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劌論戰》一文，出自《左傳·莊十年》，因《古文觀止》選過，歷年來編入中學語文教材，國人盡知，故不贅述。
曹劌何許人也，《左傳》隻字未提，我們只好糊塗到底，不敢妄擬。唯一可以肯定的，他應該不是魯國曲阜人。只是在這個政治中心打拼謀生，尋求出路而已，類似當下闖蕩京城的“北漂”。這也是不甘於老死牖下，走出家鄉的奮鬥者，靠努力，憑機會，創造屬於自己世界的必由之路。估計，與他一起離鄉背井者，不止他一個，所以，當他打算面謁魯莊公，陳述他對即將交手的齊、魯長勺之戰的看法時，他的“鄉人”們給他潑了涼水。算了罷老兄，那是當官們的事情，你一個平頭百姓，就不要摻和了吧！
他不聽，他去了，他贏了，遂成為一段佳話。記住，只是佳話，未必是歷史。
歷史愈久遠，文獻愈稀缺，誤解也就愈多，公元前的春秋、戰國，就是這樣，因為他們沒完沒了的打仗，前者小打，後者大打，史料大部毀於戰火，這是戰爭的必然結果。尤其，愚民成勢，最愛燒書，燒書以後，還要坑儒，一個史官，連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會保護那些記錄國史的竹簡嗎？再說，史料就一定可信麼？他寫他的所見所聞，就一定準確麼？一部《紅樓夢》，乾隆五十六年版行，至今不過二百多年，竟冒出十幾個版本，人人都稱自己為真正老王麻子，不知孰是？中國人之愛造假，能造假，會造假，堪稱一絕。於是，歷史誤差就成一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糊塗賬。晚於《左傳》四百多年的《史記》，司馬遷在寫書中《魯世家》這篇文章時，偏不採信曹劌論戰這段史實。此公雖遭腐刑，性格相當堅定，甚至連長勺之戰也隻字未提。
難道沒有發生過左丘明所寫的這次齊魯大戰麼？當然發生過，後人在長勺（今山東萊蕪黃山鎮）峽谷河灘的沉積沙土中，挖掘出來箭簇上的鐵矢，而且不止一個。然而我還是相信司馬遷的判斷，因為冶鐵技術從中亞細亞傳入中國，恰好在春秋戰國時期，這是一個漸進過程，先是春秋把鐵用在農具上，鍛造鋤犁，可以開墾荒地，可以深耕細作，獲得豐收後深感土地之可貴，於是便要擴張地盤，於是便要蠶食鄰國。於是就有侵吞與反侵吞的鬥爭，最後雙方自然要動手。好在那時的共主東周王朝，說話還管點用，仗一般打得不大，人死得也不會太多，時間也不會太長。戰國就不同了，隨著冶鐵技術益發成熟，農具製作精良的同時，武器也廣泛使用比青銅更為廉價的鐵，這樣，戰國之戰，就成了那二百多年的主調。有人統計過，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的254年的戰國，只有38年不曾大動干戈，剩下的216年，除了戰爭，還是戰爭，除了殺人，還是殺人。
最可惡者，戰國之戰，只要土地，不要人口。人口人口，人是有口的，而口是用來吃飯的，於是以消滅有生力量為名，大規模地殺人。秦趙長平之役，秦坑趙卒四十萬，創一次性殺人的最高紀錄。提倡殺人，鼓勵殺人，是秦國最後大獲全勝的動力，按商鞅《二十級軍功爵位制》，殺敵以後，割下他的左耳，呈交主管，可以計功授級，當士兵得勝而歸，從口袋裡倒出來數十或數百隻人耳，並有一個極其冷血的漢字“馘”稱呼之，那血腥的場面該是多麼駭人聽聞了。所以司馬遷認為，曹劌的“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的戰術考量，如果有的話，應該是戰國時事，發生在公元前684年魯莊公十年的春秋早期，就太超前了。
