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管理事關企業的生死存亡，是管理者必須加以重視的事情。但目前的情況是，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在風險管理系統上投入不足。例如，許多上市公司風險管理主要將目光聚焦於合規風險，卻對更重要的戰略風險和可預防性風險視而不見。如何避免這種情況？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法國依視路會計學教席教授許定波認為，管理者首先需要對風險進行分類，並重點關注那些可預判和管理的風險，將風險管理從事後被動應對轉變到事前主動管理。同時，加強風險管理的機制建設，打造一個具有認知多樣性的團隊，並以相關的經濟理論為武器，這樣才能使企業在面對無處不在的風險時減少損失，發現機會。
企業面臨的三類風險
哈佛大學管理會計大師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S. Kaplan）教授在《中國管理會計》創刊號上發表的《管理會計在中國的發展機遇》一文中將企業現有管理控制系統對戰略風險關注不足列為中國企業面臨的五大挑戰之一，他明確指出，“幾乎所有的企業都在風險管理系統上投入不足”。根據我的實際觀察，這一論斷毫無疑問是準確的。
我所瞭解的很多上市公司都將風險管理等同於合規管理。合規當然重要，但這只是最基本的要求。那麼，企業應該重點關注哪些風險？
我們可以將企業面臨的風險大致分為三類：
❶外部不可預見風險 （Unknown Unknowns）
這類風險與公司的戰略決策無關。對管理者來說，識別這樣的風險非常困難。因為過去從未遇到過，所以也就不知道它發生的概率有多大，會以何種面目出現，可造成多大的損失，甚至根本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
這種風險時有發生，但企業的應對方式卻很有限。這需要管理者充分利用經驗優勢，發揮自己的領導力、判斷力和應變能力。同時，企業需建立起一個靈活有效的組織結構和應急機制，一旦風險發生，就立刻行動起來，想辦法來解決問題。組織機構如果僵化，便很難應對這種風險。
❷戰略風險 （Known Unknowns）
為了獲得高額回報，企業需要不斷做出新的戰略決策，如改變產品結構、組織架構和經營方式等，這些改變會給企業帶來新的風險。但是，這種風險並不難識別，其發生的概率和產生的後果都可預估，管理者也可通過決策來影響這些概率和後果。
企業應該主動對這類風險進行管理，如建立良好的風險發現、評估和管理機制，學習和掌握風險管理的相關理論，並重視財務和法律顧問的作用。
❸可預防風險 （Known Knowns）
這類風險主要是指由於企業的管理體系和監督體系存在漏洞，或者員工做出非授權、不道德和非法行為，從而讓企業蒙受損失的現象。這類風險是可以預見、識別和控制的，企業需要把內部控制系統和內部審計系統做好，同時重視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以有效地控制此類風險。
在這三類風險中，企業需要重點關注第二類和第三類風險，因為它們的發生可以預見、過程可以管理、後果可以控制。
機制設計有助於風險管理
給企業帶來巨大損失的風險大多是可以預防的。企業要想有效地應對風險，機制的設計很重要。
例如，雖然很多人都認為2008年的次貸危機是一個不可預見的“黑天鵝事件”，但在前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看來，這完全是可預見而且可避免的：由於美國金融業的傳統風險管理機制存在不足，現有的激勵機制是鼓勵金融企業高管冒險而不是穩健，所以最終釀成惡果。
如何設計有效的風險管理機制？很重要的一點是主動風險管理和確保團隊成員認知的多樣性。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知識背景和分析能力，可提供看待問題的不同視角。企業在戰略決策過程中，應當有意識地保證成員背景的適度多樣性，尊重和容忍不同的聲音，並確保表達不同意見的“心理安全感”。對中國管理者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在中國的企業裡，“一言堂”和“霸道總裁”現象非常普遍。
多樣性除了對風險管理很重要外，對企業的創新也很關鍵。
外部風險與企業發展機會
提及創新，這裡需強調：很多人都將風險視為非常負面的東西，但我認為，過分強調風險的破壞力是不對的，因為風險同時意味著變化和不確定性。它們也許會讓企業付出代價，但也能為之帶來創新和發展的空間。
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曾經提出，社會發展主要由三個要素來推動：第一，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第二，勞動；第三，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創新是一種“破壞式創造”，所有的創新都涉及風險和不確定性，但它卻是社會進步不可或缺的推動力量。
