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敢问路在何方？

讲香港之前先讲京都，日本的那个千年古城。

京都有多么古？从公元794年到1868年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京都一直都是日本的首都。日本历史上的许多重要事件都发生在这里，改变日本历史的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人也都在京都留下了重要的痕迹。

京都是日本人的精神故乡，是日本文化的源点，是日本的文化与大和之魂的象征之地，是最能代表日本的大都市之一。

然而京都没有机场。

从外国去京都，大致有三个选择：

1.飞到关西国际机场(KIX)，然后坐高铁去京都，75分钟；

2.飞到大阪（伊丹）国际机场(ITM)，然后坐机场巴士去，60分钟；

3.还可以飞到神户机场，然后坐火车去，90分钟……

京都没有机场，却有任天堂。

任天堂：“野鸡”变“凤凰”

任天堂已经建立130年，原先生产花扎（日本纸牌），40多年前投入电子游戏产业，现在是全球电子游戏产业的巨无霸。

花扎跟电子游戏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游戏。但花扎是野鸡，电子游戏是凤凰。任天堂从日本纸牌花扎企业改行成为电子游戏企业，这叫野鸡变凤凰。

号称“中国最贵的商业转型咨询师”刘润在《互联网+战略版.传统企业，互联网在踢门》一书中说：“成功的领导者，一定是带领公司离开这个（夕阳）行业，寻找新的宝藏。”

任天堂的第三任社长山内溥就是这样的领导人。他1949年到2002年担任社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亲手把任天堂的花札做成日本第一，又因亲眼看到美国的世界第一纸牌企业也不过尔尔，认定纸牌工业是夕阳产业，就带领任天堂转型，计程车、性爱酒店、泡饭……试来试去，最后定型在电子游戏企业。

任天堂的第三任社长山内溥

若不是1970年代华丽转身寻找到“新的宝藏”电子游戏，任天堂就靠花扎过日子也许还是过得下去的，证据是现在日本人还在玩花扎。但是，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现在日本生产花扎的企业是哪几个？生产花札的企业一年能挣几个钱呢？

香港本来应该有大疆

过日子和过日子是不同的。

香港有机场，也有任天堂，不过呢，任天堂（香港）只是任天堂设在香港的发行销售中心而已。

但香港本来应该要有大疆的。

大疆创新公司创始人汪滔

虽然大疆创办人汪滔是杭州人，但他的本科和研究生都就读于香港科技大学。

据媒体报道，2005年他作为港科大的本科生，组团代表香港参加亚太地区机器人比赛，获得季军，科大为此奖励他后来读研究生的高额奖学金。这笔奖学金应该很高很高，因为汪滔就是拿着这笔奖学金的剩余部分，在香港注册成立“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但香港的房租和人工太高，汪滔去深圳租了民房，研发生产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

5年后的2010年，大疆的销售额每月有个几十万元人民币了，香港科技大学方面又向汪滔团队投资了200万元。

2011年，“科大创业中心”以低廉租金向大疆出租其深圳的办公室，那办公室属于港科大与北京大学、深圳市政府合办的产业孵化基地“深圳产学研基地”。

后面的情况不消多说了，大疆现在是世界上无人机的巨无霸企业。

“科技产品生产链”

再说总部设在日本京都的企业，通常只将运营总部和研发中心设在京都，而将它的生产据点设在日本的其他地区甚至海外。任天堂株式会社今年的一则公告显示，截至2019年3月底，他们拥有员工人数是5944名。而“界面新闻”2019年4月的一则报道说，截至2018年9月，任天堂在日本雇佣员工总人数为2271人。两个数字对照着看，任天堂大约有3600多名员工分布在日本以外的地方。

2014年时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去深圳访问，期间专程前往大疆公司参观。汪滔对梁振英说，“深圳有全球最好的科技产品生产链”，他的产品只能在深圳生产，公司只有法务部在香港。

什么叫“科技产品生产链”？2017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发过一个系列报道《中国制造业：景气2017》，在“企业走访篇”里，讲到了“‘一小时’供应链”。

报道说：广和通CEO应凌鹏介绍，生产通信模块所需要的原材料、配件供应商以及加工工厂都能在深圳找到。

报道又说，金立集团执行副总裁、金铭公司总经理李三保表示，用“一小时车程”来形容供应链并不夸张，珠江三角洲手机产业链很成熟。别的地方如果要把手机品牌挖走，必须将整个产业链迁移，如果仅是一家公司过去会面临一些供应问题。

就算是生产过程越来越智能化、机器人化了，优秀的工人还是非常重要。李三保说，一方面，很多工序的衔接需要人工手动完成，另一方面，因为产品更新迭代快，生产线的灵活度不如人的灵活度高。“机器换人也是换简单的动作，或者人做不到的动作，但是还有很多是需要人来做的，不可能替代。”

