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縣龍霧橋傳說的政治意義及歷史影響

韓秋紅 趙明奇

【摘 要】豐縣龍霧橋傳說在整個漢文化體系中具有核心性和基礎性意義。它不僅解決了劉邦出身低微的身份問題，還為西漢王朝統治的合理性提供了論據支撐。以該傳說為源頭，"龍"作為皇權、吉祥的象徵逐漸深入人心，影響深遠。

【關鍵詞】豐縣 龍霧橋 劉邦 傳說

江蘇省豐縣以"漢皇故里"著稱於世，這裡至今流傳著眾多關於漢高祖劉邦的傳說故事。這些傳說已知的約有30多個[1]，從劉邦出生、成長、起義直至成就帝業，在其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著與之相關的故事，線索清晰，內涵豐富。

這些傳說的存在，或因書之於文獻，或因依附於遺蹟，更多的則是靠著千百年的口口相傳。

在眾多的劉邦傳說中，最具政治意義和史學價值的當屬豐縣的龍霧橋傳說。

龍霧橋位於今豐縣城郊東北隅復新河畔，是一座極普通的建築；它的故事，也只是因為與漢高祖劉邦的"身世"密切相關而得。

那麼，隱藏在龍霧橋傳說背後的真正價值何在？ 我國第一部正史《史記》在《高祖本紀》的卷首就開門見山地交代了高祖神秘的身世："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劉媼。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正因如此，今存明朝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所立石碑《重修豐縣龍霧橋廟記》中寫道："而以為斯橋之名，斷以漢高初生，母遇蛟龍而得。" 英雄出世，大多奇異非凡。這種情景在《史記》裡屢見不鮮。

比如司馬遷對先代殷、周、秦三王朝開創始祖的介紹就是如此："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2]；"周后稷,名棄。其母……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3]；"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4]。

那麼，這些相似情景的背後，是否就意味著它們所蘊藏的歷史內涵也是相似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司馬遷對殷、周、秦始祖感生神話的記載，更多的是人類對民族圖騰崇拜的記憶，目的顯然是試圖從神話的背後尋找這三個對中國影響極為深遠的民族的起源，體現的是司馬遷的民族思想。

而司馬遷對高祖身世的描寫，則具有濃厚的現實政治指向性意義。

在《史記》中，大禹魚腹而生，湯王母、秦王母皆吞玄鳥卵而孕，周王母姜原踐巨人足跡而孕，惟有漢王之母遇"龍"而孕。

"龍"是什麼？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說，龍（蛇）最初本是某個部落的圖騰，充其量只是具有"部落神"的功能。

而根據對1949年2月經考古發掘出土於湖南長沙陳家大山戰國楚墓的"人物龍鳳帛畫"和1973年5月出土於長沙子彈庫1號戰國楚墓的"人物御龍帛畫"的考古研究表明，到了戰國時代，龍已經成為一種可以使人們昇天成仙的神聖"通天"工具了[5]。

秦一統天下後，龍已經開始成為帝王的尊貴象徵。秦始皇三十六年秋（公元前211年），始皇帝的一個特使夜過華陰平舒道，一個神秘的人物持璧遮使者雲："今年祖龍死。"[6]這裡的祖龍就是明確指秦始皇了。

既然"龍"在當時已經具有了神權象徵的特殊意義，那麼龍霧橋傳說的出現並被載入正史，首先解決了劉邦出身低微的身份問題。 劉邦出身低微，世所共知。

《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為人……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說明了劉邦初不過是以農田為業的農人，直到成年才僅做了秦朝一名小小的泗水亭長。而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身份地位卻是極為重要的。

在《史記·項羽本紀》中說陳嬰曾任東陽令史，東陽縣的年輕人殺了縣令，想推其為首領，其母勸說陳嬰的理由就是:"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

今暴得大名，不詳。"因而，陳嬰推舉了項梁為首領，因為"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

由此可見世人的這種"崇名"心理。深受楚文化影響的劉邦和謀士們正是利用了當時人們的這種普遍心理，製造了劉邦為神龍轉世的社會輿論。

故而龍霧橋傳說雖然簡略，但作為《高祖本紀》的開篇文字，內涵卻是相當的豐富。在這個傳說中，司馬遷不僅詳細交代了傳說發生的環境，還加強了對故事細節的描述。

劉邦父親甚至參與其中，成了兒子劉邦不凡身世的直接目擊證人。這種佈局，不僅增加了傳說的可信度，更增強了傳說的神秘色彩，突出了高祖的地位和性格，進而為高祖成就帝業的歷史發展埋下伏筆。

