不可沒。

迷樓

其實黃仁宇之所以會被美國的大學辭退，主要還是與他自己的生平作為有關。我們不妨從黃仁宇的生平說起。

黃仁宇1918年出生於長沙。18歲以前，黃仁宇都是在家鄉度過，後來，他就讀於長沙很有名的一所中學。1936年，十八歲的黃仁宇考進天津南開大學工程系讀書。

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爆發了盧溝橋事變，日本軍隊開始全面侵略中國。面對亡國滅種的危險，黃仁宇沒有繼續讀他的工程系，而是決定去中央軍校讀書，成為一名軍人，保家衛國。1943年，黃仁宇加入了著名的中國遠征軍，開始在雲南同日本軍隊作戰。但不幸的是，他在緬甸的一次戰役中身負重傷。年輕時候的黃仁宇，本來打算成為一名職業軍人，發誓想做中國的拿破崙。可是，因為這次負傷，黃仁宇只好離開軍隊。

心灰意冷的他決定去美國繼續讀書深造。1964年，也就是黃仁宇46歲的時候，他在美國密歇根大學獲得了歷史學博士學位。博士畢業之後，黃仁宇開始在美國大學裡教書。不過，因為黃仁宇早年當過軍人，上過戰場，這些經歷讓黃仁宇意識到，作為歷史學者，他的職責不能僅僅是給學生上課，還要注重歷史對現實的影響。所以，黃仁宇花費大量的時間，用一般美國老百姓都能看得懂的寫作方式，為報紙寫專欄文章，還四處到各地方為大眾進行演講。這些經歷，鍛鍊了黃仁宇的文字寫作的能力，所以，他晚年才能寫出《萬曆十五年》、《中國大歷史》這樣有份量的作品。

可是，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黃仁宇花費大量精力寫專欄文章，就不可能有很多時間去做歷史研究。因為長期沒有出版自己的研究著作，1979年夏天，黃仁宇被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解聘。已經61歲的黃仁宇瞬間失去了生活的來源，也讓黃仁宇在美國學術界抬不起頭來，被人歧視。

為了贏回尊嚴，黃仁宇加快了《萬曆十五年》作品的寫作，而且，他下決心要讓自己的作品既有思想，也可以吸引人讀下去。1980年，《萬曆十五年》正式出版，出版之後立即在美國成為暢銷書。後來被翻譯引進中國，人們甚至把黃仁宇和寫《還珠格格》的臺灣作家瓊瑤相提並論，稱他是“歷史界的瓊瑤”，可見他的書流傳之廣。

我們設想一下，假如黃仁宇在61歲的時候，沒有被美國大學解聘，可能他的《萬曆十五年》還要拖延很多年才能出版。黃仁宇的經歷告訴我們，人的一生很長，我們不能在乎一時的得失，只要一個人願意朝著一個方向努力，不放棄自己的目標，總有一天，他能有所成就，贏得大家的尊敬。我想這也是黃仁宇坎坷的一生，可以給我們帶來的啟示。

兮兮說事兒

《萬曆十五年》是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我在讀研究生的時候曾經認真讀過，黃仁宇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中國明史方面的專家學者。

黃仁宇出生於1918年，今年是他100歲誕辰，他是湖南長沙人，18歲考上了當時很有名的天津南開大學。曾經做過10年國民黨的下級軍官，後來投入到學術研究中。1964年，黃仁宇在密歇根大學獲得歷史學學位，導師是余英時。黃仁宇是一個平民化的史學家，繼承了大史學家錢穆的行文特點。主要著作除了《萬曆十五年》外，還有《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

博士畢業後，黃仁宇曾經在南伊利諾伊大學任教，1968年到1980年曾經任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教授。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在美國並不是非常出名，是個三流大學，但是卻把大名鼎鼎的黃仁宇給解僱了。

在黃仁宇的回憶錄中曾經寫到這樣的細節，1979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參加《劍橋中國史》撰寫計劃制定的黃仁宇受到了紐約州立大學NewPaltz分校考夫曼博士名的信件，信件上說黃仁宇的教職將於1980年8月31日終止。而之所以要辭退黃仁宇，原因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根據後來的記述，黃仁宇被辭退的原因第一是因為他不夠受到學生的歡迎，選修他課程的學生不多，另外他當時出版的著作不夠。說到底，黃仁宇在美國高校的考核制度下並不合格。

