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是中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最早的三個王朝。其中，夏王朝的建立被看作是華夏民族告別史前孩提時代的成丁禮，是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但這一民族的久遠記憶，卻因時光的流逝而變得黯淡模糊，人們甚至懷疑這一段輝煌是否曾經有過，夏王朝與夏文化成為國人心中一個拂不去的夢。
夏朝存在嗎?如果有，現代是否能，以及如何證明它的存在?人們不禁要問。
僅憑文獻無法證明夏王朝存在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有豐富的文獻典籍流傳於世。它的厚重、連貫和詳盡歷來是我們民族引為自豪的。但有關早期王朝歷史的文獻摻雜傳說，且經數千年的口傳手抄，甚至人為篡改，究竟能否一概被視為信史，歷來都有學者提出質疑。
中國的早期王朝國家形成於何時?西漢時代的太史公司馬遷在中國最早的通史鉅著《史記》中，記有夏、商(殷)、週三個相繼崛起的王朝。最後的周王朝因有詳細的記載並出土有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自西周末期的公元前841年之後更有確切的紀年，已經可以確證。但司馬遷所處的漢代，已離夏、商時代千年有餘，相當於我們現在寫唐宋史。誰能證明太史公描繪的夏、商時期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歷代夏王、商王的傳承譜系是可靠的呢?甚至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過夏、商王朝存在，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看，都是值得懷疑的。
清代以後，學者們逐漸考證清楚，即使公認的最早的文獻《尚書》，其中談論上古史的《虞夏書》，包括《堯典》、《皋陶謨》、《禹貢》等名篇，也大都是戰國時代的作品，保留古意最多的《商書》之《盤庚》篇，也經周人改寫過。進入戰國時代，隨著周王朝的式微，謀求重新統一的各諸侯國相互征戰，各國的君主都自詡本國為中國之正宗，因此都把祖先譜系上溯至傳說中的聖王，其中偽造聖王傳說的例子也不少。
關於夏、商王朝的制度，到春秋時代已說不清楚了。孔子即曾慨嘆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論語》)。作為夏人、商人後代的杞國和宋國，都沒有留下關於王朝制度的充足的證據。況且，流傳下來的這些文獻記載比孔子的時代還晚，即便夏王朝曾經存在過，要想從數百年乃至千餘年以後的古文獻中得知它的確切狀況也是相當困難的。
考古學能證明夏朝存在嗎?
20世紀初年，一批熱心追尋真理的知識分子，受西方現代治學方法的薰陶，以“離經叛道”的反傳統精神，開始對國史典籍進行全面的梳理和檢討，從而攪動了以“信古”為主流的中國學界的一潭死水。這一疑古思潮在20世紀前半葉達於極盛。“上古茫昧無稽”(康有為語)是從學界到公眾社會的共同感慨。
客觀地看，對於古籍，我們既不能無條件地盡信，也沒有充分的證據認為其全系偽造。對其辨偽或證實工作，只能就一事論一事，逐一搞清，而無法舉一反三，從某書或某事之可信推定其他的書或其他的事也都可信。既不能證實又不能證偽者，肯定不在少數，權且存疑，也不失為科學的態度。
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源於西方的現代考古學在中國應運而生。通過考古學這一現代學問尋根問祖，重建中國上古史，探索中國文化和文明的本源，成為中國考古學自誕生伊始直至今日的一個最大的學術目標。
20世紀初，王國維成功地釋讀了甲骨文，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朝的事蹟為信史;1928年開始的對安陽殷墟的發掘，確認該地系商王朝的晚期都城，從而在考古學上確立了殷商文明。這些重要的學術收穫給了中國學術界以極大的鼓舞。王國維本人即頗為樂觀地推論到：“由殷周世系之確實，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確實，此又當然之事也”。由《史記·殷本紀》被證明為信史，推斷《史記·夏本紀》及先秦文獻中關於夏王朝的記載也應屬史實，進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這一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論方式得到廣泛的認可，成為國內學術界的基本共識，也是在考古學上進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的認識前提之所在。
隨著中國考古學“黃金時代”的到來，整個學科充滿自信，學者們進而積極地進行考古與文獻材料的整合研究，力圖解決僅憑文獻史學不能確證的夏王朝及夏商王朝的分界問題。
二里頭究竟姓夏還是姓商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過程中被發現的。如此巨大、輝煌的一座都邑，使得嚴謹而保守的學者們也禁不住感嘆它所透出的濃重的“王氣”。大家都同意它已進入了文明時代，但這到底是誰留下的都城呢?中國考古學家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
二里頭青銅鼎，中華第一銅鼎。作為商周青銅禮器的代表性器類，它最先出現於被認為是“夏都”的二里頭，本身就表明三代文明是一脈相承的。
二里頭綠松石龍形器。龍，中華民族神聖的圖騰，但它並不專屬於某一族系，因此，儘管文獻上有不少夏人與龍的記載，但還是無法確證二里頭文化肯定就是夏文化。
自1959年發現以來的50年間，有關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的爭論持續不斷。二里頭早於鄭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後商，學者們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爭議不休。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本來是在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現二里頭遺址的。但他根據文獻記載，以及1950年代當時對二里岡文化及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仍推測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後，這一意見在學術界關於夏商分界的熱烈討論中佔居主流地位達20年之久。1970年代後期，北京大學鄒衡教授獨自提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說，學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後，各類觀點層出不窮。從作為先行文化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岡文化初期，每兩者之間都有人嘗試著切上一刀，作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學術界又一邊倒地形成了以鄒衡先生的觀點為中心的共識。最近，這一共識又有所搖擺，人們開始認可二里頭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觀點。
說到這裡，有人會問，“主流觀點”和“共識”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或者真理嗎?那麼在原來的“主流觀點”和現在的“共識”之間，哪一個更接近真實或者真理呢?而且，別忘了還有一句老話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夏商周考古學的大家鄒衡教授，正是憑著這樣的信念特立獨行，堅持己見，才迎來了以他的觀點為中心的學界的“共識”。然而這句老話是否又過時了呢?