也唯其如此，才能對高祖為何能從一市井布衣進而成為開國帝王作出一系列"合理性"解釋——即"順承天意"。

正是因為劉邦首先是真龍天子，出身非凡，所以其不僅相貌迥異，而且在以後的行事過程中處處祥雲籠罩，其最終成就帝業自然也就順理成章了。

《史記》關於漢高祖的記載先後有："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 呂公不顧呂媼反對，堅決把女兒嫁給沛公，並雲："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氣'"。 當劉邦初入關，即有吉兆出現。

《張耳陳餘列傳》中甘公曰："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強，後必屬漢。"鴻門宴之前，范增語項羽曰："吾令人望其（劉邦）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在楚漢戰爭中的泗水之戰中，戰情於漢王不利，於是天象變異，護漢王脫險。司馬遷寫道：楚軍"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髮屋，揚沙石，窈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

因此，於劉邦而言，"將自己與龍相聯繫，無不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目的：或其出身低微藉此提高威信，或因社會動盪以此麻醉人民。從某種意義上說，政治中的龍只是一種推波助瀾的添加劑。"

[7] 司馬遷修史時，已是到了劉邦的重孫武帝時代，此時距劉邦駕崩已有一百多年了。西漢代秦，雖然在形式上、制度上承襲了秦王朝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起於草莽之徒的漢王朝其統治的合理性在理念上是薄弱的。

正鑑於此，漢武帝上臺即向賢良文學之士發佈了"策問":"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漢書·董仲舒傳》)"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天命之符,廢興何如?"(《漢書·公孫弘傳》)本心則是希望士人們從"天"這一時人普遍的信仰中為西漢王朝統治的合理性尤其是天子的絕對權威性尋求理論上的依據、本原上的支撐。有政治就需要有政治權威認同,而依靠神靈作為虛幻的政治主宰,使人們的思想凝固起來,從而實現思想的統一和政治的穩定則是維護封建統治的有效策略。

正是在這一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經董仲舒改造過的，以"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作為最大創新點的新儒學成為了解釋西漢王朝統治合理性的理論支撐，作為民間信仰的龍霧橋傳說也因此成為宣揚"君權神授"理論的最佳論據支撐。

事實上，龍霧橋傳說被書寫、認可的背後，也反映了當時整個時代無法解決的思想難題：即人們對"得天下"的思考。劉邦本只是一個小亭長,後來卻成就了一個王朝,人力乎？天命乎？司馬遷在《秦楚之際月表》中說到:"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閒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

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熟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由此看出，即使客觀如司馬遷，最終也把一些用人的理智所不能解釋的事情歸結到了天命上,表現了他對天命的認可與思考。

所以，龍霧橋傳說被記載的背後，其實是一個時代思想困惑的反映；龍霧橋傳說在整個漢文化體系中也具有了核心性和基礎性意義。

不管司馬遷出於何種心情把龍霧橋傳說寫入了史書，但這種傳說一經文獻記載並廣為流傳時，就意味著該傳說的價值就不僅僅是普普通通的民間故事。

伴隨著漢家王朝四百年基業的燦爛輝煌，象徵高貴、吉祥的"龍"的觀念、信仰、形象逐漸深入人心。

從此，歷代帝王皆稱為真龍天子，漢民族成為龍的傳人，正如聞一多先生所說："龍族文化做了我國幾千年的文化核心……尤其是我們立國的象徵。"而這一切的歷史源頭，正是豐縣的龍霧橋傳說。

註釋： [1]趙明奇、孟麗.豐縣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報告（未刊稿）.2008.22. [2][漢]司馬遷.史記·殷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82. [3][漢]司馬遷.史記·周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82. [4][6][漢]司馬遷.史記·秦本紀[M].北京：中華書局，1982. [5]劉輝.武氏祠中"漢承堯運"的漢畫像解讀[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7，22（2）：30. [7]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76. （韓秋紅：王傑中學教師；趙明奇：徐州師大博物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