當時的黃仁宇已經到了花甲之年，他還要撫養11歲的兒子，當時黃仁宇陷入了困境，雖然他找同事，找學校，找工會，甚至找過失業救濟處，上上下下官僚化的語言淹沒了他，結果是不可更改的，他被自己曾經稱讚的美國理性主義的高效體制所拋棄了。

科壇春秋精選

學校不續約大概是每個學術人最大的噩夢之一吧。黃仁宇是在解約之後的1980年，滿腔悲憤寫下回憶錄，關於解聘前後心情幾乎貫穿全書，雖然著墨並不多，且講述不連續，散見於經歷回憶和歷史剖析中。感慨唏噓之餘，急切想知道解聘之後黃仁宇怎麼辦妻兒怎麼辦，著急忙慌看下去，終於全書近尾略有提及。

黃仁宇屢屢提及命運預定說，大到歷史人物，小到自身經歷。“如果航空公司職員沒有讓特定的兩位人士在特定的班機上緊鄰而坐，我很可能避免被解聘的命運。”這兩位特定人士，一個是他在密西根讀博士的指導老師余英時，一個是他後來的上司，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New Paltz地理與區域研究系的系主任Peter Wright。Peter Wright正想招人而未果，余英時於是推薦了黃仁宇。“只要一想到在當年的芝加哥機場，余英時和Peter Wright扣好安全帶準備起飛的一剎那，我就更加相信命運的力量。兩個相鄰而坐的陌生人，在其後數分鐘開始閒聊，就此決定我和家人未來十年的命運。”

黃仁宇在New Paltz待了12年，取得了終生教職，但不曾想紐約州立大學並沒有終生教職的有效保證。“你的教職之所以終止，是由於人事縮編所致。”噩耗傳來，對一家人打擊極大。“那天傍晚GAYLE躺在床上，不發一語。我想躺在她旁邊，但她動也不動，沒有挪出空間，我只好躺在床邊，同樣不發一語。我們同樣的姿勢一定維持了很久。天暗下來時，我聽到傑夫在客廳走動的聲音。雖然他沒有晚餐吃，但也沒來吵我們。”這一段描述真是悽慘之至。 黃仁宇無法釋懷，不能原諒自己。“我被解聘了。這是侮辱，也是羞恥。這個事實會永遠削弱我的尊嚴，有人主張我應該忘掉這整件事，全心投入創作。說這話的人不曾站在我的立場，我無法忘記這件事，因為別人也不可能忘記。無論我到哪裡，似乎都貼著不名譽的標籤，我被迫採取手勢，但又沒有反駁的機會。有能力的專業人士永遠不可能被解聘，這是大家的預期。失敗就是不名譽，沒有人會替你找藉口。在大眾面前，我沒有能力去保護內人和小孩。”

與解聘相關的，一個是出版，一個是教學。“在稅制專書出版後，我就再也沒有出書。同時已開始傳言，我雖然寫出兩部書稿，卻缺乏付梓的價值。”書中很大篇幅描述了黃仁宇如何週轉於出版社和鼎鼎有名的審稿人之間，由於研究方法和觀點的分歧，遲遲不能獲得首肯出版。他感嘆在常青藤名校構築的金字塔底層生存的艱難。等《萬曆十五年》終於被出版社接納，已是解聘通知半年後，正式出版以及翻譯成多國語言更在離開NEW PALTZ之後。

“我的FTE不但跌倒可笑的水準，而且五年來一直都沒有出版書。”FTE（full-time equivalent）全職教書等量單位，直接與工作保障相關。假設有5000名全職學生，每個人修滿15個學分，相乘就是7.5萬學生-學分。假設有250個全職教師，理論上他們要平分教書負擔，即每個教師300個學生-學分，開設3、4門課共100個學生。理想狀態下每個老師的FTE是1。黃仁宇的FTE從來不曾超過0.4，很多時候甚至遠低於這個數字，主要是註冊的學生人數過少。“只要學生連續缺席幾次，我就設法聯絡他們。我的學生一開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丟掉任何一個”。“在不景氣時，入學人數很重要。我們不比符合即使需求的經濟學、社會學等‘強勢’學科，我們這些‘弱勢’領域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學生的需求。……我可以向現實屈服。我可以減少閱讀的分量，降低考試的難度，分數給得比較寬鬆。這些我都可以調適，但一切總有個限度。我絕不可能教我自己認為錯誤的內容，課程內容即使稀釋，也必須仍在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範疇內。……不論學生如何毫無準備，學習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學生一定要學會一點東西。我不可能只因為學生有註冊就讓他們過關。

