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今天桂林龙隐岩龙隐洞内，有一块名为
“元祐党籍”的摩崖石刻，是难得的古代书法精品。上面“元祐党籍”四字，乃是宋代大书法家同时也是大佞臣蔡京的亲笔真迹。
在宋朝，这个“元祐党籍”实际上是一份货真价实的“黑名单”。
“元祐党籍”摩崖石刻
刻有同样名单的石碑，不仅在北宋皇城立过，甚至在全国各地立过。一时间，名单上的309人,均成为了北宋王朝的“罪人”，而它上面的好多名字，让今人耳熟能详：
苏东坡、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苏辙、黄庭坚、程颐、章惇......
为何苏东坡、司马光这种名声颇佳的历史名人，也会上了宋徽宗的“黑名单”呢？
事情还要从“王安石变法”说起。
一、宋朝的党争
1、改革派（新党）与反对派（旧党）
宋神宗时期，为了革除弊政，他大胆启用了王安石实施变法。
然而一开始，王安石变法进行得并不顺利，原因是有司马光等一干朝臣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有人会问，司马光小时候就懂得砸缸救伙伴，有着非常高尚的道德情操，怎么会阻拦这个初衷是为国家好的变法呢？
司马光小时候砸缸
这个原因详细解释起来挺复杂，因为要详解“王安石变法”的种种措施，但我们可以一言概括之：
无论是司马光还是王安石，当时都是秉持一颗公心挽救大宋危局的，但他们所持的政见不同，因此对变法的看法也不同。
既然许多人反对变法，那么王安石必须要启用新人。然而，由于变法本身存在缺陷，而且王安石所用的一些人确实品行不端，遂给司马光们以反对变法的口实。他们以此来抨击王安石，造成了变法失败。
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为相，他全面废除了新法，蔡京等改革派（新党）也被他逐出朝堂。
反对派（旧党）获得了空前的胜利，史称为“元祐更化”。
司马光
2、党争显现
司马光上位后，对王安石变法实施了全面否定。然而，这年9月，他突然病逝，“元祐更化”的味道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反对派，此时由三股势力组成，一是理学家程颐为首的“洛党”，一是以苏东坡为首的“蜀党”，一是以刘挚为首的“朔党”。
一时间，北宋朝堂上党争的氛围愈加浓厚。元祐四年，已经失势的改革派遭到了重创：王安石变法的中坚人物蔡确，先是被人告发讥讽朝廷，然后就死在了贬居的新州；王安石和蔡确的“亲党”名单，也被反对派揪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一概予以打击。
这两件事情，极大的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宋哲宗开始亲政。他一反宣仁太后的路线，开始启用备受打压的改革派。
宋哲宗
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开始，宋哲宗在宰相章惇的建议下，开始对原来的反对派实施打击：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官职、谥号被追夺，苏东坡、苏辙等人被流放。
这还不算完，章惇又命人编写了元祐年间反对派大臣一共140多人的专案，存放在朝廷中枢，以儆效尤。
这也是“元祐党籍”的原型。二、蔡京的报复
元符三年（公元1099年），年仅26岁的宋哲宗去世，其爱好琴棋书画的弟弟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
章惇曾强烈反对赵佶即位，他曾经说过“端王（赵佶）轻佻，不可君天下！”（《宋史》），在一语成谶的同时，这句话也成了他的把柄，被对手猛烈抨击。
章惇罢相并被赶出了京城，与此同时，蔡京等人也受到牵连，被撵到地方上做官。
蔡京
原来备受打击的苏东坡等人被恢复名誉，还朝为官。年轻的宋徽宗此时对党争还算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元佑绍圣均有所失, 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遂改元为建中靖国。”（《宋史纪事本末》）
然而，这种认识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宋徽宗就改元“崇宁”，向天下显示自己崇拜“熙宁”之意。而“熙宁”正是宋神宗的一个年号，“王安石变法”又被称为是“熙宁变法”。
宋神宗
宋徽宗用实际行动证明，他已经倒向了改革派，然而这还不算最坏的消息。早就被排挤出朝廷的蔡京，此刻通过投宋徽宗之所好，重新回到了中枢，还很快升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大宋宰相。