可以這樣講，專家學者提出的每一種觀點都有其道理和依據，而幾乎每一種觀點所依憑的證據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證來。你在讀了相關論著，瞭解了關於夏商之爭的來龍去脈和焦點後，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來。只不過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備一說，代表一種可能性，你說服不了對方，對方也辯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顯正規的說法就是，這一問題暫時還不具有可驗證性。由於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主人身份的當時的文字材料，二里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舊是待解之謎。
夏朝仍然只是被製造出來的“傳說”?
在歷史學界，關於時代定名一直存在著兩大話語系統。由於“身份”明確，歷史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一般均可與文獻所載的社會集團相對應，因而可以直接以國(族)或王朝名來命名。史前至原史時代(文字產生之初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的時期)一直分列的文獻史學與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前者一般採用神話傳說人物和朝代名;後者習慣以考古學文化來命名)至此才開始合流(表1)。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屬此類，殷墟則因有甲骨文的出土與釋讀而成為第一座“自證”身份的王朝都城，從而走出了“傳說時代”。徐旭生在半個世紀前指出，“我國，從現在的歷史發展看，只有到殷墟時代(盤庚遷殷約當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開始時)，才能算作進入狹義的歷史時代。此前約一千餘年，文獻中還保存一些傳說，年代不很可考，我們只能把它叫作傳說時代”。其後的幾十年間，中國上古時期考古學的發現雖層出不窮，研究不斷深入，但卻未能“更新”或深化當年的認識，關鍵即在於直接文字材料的闕如。
鑑於此，可以說最早見於戰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並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顧頡剛、陳夢家、吉德煒(KEIGHTLEY, D. N.)、艾蘭(ALLAN, S.)等都曾指出，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後演變過程中被創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儘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後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於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於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現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
其他被遠古王系困擾的古文明
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研究，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於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誇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於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後相繼的約115個統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於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後關係。由於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餘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容的日曆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業群落出現於這一地區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讚揚統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製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作王室宗譜時對於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也見於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後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並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後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於編年史的時間框架。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為何又是如何被創作出來的。
王朝歸屬是考古學最重要的工作嗎?
對既往研究歷程的觀察與思考，會成為學科發展的寶貴借鑑。應指出的是，是文字(甲骨文)的發現與解讀才最終使商史成為信史。這一環節也是確認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要素。
說到底，不會說話的考古遺存、後代的追述性文獻、並不“絕對”的測年數據，以及整合各種手段的綜合研究，都無法徹底解決都邑的族屬與王朝歸屬問題。以往的相關討論研究都還僅限於推論和假說的範疇。二里頭都邑王朝歸屬之謎的最終廓清，仍有待於包含豐富歷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發現和解讀。
眾所周知，碳十四測年技術這一物理學的測定方法，給考古學年代框架的確立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它使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歷史尤其是史前時代的研究，開始有了“絕對年代”的概念。但既有的研究表明，無法消除一定誤差的測定值，能否滿足偏於晚近、要求精確年代的夏商周時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學術界關注的話題。
應當指出的是，在考古學家致力解決的一長串學術問題中，把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人群與歷史文獻中的國族或者王朝歸屬對號入座的研究，並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絲毫不影響它在中國文明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份量。說句實在話，這也不是考古學家所最擅長的。考古學家最拿手的，是對歷史文化發展的長程觀察;同時，儘管懷抱“由物見人”的理想，但說到底考古學家還是最擅長研究“物”的。對王朝更替這類帶有明確時間概念的、個別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學家的強項。如果揚短避長，結果可想而知。回顧一下研究史，問題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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