再則，雖然孔夫子經常憂慮“禮崩樂壞”，生怕天塌下來，實際上春秋年間，禮未全崩，樂未全壞，仍舊是一個禮治天下的文明社會。當時，至少有百來個大小不一的諸侯國，塞滿中原和邊關，因為國太多了，記不住，遂出現“自鄶以下”這條成語，對那些不足掛齒的小諸侯國，便略而不談了。現在，連這條成語也不見有人用了，那些“自鄶而下”的小諸侯國，也就隨之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中，再也無人過問。然而當時，朝拜，進貢，獻納，盟誓於東周王朝，是這些諸侯國必盡的義務，一個個乾得很起勁。至於他們心底裡的想法，暫且不去管它，表面上大家都維持著這樣一種鬆散的統治形式。
這是中國土地上最後的，也是真正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的最大特色，就是森嚴的等級區分。貴族是統治者，奴隸是勞動力，這身份是不可改變的。到了戰國，尤其到了秦國，你在戰場上殺敵愈多，口袋裡割來的“馘”愈多，你就可能從昨天的奴隸，轉眼之間變為王侯，並澤及子孫。而在春秋時期，夾在貴族和奴隸之間的如曹劌之流，充其量是個遊說之“士”吧，日子有過得好與壞的差別，命運有混得順與逆的不同，但從一個只能以稷黍果腹的小八臘子，躍身一變而為肉食者的當朝顯貴，此種“躐等”行為，司馬遷認為是不可能發生的。
試想一下，推開鄰居的門，和推開宮殿的門，是絕對不同的感覺。鄰居的門打開，你會見到迎過來的主人的臉。宮殿的門，就未必如你所願地打得開了，在見到君主之前，你得被盤查，你得被詢問，你得填表格，說不定你得被搜身，諸如此類的進宮手續辦妥，也未必能見得到你想見的最高領導。也許派個大臣接見一下（算你運氣好），也許派個衙役來，打兩句官腔將你打發了（你也只好沒脾氣）。所以，你不得不膺服這個曹劌，他用什麼辦法，通過層層阻隔，他有什麼秘訣，能與魯莊公對面而坐，把他想要講的話，統統送進這位君主的耳朵裡。可能嗎？似乎不大可能，從古至今，也許有類似成功的例子，但這樣的幸運兒太少太少了。司馬遷不大相信這段史實的真實性，是有道理的。那個決非明君的魯莊公姬同，有這等器度，有這等魄力，居然擢曹劌於微末沉淪之中，授於“車右”重任，負責戰場指揮，從善如流，言聽計從，在那個等級社會里，如此不成體統的恩渥，豈非笑談？
這種事例，發生在稍後的戰國，有可能，發生在再後的商鞅主政的秦國，更有可能。中國人的全部聰明，得益於漫長曆史所給予的教訓，太多的苦頭，人們學會了什麼是可能的，懂得了什麼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可以爭取；不可能的，就不必碰壁去了。司馬遷晚於左丘明四、五個世紀，見識和經歷讓他明白在那個夕陽斜暮，古意依舊。禮教嚴格，等級分明的春秋時期，左丘明筆下的曹劌論戰，就有點跨時代了。
食肉者鄙，其實，不食肉者未必不鄙，這兩者的必然率，應該大致相等。烏鴉跳在豬背上，笑其黑，狐狸吃不著葡萄，譏其酸，曹劌的這句成語，流傳至今，用者極少，就因為一篙打翻一船人，以偏概全。按照杜預、孔穎達註疏的《左傳》，說得明白：“食肉之祿，謂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也。”“在官治事，官皆給事，大夫以上，食乃有肉。”說白了，不過是小事一樁，一頓工作餐而已。
左丘明對於司馬遷而言，一是前人，兩人同為史官，但左更早；二是古人，左為戰國時人，司馬為西漢時人，相距四、五百年；三是名人，《左氏春秋》乃中國第一部記年記月記日的史籍，後來我們讀過的所有記史類書，無不以此為圭臬。司馬遷對於前人、古人、名人，能夠不買賬，不阿附，不盲從，持獨立見解，敢別開生面，走自己的路，不亦善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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