蔡京借着宋徽宗的信任，以恢复“王安石变法”的名义，大搞朋党，擅权误国，“名为遵用熙、丰之典,乃实肆为纷更, 未有一事合熙、丰者。”（《三朝北盟会编》）。
宋徽宗
因为此前曾屡屡被反对派所打击，蔡京上位后，便开始了对他们的打击报复。
崇宁元年九月，蔡京按照宋徽宗的授意，列举了一份“奸党”名单：其中曾经做过宰执大臣的有22人，包括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名臣；曾任待制以上官员的35人，包括了苏东坡等人；而其余还有秦观、黄庭坚等官员48人；内臣8人、武臣4人。以上合计120人。
以上“奸党”名单，由宋徽宗亲自手书，刻石碑于端礼门外，昭示天下。
宋都开封
第二年，有人上奏说近在京师附近的人竟然不知道名单上有谁。于是，为了扩大宣传，宋徽宗又命人抄写名单，分发各地，要求都要立碑公示。但搞笑的是，因为抄写人员的马虎大意，将碑尾的人名遗漏，最后分发的名单竟然只剩98人。
或许是蔡京发现了这个缺漏，于是第二年，宋徽宗和蔡京又重新扩大和整理了这份名单，一共列出309人。
元祐党籍碑
这份名单亦由宋徽宗亲笔书写，刻碑于文德殿门前。同时，蔡京也书写了一份，发放到各州县，令各处也刻碑“纪念”。
蔡京的书法，于是才得以出现在了桂林的摩崖石刻之上。
三、“元祐党人”受到的待遇
蔡京所罗列的“元祐党人”之中，不乏司马光、苏东坡、苏辙等大文豪。他们的作品在当时就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其子弟也多在朝为官。
而同为文化人的蔡京知道，仅仅立碑毁谤来打击他们，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开始采取其他手段，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孙予以打击。
1、禁毁“元祐党人”的著作
在“元祐党人”中，最负盛名的就数司马光和苏东坡了。而司马光最有名的著作，便是由他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
《资治通鉴》。
司马光
蔡京指使蔡卞、林自等人对《资治通鉴》下手，想要毁掉其印版，当时的太学博士陈莹得知后，为保护该书，当即提出了宋神宗曾经为该书题写序文的事实。蔡京只得作罢。
而如何禁毁苏东坡的诗词，亦是一个头疼问题。当时，苏东坡的作品就已经风靡天下，
“朝廷禁止苏公文章, 赏钱增至八十万, 禁愈严而传愈盛, 往往以多相夸。”（《宋稗类钞》）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蔡京对司马光、苏轼等大咖的著作无可奈何，其他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苏东坡
2、牵连“元祐党人”的子弟
崇宁二年，徽宗下诏:“元佑及元符之末党人亲子弟 ,不论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阙下。”（《宋史》）
也就是说，宋徽宗这是将“元祐党人”及其子弟，全部赶出京城。
不仅如此，蔡京还从科举这条路上，断绝“元祐党人”子弟做官的念头，让碑上有名者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甚至是皇家子女亦不得与名单上诸臣后代通婚。这无疑是视“元祐党人”为贱民，而且是要永远断绝他们的翻身之路。
北宋新旧党争的残酷性，在这里可见一斑。
王安石
而与此相反的是，改革派的主将却受到了非同一般的恩宠。已经去世的王安石不仅被追封为了舒王，而且配享孔庙，蔡确也被封为了清源郡王。
结语：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宋朝的天空上出现了异象：“太白昼见”（《宋史·徽宗本纪》），这一年彗星出现，金星的亮度异常。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天象异变。
与此同时，蔡京等人对“元祐党人”的打击，也搞得民间怨声载道。
如此“天怒人怨”，自然让宋徽宗心里不安起来，于是，他才下诏毁掉各地的石碑，同时解除了“党人父兄子弟之禁”。
同年9月，宋徽宗宣布大赦天下，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残酷打压终于告一段落，但他们的仕途仍然困难重重。
尽管斗争稍稍平息，但其造成的伤害却永远无法弥合，这也加速了北宋覆亡的脚步。
参考资料：《宋史》、《宋稗类钞》、《三朝北盟会编》、《宋史纪事本末》、《论元祐党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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