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观点：东晋时期玄学盛行，因僧人干预朝政，最终造成与国争执利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社会秩序已然崩溃战乱频仍，人命如草芥。人们意识到在短促的人生中，生死离别不可避免，原有的儒家思想在国家及个人层面均出现了崩塌式的变化。因此，正始年间，玄学兴起。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局的动荡不安造成了人们内心的又一次震动。南迁的人们对谈玄的热情虽没有减弱，但一方面玄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生必然经历生老病死的问题，另一方面，玄学发展至东晋，义理再无新的突破，已不能满足东晋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因此，人们不得不又一次努力寻求新的衡量标准,《佛学研究十八篇》解释了佛教将生老病死的终极矛盾，转换成人们可以无限重生。

龙门石窟最大佛像

当时的名士虽不热衷修行成佛，但却普遍乐于接受支遁的“即色义”作为谈资，且名士与名僧的清谈有时就发生在佛寺中，这意味着僧人、佛理乃至佛教在这一时期已被人们所接受。结交名僧，与名僧谈玄，逐渐成为新的社会风尚。一方面，中原渡江避难的僧人为求生存及弘扬佛法的需要，积极迎合人们的喜好，依附于人们。另一方面，江南人们为满足个人精神层面的需求，争相结交名士，或为谈玄，或为抬高个人声誉。帛尸梨密多罗最初因与王导的结交而显名，逐渐步入上层人们的社交范围，庾亮、周顗、谢鲲、桓彝、卞壸等名士均与之交往，武将王敦亦与之交，时人对其赞不绝口。康僧渊因殷浩的赏识而成名，从而结交王导和庾亮；竺法汰因王洽的供养而成名，从而结交王珣、谢安、桓温、简文帝。

鉴真法师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僧人顺其自然就成为人们的宾客，僧人逐渐进入到人们的人际关系中，并在上层文化圈中占有了很大的席位，如果得到人们的认同就回成为高僧。僧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极大地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世界唯一“佛指舍利”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发展，都必须取得统治阶级的支持。随着士僧交往范围的扩大、形式的增多及本质的深入，佛教不断向皇权政治靠近，最终得到了封建政权的肯定和提倡，这是东晋佛教兴盛不可或缺的环节。首先，表现在封建帝王对佛教的接受与肯定。从现有文献来看，东晋十一位帝王中，明确与僧尼有交往的就有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孝武帝等八位之多，且其中几位俨然已是虔诚的佛教徒。东晋是门阀政治，其实质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实际权力掌握在世家大族的领导成员手中。皇帝崇佛，一方面是企图利用佛教教义教化民众，另一方面是出于拉拢士族的心理，投其所好，客观上扩大了佛教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力。

乐山大佛

其次，东晋时期，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几乎都有与名僧交往的事迹。元帝中至明帝初（约公元310—325）为王氏家族专权时期，实际掌权者为王导和王敦。琅琊王氏与僧人的交往，对佛教的认可，可以看作是东晋时期佛教与政治联姻的起点。成帝至康帝（约公元325—345）为庾氏家族专权时期，实际掌权者为庾亮、庾冰和庾翼。期间，中书监庾冰主张沙门应向王者行礼致敬，尚书令何充等反对，从而引发了一场佛教中的论争。这场论争看似是僧人与人们的交往受到了阻碍，但这恰恰表明此时士僧交往已完全渗透到社会的最高层。简文帝至孝武帝（约公元373—385）为谢氏家族专权时期，实际掌权者为谢安。据历史文献记载，与谢安交往过的僧人至少有道安、支遁、于法开、竺法汰、竺法旷五人。

唐代高僧“唐玄奘”

佛教对世俗政治影响力的扩大进一步表现为孝武帝时期僧尼干预政事，其中最典型的是妙音。太元十七年（392）荆州刺史王忱死，孝武帝初意以王恭代之。当时桓玄在江陵，担心王恭难以对付，认为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派人找妙音成其事。孝武帝咨询妙音时，妙音回答：“不要听外面的人怎么谈论殷仲堪，他还是有能力胜任的。”殷仲堪便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荆州刺史。至此，佛教对世俗政治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东晋僧人与统治阶层的交往，极大地提高了僧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对世俗政治的影响力。

宗教乐器

佛教的传播同样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而僧人不参与社会劳动，没有经济来源，士僧交往中，人们对僧人的经济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东晋时期，人们对僧人的经济支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赐赠钱币佛像等物资，二是为僧尼建造佛塔寺院。从历史文献中萌卡发现，这一时期士僧交往的过程中，既有一名人们同时赐赠于多名僧人，如东晋孝武帝；也有一名僧人同时接受多位人们的赐赠，如释道安、竺法朗、释慧远。这说明人们赐赠僧人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寺院经济兴起之前，僧人生存及传播佛教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多来源于此。第二，既有南方人们及统治者对名僧的赐赠，也有北方统治者赐赠南方名僧，如后秦王姚兴、后秦左将军姚嵩对慧远的赐赠。这说明东晋时期士僧交往的地域跨度之大，且士僧交往及佛教的传播没有被世俗政权阻断，而是在不断交流融合，这也是佛教中国化不可或缺的环节。

明代紫衣金龙云锦袈裟

寺院是僧人进行宗教活动的基本场所，一座寺院就是一个传教据点。东晋时期，由于士僧交往为佛教提供强有力的经济支持，佛寺数量空前增加。以此为前提，越来越多的寺院要维护宗教活动，仅靠人们的赐赠是远远不够的，寺院便开始经营土地、商业、高利贷等，逐渐形成寺院经济，之后甚至达到了与民与国争利的程度。虽然这一点后来成为反佛者所持观点之一，但寺院经济的繁荣无疑为佛教的生存、流传和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唐代和尚石造像

总结

佛教自东晋开始走向兴盛，实与其时士僧交往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从文化层面来看，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是一种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