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懟司馬遷，《漢書》大戰《史記》，其實就是離經叛道
西漢時代傑出的文史學家司馬遷,在歷史上曾受到某些儒者的攻擊。對他的史記說是謗書;對他的思想說是“離經叛道”。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對他攻擊得更為具體,說他的《史記》“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司馬遷，字子長,漢景帝五年誕生於龍門(今陝西韓城縣)。幼年時代曾牧牛放羊,後來跟隨父親司馬談到長安。司馬談曾任太史令,學問淵博,精通天文易理,長於黃老之學,對古代歷史和學術思想有深厚的研究。他曾從道家立場總結先秦各派學說,認為陰陽、儒、墨、名、法各家都有優缺點,只有道家最能綜合各派所長,“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提出“百家皆務為治,殊途同歸”的主張。司馬遷受他父親的教育薰陶,從幼年起就已飽讀群書,逐漸養成縝密思考的能力。二十歲後開始旅行,探訪古蹟,考察風俗,採集傳說,遊蹤幾遍全國。他曾自述壯遊的經過:“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嵇、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困鄱、薛、彭城。過樑、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見《太史公自序>)
所謂“為郎”,就是初任郎中。後繼承他父親司馬談的職位為太史令。以後或因奉使出差,或因陪從封禪,或因採訪史蹟,他都有遠遊的機會,使他的見聞日廣,知識的積累日多。加上太史令的職位便於盡讀史官所藏圖書,因此更有助於他的寫作,他這時已決心要完成父親之志,動手寫《史記》了。
在《史記》寫作的過程中,當司馬遷四十七歲時為了李陵敗降匈奴的事替李陵說了一些話,觸怒漢武帝劉徹,把他下獄處以腐刑。他受了這樣慘毒的酷刑,在獄中幾年仍不斷寫作,待到被釋出獄,復任中書令。但他每每自傷,有“隱忍荀活”、“從俗浮沉,與時俯仰”的感情,陷於“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的境地。可是他一轉念:“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又不得不考慮到“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因此咬緊牙關,忍辱發憤,要完成《史記》這部著作。他要通過史記》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償前辱之責”。(以上引文見司馬遷
當司馬遷的《史記》完成的次年,就絕筆而逝了。後世對他的卒年無從考定,結局可說悲壯淒涼。
但是司馬遷卻是死而無憾的,他遺下的《史記》,不論就史學或文學而論,已成為不朽的著作,魯迅先生對之評價極高,認為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見《漢文學史綱要》)由於司馬遷開創了紀傳體史書的範例,《史記》就成為我國第一部“通古今之變”的通史,對後代史學有深遠的影響。
司馬遷的
就《史記》全書的思想來說,司馬遷不受古今文經學的束縛,有某些比較進步的觀點,有同情人民的思想,有懷疑“天道”的傾向,從而使他成為具有若干唯物主義哲學思想的文史學家。
正因為司馬遷懷疑“天道”,也不管什麼天子“受命於天”的權威地位,他對統治階級上至帝王,下至將相的殘暴、醜惡行為秉筆直書,亳無隱飾地加以揭露或批判。帝王如桀、紂等固然揭露他們的殘暴,就是漢武帝劉徹的迷信求仙和貪功生事,他也不放過而譏彈。又如將相大臣公孫弘等的巧詐逢迎;張湯、杜周等的貪汙殘酷;竇嬰、田蚧等的傾軋陷害王室子孫如燕王定國和齊厲王次景等的荒淫亂倫…身…司馬遷都如實地反映了,遺留下深刻的譏諷和譴責。《史記>之被說是“謗書”,不為無因。
司馬遷在《史記》中,主要寫了帝王將相的一些活動,未能跳出“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主義範疇。但是司馬遷由於遊歷、見聞,使他接觸到民間,因此許多下層人民,被輕視的“平凡”人物,他也作了細緻的觀察和生動的描寫。例如他對農民起義的重視,對農民起義領袖陳涉的功績給予崇高的評價,把陳涉和正統派所稱頌的湯、武革命雙提並論,寫了《陳涉世家》。對遊俠、農民、商人以至醫、卜、星、相各方面的生活狀況也同樣看待,給了廣泛而又比較全面的敘述。特別是在當時的社會,醫、卜、星、相等人號稱雜流,遊俠、貨殖(即商人)也不被人器重,而司馬遷卻能看出他們在社會發展上的地位,在《遊俠列傳》、《貨殖列傳》中描寫了他們。班固批評司馬遷“序遊俠”、“述貨殖”,就是不滿意司馬遷對這些下層人物給予的同情。
正是在這方面,表現了司馬遷的一些進步觀點。
司馬遷的某些進步觀點,從《史記》中可以看到他是從歷史不斷變革的發展觀點來考察歷史變革過程,稽考其成敗興亡的道理的。這種考察,使他否定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史記》中寫的《楚元王世家>,就說過這樣的話: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一一賢人隱、亂臣貴。”
司馬遷把所謂“禎祥”、“妖孽”解釋為政治清明和政治昏暗的真正原因是在於“君子用而小人退”、“賢人隱、亂臣貴”,絕非神怪迷信所導致的。就是說世之治亂興衰非由“天道”所予,而是人為所致。
司馬遷基於這種觀點,他在《史記》中知人論世,就具有卓見,如《項羽本紀>中寫到項羽垓下被圍及敗走烏江之時,一再嘆息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天之亡我,我何渡為1”項羽至死不悟,把敗亡看成“天命”,可是司馬遷卻批判項羽: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不肯師法往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司馬遷對項羽所作的批判是正確的。但他也重視項羽在滅秦鬥爭中所起的主力的作用,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史實為根據,因而把項羽列為《本紀》,給他以應有的地位。
司馬遷的“述貨殖”,不僅是寫了人物,更寫了社會分工的趨勢,指出“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所驗耶?”(見中對統治階級的殘暴、奢侈與社會矛盾的現象,有所揭露和批判:對農民起義則十分重視;對下層人民抱有同情,所以他就被看成是“離經叛道”之輩了！
認真說來,司馬遷的觀點雖有進步的一面,也仍然有侷限性的一面。他雖然看到歷史是不斷進步的,但卻未能擺脫循環論的影響,因為他說過“三王之道若循環,週而復始”(見《呂后，本紀》);至於司馬遷為李廣不得封侯而嘆為“數奇”;為蒙恬之死說是犯了修長城“絕地脈”的罪過;在一定程度上還相信金星在南就會“年穀熟”等等,也就說明司馬遷思想上還有封建迷信的成分。因此,司馬遷雖不失為具有進步傾向的傑出的文史學家,但他在歷史循環論中還找不到真正的歷史發展規律,也反映了他的思想認識的侷限性。然而《史記》是不朽的,作為史學、文學作品來說,成就很高,不論在語言運用、刻畫人物典型、文筆跌宕各方面,都可稱為古典散文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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