”遭遇不合理的解聘，怎麼辦？本可以申訴，但黃最終放棄了，“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我不得不放棄。但是，如果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我一定會被視為懦夫。我將符合一般人對中國佬的刻板印象：四處含糊其辭地抱怨，但必要時卻儘量避免正面迎戰。”

以上就是黃仁宇先生自傳中對於解聘原因的第一手解釋。。。

包大人玩科學

最近的一些文章，又開始炒作黃仁宇被解聘事件。我這裡先闢幾個謠，然後再說明下背後的真實原因。

闢謠

1. 有人說黃仁宇是從紐約州立大學退休，英文維基就這樣講，不少媒體也採信了。

其實，維基是為尊者諱的說法，畢竟黃仁宇自己覺得這樣的事情很不光彩。但其實他自己說得很清楚：“不是屆齡退休，也不是提前領到養老金而退休，而是被紐約州紐普茲州立大學(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NewPaltz，NewYork)所解聘。”

2. 有人說黃仁宇是因為考核沒有通過，發表數量不夠，教學情況也不理想。

這也是以訛傳訛的說法，主要是對美國教授制度不瞭解。當時，黃仁宇當時已經是終身教職了。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正教授，到1979年春季為止，已在紐約州立大學連續任教十年，一般稱為‘終身’教職。”獲得終身教職的教員，正常情況下就是鐵飯碗了。隨便做什麼研究，教什麼課。其中的理想，就是為了讓資深地教授，可以心無旁騖地追求自己的研究。當然，如果發生了重大學術違紀，學校還是可以開除的——當然黃仁宇也不是這種情況。

3. 還有人說，黃仁宇是因為得不到費正清的支持，所以才被解僱。

這就更是亂講了。費正清一個哈佛的教授，怎麼就管到紐約州立了。黃仁宇的學校雖然不咋地，相當於國內二三本吧，但再怎麼樣也是一個獨立運行的大學。而且，黃仁宇在歷史系供職，他是歷史系唯一東亞方向的教員；決定解僱他的人和東亞研究沒有任何瓜葛——事實上，他們也看不上東亞研究的教授。總之，費正清能量再大，和黃仁宇的解僱沒有直接關係。

那麼，為什麼黃仁宇遭到解聘呢？

黃仁宇自己講了，就是大學縮編了，美國史、歐洲史以外的人都不要了：

“我被解聘時，是紐普茲唯一教授中國歷史和日本歷史的老師。和我同期被資遣的還包括教拉丁美洲歷史、俄羅斯歷史、中東歷史的教師。而教非洲歷史、印度歷史，還有一位教日本歷史的資淺教師，則在1976年被解聘。留在紐普茲校園的，是十三位全職的歷史系教師，全都教美國史、加拿大史及西歐歷史。”

也就是說，這個大學決定，不是北美、西歐歷史的教員，統統不要了。黃仁宇自然被裁員了。

這時黃仁宇已經62歲了，再找工作，再申請研究經費本來就比較困難了。這個時候，他發表數量不夠，和費正清等大佬之間的分歧，使得他很難再謀到一份教職。

在野武將

我是薩沙，我來回答。

很簡單，他不符合美國大學的要求。

在美國，任何行業都有自己的遊戲規則，也會有不斷的考核。

以美軍招收新兵為例，想要進入部隊，就必須進行一個考試。然後，根據分數的高地，給你區分具體的崗位。以海軍為例，核動力艙的維修士兵分數最高，炊事兵、理髮兵分數最低。

同時，和美軍簽訂4年合同以後，定期就有嚴格的考核，無論男女老幼都必須參加，上到五星上將，下到普通大兵。如果考核不及格，就是降級甚至趕出軍隊，一切應該享受的退伍福利也就沒了。

這種制度，讓美軍大兵時刻保持一定的鬥志和水平。

軍隊如此，大學當然也是這樣。

對於大學教授來說，有最低程度的三項要求：論文數量、出版數量、學生對老師的評價或者選修課的數量。

但黃仁宇寫書是不錯，學術方面就差了，教課更是不行。

從提交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以後，黃仁宇常年沒有什麼高質量論文出版。

就出版來說，必須是學術性著作，而不是小說或者通俗著作，所以黃仁宇出的書都不算。

更倒黴的是，黃仁宇講課能力不強，學生上課感覺枯燥乏味，對他評價不高。

於是，根據美國大學的考核標準，黃仁宇就被取消了紐約州立大學紐普茲分校（三流大學）終身教授的職務。

美國不是中國，不會開個後門，送個禮就有辦法，人家管你是誰，考核不達標就完蛋。

最後送一個小故事，給大家樂一樂。

金庸原本被劍橋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但是他想要申請攻讀一個真正的博士學位。校方告訴他不用了，因為榮譽博士排名在一般教授和院士之上，地位比校長還要高，不需要如此大費周章讀博士。但是金庸不同意，還是堅持攻讀一個博士學位。既然如此，校方就組成了一個委員會，由二十多位教授審核他的論文題目。

