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受到一樁最嚴重的指控，人們說他腐蝕青年的心靈，只相信自己所發明的神，有叛國罪的嫌疑。蘇格拉底在受審時，向在場的同胞們辯白自己。他知道這些不實的指控根本不值一駁，要想證明清白，關鍵在於改變法官和公民們對自己的看法——

在他們看來，蘇格拉底先是可惡，然後才有罪。就如魯迅所言：

“我先前總以為人是有罪，所以槍斃或坐監的。現在才知道其中的許多，是先因為被人認為‘可惡’，這才終於犯了罪。”

蘇格拉底的申辯

蘇格拉底說人們覺得他可惡，首先是出於嫉妒，因為德爾斐的神曾說他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為此，他選擇用謙遜來避免嫉恨，說智慧是屬於神的，自己並不敢僭越，更不敢自吹自擂，他唯一的智慧就是有自知之明而已；

其次，他也沒有敗壞過青年，這只是那些悠閒安逸的富家子弟所造的謠言。如果說蘇格拉底腐蝕青年，給他們提了許多不好的建議，使其誤入歧途。那麼這些青年就一定會出庭斥責他、懲罰他和報復他才是。然而，沒有人這樣做，這些青年以及他們的長輩都為蘇格拉底求情，拒絕做偽證。

對於是否愛國，法庭上更無人有資格來抨擊他。因為蘇格拉底曾參加過多場戰役，獲得了拯救其他公民生命和保家衛國的功績。他遵紀守法，兢兢業業地履行公職，不屈服於“三十巨頭”的淫威，一直按照法律和正義來處理事情。

蘇格拉底並非無神論者，他說太陽是一塊石頭、月亮是一團泥土，但這並非是不信神的證據。因為他相信超自然的活動，所以也必然相信超自然的存在。蘇格拉底並沒有發明新的神，他只是更側重於從活動方面去說明神，而不是存在方面。

最後，蘇格拉底請求人們改變對他的偏見。他雖然說了許多大實話，揭露了城邦與人性的短處，刺疼了大家的虛榮心，但目的還是為了城邦與公民們的利益。城邦就像一匹馬，由於身形巨大而動作遲緩，所以才蘇格拉底這隻牛虻來刺激它，使其活躍起來。他飛來飛去，喚醒、勸導、指責每一個人——雅典人啊，你們何必要“一巴掌把我打死，然後繼續昏睡呢”？

對蘇格拉底的判決

蘇格拉底的初次申辯結束後，五百人議會進行了投票表決。其中有281票認同其有罪，220票認為無罪，有罪判定最終生效。蘇格拉底提議用繳納罰款來代替死刑，但他沒有太多錢，所以只能繳30明那，這是他所做的最後爭取。因為他年事已高，不能接受在監獄中度日，也不願意被放逐。

然而，那些覺得他犯了“可惡罪”的人，依然通過了死刑的判決。他們本想看蘇格拉底痛哭流涕，擺出一副可憐的樣子來求饒，以便從中取樂，獲得優越感。然而蘇格拉底的堅韌不屈激怒了他們，所以才要在肉體上消滅這個可惡的人。

蘇格拉底坦然的接受了死亡，他告訴法官們，“任何事情都不能傷害一個好人，無論是生前還是死後，諸神不會對他的命運無動於衷”。法庭判處了蘇格拉底有罪，而事實本身也將判處雅典人是墮落的、邪惡的，他們會得到“處死那個聰明人蘇格拉底”的罵名，並在法治的腐壞之下，走向被滅亡。

雅典人違背自己的法治精神，處決了無辜的蘇格拉底，他們也就毀滅了自己所賴以生存的價值觀，把法律變成了打擊報復異己的工具。城邦用這種敗壞的、惡劣的觀念來教育下一代，從而斷絕了自己的未來，它們要麼陷入互害的內亂，要麼慘遭異族的壓迫。

末了，蘇格拉底在法庭上給那些投他有罪的人留下最後的遺言：

“如果你們指望用把人處死的辦法來制止對你們錯誤的生活方式進行指責，那麼你們的想法錯了。這種逃避的辦法既不可能又不可信，最好的、最方便的辦法不是封住別人的嘴，而是自己盡力為善。”

分手的時候到了，蘇格拉底去奔赴死亡，而雅典人則繼續苟活，究竟是誰的去路更好？只有歷史才能知曉。

拯救蘇格拉底的逃亡計劃

蘇格拉底在申辯中說自己不願意被監禁，也不願意流亡，他只想繳納罰款以抵罪，如果不能，則欣然接受死刑。色諾芬的《回憶蘇格拉底》記載，判決令下來的那個月正逢德利阿節，按照法律規定，在朝聖團從德拉斯回來之前不得處死犯人，所以蘇格拉底獲得了三十天的緩期。