所谓“科技产品生产链”，指的就是：原材料、零配件供应和加工工厂，以及技术纯熟的工人。

这些，在香港都找不到。

所以，照这么说，香港本来就不应该有大疆，大疆的宿命是深圳。

哪一个政府敢拿纳税人的钱“玩”儿

这些年常见到香港的一些专家批评香港创新科技不振，并且又把这所谓的“创科不振”归咎于港府“官僚思维僵化缺乏识见，难引领香港产业升级”，云云。

对此观点，不敢苟同。

先不去评价香港的创科振还是不振，先来说政府在创新科技发展中的角色。

原深圳市委常委、副市长张思平2018年10月曾在《第一财经》发文指出，深圳的民营高科技之所以能够取得优异成绩，主要有三个基本因素：

第一，民营企业产权清晰，权责明确，企业家有追求创新和资本增值的巨大动力。

第二，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风险承担机制。

第三，民营企业决策主体单一、决策程序简化，具有决策快、效率高的机制。

关于第二，“民营企业具有良好的风险承担机制”。张思平说，世界上企业创新的成功率只有5%左右，我国连5%可能都达不到。“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敢去投资成功率只有5%的项目吗？能承担95%失败的风险吗？”

借张先生的话来问一句：港府能够承担95%的风险吗？

看看大疆的创业历程吧，大疆创业之初，并不是汪滔一人单干，他有两个同学合伙。可是，在历经了两年的艰难困苦后，两个同学相继离开。

汪滔能够坚持下来，第一是他从小就对飞机、航模非常感兴趣；第二是他对自己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是个聪明人，这个世界上就连乔布斯，他也仅仅是赞赏而已。嗯，除了自己之外，他认为任正非也是个聪明人；第三点跟第一点有关联，由于他对飞机对航模感兴趣，所以大疆从创业到现在，他一直都在玩，而且玩得很嗨。

2017年他回答《中国企业家杂志》时说，他的人生愿景“就是想好好玩一把。”“玩”是什么意思？“玩”享受的是过程，结果怎么样是第二位的。试问，哪一个政府敢拿纳税人的钱给汪滔这么“玩”？

政府的全资公司承受不起太多失败

现在，又一个“大疆”在香港诞生了，这就是研发出中国第一个“5G动作传感仿生机器人”的香港路邦动力科技公司。

所谓“5G动作传感仿生机器人”就是将机器人作为真人的替身派往疫区、核泄漏灾区、火场、未爆弹地点等危险地带，它在前方看到的一切，都传导给后方的操作员，佩戴机械臂传感器的操作员在后方动手。他怎么动作，机器人就怎么动作，就这样完成救灾排险工作。

传统的机器人一般是透过人工智能或编程技术或遥控器操作，谙熟键盘操作的操作员通过键盘向机器人发出指令，是一种间接的操作。而路邦动力的“动作传感仿生机器人”，操作员用身上佩戴的传感器控制机器人的整个上半身，真人跟机器人两者动作完全同步，真正达到人机合一。

2018年，路邦动力的机器人参加了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创业日”，它一出现就惊艳全场，一炮而红。接着，路邦动力的这个机器人夺下了2019年度香港信息及通讯科技奖“信息科技初创企业奖”大奖、硬件与设备组别金奖。

路邦动力的创始人有两个：自小喜欢机械英雄的麦骞誉以及跟他志同道合的吕力君，他俩是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2011的同学。公司成立之初，幸运得到港府全资拥有的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50万元资助。数码港管理公司属港府全资拥有，正式成立于2004年，由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提议创办，使命是致力推动本地创新科技发展，也担当培育年轻人、初创及企业家投身数码科技行业的角色，并积极为他们联系策略伙伴和投资者，促进科技企业与本地及国际商业伙伴的合作。

50万很少，算是个心意。好在创办人自己很强，据媒体报道，“两人当时各自出资7位数”合资创办路邦动力。“7位数”就是百万，100万到999万都是“7位数”。他们的公司就安营在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的地盘里。大疆的汪滔没这么多钱，所以去了深圳。

或问，数码港公司干嘛不多给些资助呢？前述张思平的话搁那儿了，政府的全资公司承受不起太多失败。

本来还想说，路邦动力将来可能会是“香港的大疆”，没想到说时迟那时快，路邦动力已经进入粤港澳大湾区了。麦骞誉和吕力君明白，路邦动力的未来在大湾区、在一带一路上。

2018年路邦动力在香港贸易发展局的“创业日”打响之后，就获得与中国移动及中兴通讯建立策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契机，成功制造全中国第一台5G动作传感仿生机械人，他们迅速把业务扩展到大湾区多个城市，已在广州、东莞、江门等大湾区城市落户，一方面吸纳内地科研人才；另一方面跟当地学院合作，对照产业应用而开展研发项目，为当地工业进行整改服务。谈到未来目标，他们透露正进行机械人动力反馈研究，即把机械人取物的重力感觉传给操作员，并构思机械人飞行的可能性。

为什么阿里巴巴出在杭州？因为马云在杭州。

为什么腾讯出在深圳？因为马化腾在深圳。

为什么大疆出在深圳？因为汪滔租不起香港的楼。

为什么路邦动力出在香港？因为香港有麦骞誉和吕力君。

此乃时也、运也、命也。

香港，敢问路在何方？目标：大湾区，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