金庸最初打算從匈奴問題入手，因為中國學者認為在漢朝時，衛青、霍去病跟匈奴打仗，匈奴兵敗，就遠走歐洲。但西方學者不同意這種說法，他們認為匈奴實在東亞、西亞和中亞獨立發展出來的一個民族。二十多位教授當中有一位正是這方面的專家。他用匈牙利語發言，金庸只好說自己不懂匈牙利語。教授說這些資料已經翻譯成法文和英文了：“如果你去匈牙利，我可以推薦你。你可以念三年匈牙利文再來研究這個問題。”金庸說自己因為年齡問題，恐怕有心無力，只好放棄這個題目。

金庸又想到寫一篇有關大理怎樣成為一個國家的論文，讀過《天龍八部》的人估計都有這種印象，覺得金庸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且他還是大理的榮譽市民，他覺得西方學者對大理方面的研究應該瞭解不多。但是二十多位教授聽完金庸報題後，其中一位嘰裡咕嚕說了很多話。

金庸又說聽不懂，教授說自己講的是藏文：“本來南詔立國是靠西藏的力量來扶持的，所以大理等於是西藏的附屬國。後來唐朝的勢力擴張過去，才歸附唐朝。大理跟西藏的關係是很深的。”金庸既然不能用藏文來查閱資料，只好打消研究大理國的念頭。

選來選去，金庸的博士論文選定了寫安祿山造反，導師選定的是研究唐史的專家麥大維——貌似這個題目不用再去學一門語言才算完事。他論文的基本論點是中國的皇位從來不講傳統，按照傳統講皇帝的皇位應該傳給嫡長子的，實際上是哪個有兵權，哪個會打仗，就傳給哪個。說白了就是槍桿子裡出政權，誰兵權在手，就是誰能做皇帝。麥大維贊同他的基本論點，說你這個意見可以寫，儘量找點歷史根據。外國論文好像跟中國論文沒有關係的，不像中國大學這樣糊弄了事，他們寫論文，一定要有歷史根據，不能主觀臆斷，需要鑽故紙堆，閱讀整理大量的文獻資料，尋找論據。所以金庸的論文寫的很辛苦，閉門寫了兩年多時間才完成。

李懷宇訪問金庸，問了這個問題：“大家都覺得奇怪，你已經過了八十歲，為什麼還要到劍橋大學去讀書？”金庸回答：“因為劍橋大學有學問的人多，教授雖然只研究一種學問，但是一門功課很複雜的問題他都瞭解。”寫小說只是玩玩，想要做學問，問題就很多了。

薩沙

黃仁宇被紐約州立大學辭退之事，大多數人強調是規則使然，卻忽視了他與主流學界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才是最致命的，導致他失去學術資源、讀者群和學生，當然就很有可能達不到教職規則的要求了。具體分析：

一，黃仁宇的「民科」傾向與英美系史學傳統的衝突

英美系史學跟其他人文學科一樣，強調一種分析傳統，最忌諱的就是帶有主觀色彩的宏大敘述。黃仁宇在學術界立足的「明代財政研究」是基本符合這個規範的，因此他自己回憶當時費正清也頗為支持這個課題。

但黃仁宇始終有一種儒家學者那種「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和玄學傾向，這既與中國文化背景有關，也與黃仁宇自身的軍旅生涯有關。他在抗戰時期就在思考歷史走向，這種思考帶著深沉的命運意識。在我們中國人看來，這種學術可謂一種「境界」，非常難能可貴。但在英美學界，這卻是嚴重的【民科路子】，他們認為是主觀想象的、不合規範的。

黃仁宇的興趣始終在探索一種「歷史玄學」，對英美學界那種分析傳統感覺壓力甚大、索然無味。這是他與費正清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黃仁宇在述學文章中也反覆提到「費公誨我，我負費公」。他承認英美學術傳統，卻有意識的主動跳脫，去追尋自己的「大歷史」興趣。這就導致他在學術界越來越孤立，不再被主流學界承認了。