中歐的校訓是“認真、創新、追求卓越”，由此也可見中歐對於創新精神的重視和推崇。我們希望培養的是有擔當的創新型優秀管理者。
風險管理需藉助理論武器
現代經濟和企業管理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風險與不確定性，企業管理者面對的是一個千變萬化的技術、市場和社會環境。但是作為指導創新與風險管理的基本經濟理論並沒有改變。這些理論對於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進行風險管理和創新都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理論可以指導實踐，實踐創新也可以豐富我們對理論的認識。
例如，許多人不理解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在過去三十多年的擴張與收縮，也不明白海爾集團為什麼要打破自上而下的傳統組織架構而嘗試充分賦能和授權的平臺組織形式。其實1991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完全可以預見和解釋這些變化。科斯的理論解決了“企業的邊界應該是什麼”的問題。他指出，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與內部交易成本的對比決定了一個企業的邊界。當企業內部邊際交易成本下降時，企業的邊界就擴大，就應該進行擴張收購。外部邊際交易成本越低，企業的邊界就越小，而且企業內部和外部的分工就應更加模糊。在原董事長兼 CEO傑克·韋爾奇（Jack Welch）執掌GE時，企業的外部交易成本較高，GE採用各種管理工具降低企業內部的交易成本，由此GE的邊界也不斷擴張，併購了不同的業務，建立起了一個龐大的實業與金融帝國。但是在過去十幾年，GE的內部交易成本很難再繼續下降了，而外部交易成本隨著現代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大幅度下降，所以，傑克·韋爾奇的繼任者傑夫·伊梅爾特（Jeffrey R. Immelt）又花了16年時間，將GE的業務逐項進行剝離出售，縮小企業的邊界。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為GE和海爾的這種企業邊界變化提供了理論參考。
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衝突是另外一個例子。許多人看不清楚雙方談判的起起伏伏，對中美貿易談判前景的判斷也在樂觀和悲觀之間大幅度搖擺。自貿易摩擦爆發以來，美國對中國的貨物貿易逆差不減反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其實一個簡單的儲蓄投資恆等式就可以為我們提供有價值的參考。一個國家的投資必須等於民間儲蓄、
政府儲蓄以及國外儲蓄之和，而國外儲蓄是以貿易逆差的方式體現出來。過去幾十年美國人的儲蓄率一直很低，特朗普上臺後也沒有上升；政府儲蓄也為負，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在逐年擴大，預計今年將達到9000億美元；所以美國政府要想擴大國內投資只得依靠海外儲蓄，也就是擴大貿易逆差。從這個理論出發，中美之間的協商取得實質性進展是可以預見的，因為美國經濟和基礎設施有擴大投資的需求，能為美國提供大量國外儲蓄的國家只有中國，而且美國半數以上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在短期之內都很難找到替代的來源。
從這兩個例子可以看出，在面對風險時，經濟理論可為決策者提供有力的支持，幫助決策者更好地進行風險的預判和管理，這就是理論的威力。
我在兩年多前特朗普上任的日子寫了一首《七律》詩：
“慣見春風澌雪凍，猶驚滄海變桑田”這兩句詩裡，講的就是可預見和不可預見風險。但是，不管哪種風險，只要大家把風險管理的機制設計好，建立起一個具有認知多樣性的團隊，並充分掌握風險管理的理論武器，最終一定可以管理好風險，並從風險中發現增長機會，從而“應笑今宵夜不眠”。
本文根據許定波教授在中歐校友會河北分會、中歐校友法律風險管理協會聯合主辦的首屆企業風險管理年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內容已經本人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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