在這段時間裡，他的生活跟以前沒什麼兩樣。朋友們勸他繼續上訴，他卻說自己已經到了該死的時候了。他審視自己的生活，認為所謂的幸福就是意識到日子越過越好，如果自己活得更長久一些，就不得不忍受老年的痛苦。到那時目力減退、聽覺不靈、思想遲鈍、記性也會越來越差，如果自己意識不到這種倒退，生活也就毫無價值，如果意識到了，反而會覺得自己變得越來越不幸，徒增痛苦。

於是，蘇格拉底接受死亡，他認為這是正義的事，對於那些不義的指控，在申辯無效後，沉默就是最好的辯護了。他說：

“我寧願選擇死也不願奴顏婢膝地乞求比死還壞得多的苟且偷生。”

這很可能就是蘇格拉底最終接受不公判決的原因，而在他的另一個學生柏拉圖的記載中，則另有說法。柏拉圖認為蘇格拉底接受死刑，拒絕逃生，有兩個重要的原因：

• 第一個是哲學、宗教的原因：蘇格拉底認為死亡是一種解脫，他相信靈魂不死，認為靈魂掙脫肉體才能獲得自由。這個理論出現在《斐多篇》裡；
• 第二個是政治學的原因：蘇格拉底認為如果自己抗拒法律的判決，選擇流亡，這便是以惡報惡，踐踏了個人與城邦間的契約，不僅傷害城邦，也會傷害到自己的親人、朋友。《克里託篇》論述了這個觀點。

柏拉圖在自己的著作裡，常用蘇格拉底來做自己的代言人。《克里託篇》中的觀點是否屬實，我們不得而知，它代表的是蘇格拉底的思想還是柏拉圖的看法，我們也難以知曉。這篇對話記載：

就在執行死刑的前一天，克里託來到監獄中探望蘇格拉底，告訴了他朋友們已經制定的逃亡計劃。只要蘇格拉底願意，他們可以買通獄卒，幫助他逃亡到帖撒利去。克里託說：“你的敵人想要毀掉你，而你的做法就像你的敵人想對你做的事情一樣”，以其接受不公的判決，還不如大膽地反抗。然而，蘇格拉底卻拒絕了他們的好意——因為，

他認為這樣做不符合正義。

未經官方許可就逃走是否正當？

對正義的畢生追求是蘇格拉底的基本信念，他認為判斷某種行為是否得當，得看它是正義的還是不義的，是光榮的還是可恥的，是善的還是惡的。

於是，蘇格拉底向克里託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

“我們必須考慮未經官方許可就逃走是否正當？如果我們討論的結果認為這樣做是正當的，那麼我們一定要進行這樣的嘗試；如果結果認為不正當，那麼我們必須停止這樣做。”

蘇格拉底堅持自己的原則，說“作惡在任何意義上對作惡者來說都是惡的和可恥的”，即使他們升官發財、長命百歲以及欺世盜名，都改變不了這麼一個事實。惡人可以獲得善終，躲過報應，不受懲罰，但這絲毫改變不了作惡者可恥這個事實。所以，蘇格拉底認為就算作惡能獲利，人在任何處境下都一定不能作惡，因為它違背正義，是不當的。

既然人在任何處境下都不能作惡，那麼即使他受到了惡待，也應當如此。通過以牙還牙、以暴制暴來保護自己，這也是作惡，是非正義的。如果我們堅持要做個正義的人，用正義來指導自己的行為，那麼就得堅持“在任何處境下都不能作惡”的原則。如果有人要侵害我們，我們通過自身的力量制止了他的行為，這不是作惡，而是防衛；可是，當別人侵害過我們之後，我們也用同樣的手段來報復他，這便不是防衛，而是作惡，因為它破壞了法律的權威。

仇人美勒託在法庭上迫害蘇格拉底，後者進行了申辯，這是防衛。但他防衛失敗了，被判處死刑，這時如果他選擇在未經官方許可的情況逃走，是否還屬於正當防衛呢？蘇格拉底自己給出了否定的答案。

壞人們破壞了法律的公正性，利用法律來迫害蘇格拉底，這是不義的行為。而蘇格拉底如果也違背法律，未經官方許可就逃走，便是真正犯了叛國罪，也同樣也是不義的。

因此，蘇格拉底認為他留下來，接受死刑，便是堅持了自己的原則。他通過承受不義的判決來堅持自己的正義。如果他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逃走了，自己也就不再是正義之人，而是做了不義之舉，“所有的愛國者都會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你，把你當作法律和政令的摧毀者。”這樣，蘇格拉底實際上就跟美勒託一樣，都是在作惡——他在仇人的逼迫下，居然也作惡起來。

蘇格拉底已經七十歲了，他知道自己作為一個不義之人，如果流亡到他鄉去，會是怎樣的苟活日子。他已經不像年輕人們那樣，還有“不怕沒柴燒”的希望了。如果非法逃走，他的城邦、親人、朋友也會因為自己被迫的不義之舉而遭受傷害。所以，蘇格拉底決定奔赴死亡。死亡捍衛了他的正義，保護了他的親朋，譴責了他的敵人，控訴了他的城邦。

為正義而死，堅決不做不義之事，蘇格拉底用自己的實踐來證明了他的哲學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