他的「大歷史」觀，在一系列中文版著作的後記裡都有闡述，總體上是一種牛頓力學式的路徑觀念，認為歷史總是按照切線形成軌跡，任何具體事件都只會在某個方向上施加推力，最終軌跡卻是合力形成。這就墮入了玄虛一路，引發了英美史學傳統的強烈排斥。

二，政治傾向問題

黃仁宇一直是費正清提攜的，在學術江湖上屬於費公一門，擁有雄厚的人脈資源，這也是他早先能夠立足的重要原因。但問題是，費正清這個流派介入政治很深。他們表面上持有左翼立場，對全球共運持理解態度，但實際還是反對的。他們的中國歷史問題研究，是智庫性質的，服務於某些政策集團。

而黃仁宇卻入戲太深，他在「大歷史」角度對中國現代的歷史轉折抱著一種包容接納的態度。例如他認為中國問題的關鍵是「不能實現數目字管理」，政治立場對中國人並不重要等等。這種觀點在冷戰中後期氛圍裡，是有很大風險的。費正清雖然有意提攜一箇中國軍官成長為歷史學家，卻很難容納他這種「政治不正確」。黃仁宇本人其實也非常理解費正清的難處，對自己的學術生涯總體上還是釋懷的。

以上就是黃仁宇在美國史學界搞不下去的主要原因。出乎意外的是，他的《萬曆十五年》在華人世界忽然風靡，成為典型的歷史學術類暢銷書。該書在美國出版也很不順利，原因就是它的敘述方式不符合英美史學的分析傳統。

歷史咖啡

看到這個問題，突然想到現代幾位文人、學者在美英的學習、工作生活。

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庚子賠款從清華赴美的聞一多，畢業典禮時，一般都是男女學生並列去領畢業證，可是卻沒有一個白人女性願意攜手中國留學生。梁實秋在美國遭遇車禍，儘管並非責任方，依然被判付170美金的罰款。

老舍也是這一時期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講師，飽受歧視。《二馬》應是錐心之論。

這些尚未成名的受此待遇也就罷了。六七十年代，張愛玲在美國兩所高校短期任職，一是1967年在賴氏女子學院翻譯《海上花列傳》，很快職位不保；一是在柏克萊加州中國研究中心，一年期滿遭解僱，生活再度陷入困頓。她的失業和黃仁宇其實有很大相似處，都比較閒雲野鶴，都觸及冷戰期間中美禁忌，都沒有與上司處理好關係，性格都偏怪異加清高自許、目下無塵。

胡適晚期在美國也是窮困潦倒，懊悔當年沒有儲蓄的習慣，終日以茶葉蛋為主食。後來連圖書館館長的職務也沒有保住，他還維持著自己一貫的紳士風度，將工作事無鉅細地交接給後來者。張愛玲在回憶胡適先生晚年的文章時，也是流露出對他蒼涼運命的惺惺相惜。

縱觀黃仁宇被解僱一事，茲以為和以下幾點相關：

首先，它是中美關係的陰晴表。黃仁宇以《萬曆十五年》聞名，其意義在於影響了國內人文學者的研究。他開啟的研究範式緣於個人的歷史經歷及後來的美國深造。在《黃河青山》這部個人回憶錄中可知，黃仁宇是中央大學的學生，參加了中國遠征軍。中國遠征軍是世界二戰中的一個格局，啟動於1942年，中美英三方聯動，那也是中美關係的蜜月期。飛虎隊、史迪威，這些都是熟悉的歷史名詞。西南聯大也有很大一批學子作為翻譯官加入遠征軍。它可以抵扣學分，而且美方還為參加遠征軍的中國大學生提供求學深造的便利。但是，隨著政治局勢的變動，《別了，司徒雷登》，留在域外的華人境況非常不佳。

其次，與黃仁宇的個人研究領域有關。作為人文學者尤其是歷史學者，它很難像工科一樣保持中立，而需要闡述個人立場。在冷戰思維下，美國各個基金會有著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稍不謹慎，即會觸雷。作為冷門學科，研究基金本來有限，處理各種糾雜的關係也非常不易。

知識分子個人的原因。目前國內也有不少流走的學者，體制內的問題古今中外皆然。黃仁宇個性有很大的問題，雖然在國外受教多年，其實思維模式還是脫不掉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色。至於所謂沒有通過高校的各種考評，沒有專著之類的，個人認為對一個教授而言，都只是藉口。國外教授本身就是終身教職了，如不出意外（性侵、剽竊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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