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讀哪些書？能不能開個書單？”這是吳老師被問到最多的問題。今年6月，我們上線了一門新的課程《吳曉波解讀：影響商業的50本書》。在這門課程中，吳老師挑選了50本影響商業發展的經典著作，並親自解讀。
政府應該在更正市場失靈和市場侷限，以及追求社會公正方面，扮演重要但有限的角色。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文 / 吳曉波
如果要把當世美國經濟學家弄在一起，整一出“鏘鏘三人行”，最合適的人選，應該就是保羅·克魯格曼、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和羅伯特·席勒。
他們都是諾獎得主，個個顏值擔當，話鋒犀利，而且得理不饒人。克魯格曼代表市場，斯蒂格利茨代表政府，席勒代表“非理性”，拋出任何一個話題，估計都會吵到蓮花朵朵開。
斯蒂格利茨比克魯格曼年長十歲，無論是教書還是行政閱歷都要豐富得多，對中國的態度，也相對溫和不少。作為在弗裡德曼和薩繆爾森兩大巨人陰影下成長起來的中生代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的思考和創作都徘徊在老師們所設定的主題和理論架構之內。
對天才來說，晚出生了三十年，其實就如同錯過了一生。
加里（Gary）是位於美國印第安那州西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全市人口不足10萬。有趣的是，這個世界上最暢銷的兩本經濟學教材居然都出自加里人——薩繆爾森和斯蒂格利茨——之手。
斯蒂格利茨出生於1943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26歲就當上了耶魯大學的經濟學正教授。
他的經濟學見識起源於一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悖論——格羅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論（Grossman－Stiglitz Paradox)：由於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場效率和競爭均衡是不相容的，價格不可能充分顯示。
也就是從這個悖論出發，斯蒂格利茨在自己與貨幣學派之間重重地劃出了一條界限。他反對科斯的主張，認為科斯提出的“自願聯合”或“協商解決”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市場無法完全收集到所有個人的信息。與其自願聯合建立一個“新組織”去負責這個市場問題，就不如簡化地把“現成”的政府看成是為此目標而設立的一個集體性組織，這樣更能節省交易費用。
20世紀80年代之後，哈耶克的“假想敵”——計劃經濟無論在理論、國家治理還是道德層面上，都已經破產。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原教旨意義上的計劃派、市場派其實都不存在了，人們最亟待解決的理論問題是：市場失靈與政府調控的邊界到底在哪裡？
1989年，斯蒂格利茨寫了一本小冊子《政府的經濟角色》，被認為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對這一問題的最傑出的思考。
此文發表後，引起整個經濟學界的大討論，左中右各派相繼捲入，多位重量級的學者——包括諾獎得主發表了贊同或商榷的文章。1998年，正處改革深水區的中國把這篇論文與其他七位經濟學家的論戰文章結集在一起，出版《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一書。
在書中，斯蒂格利茨先是揭示了一個事實：美國政府的支出約佔國民生產總值的1/3，其他市場化國家，如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這一比例更高達1/2。他繼而把政府的作用劃分為生產和消費兩方面，前者要回答“怎樣生產產品”的問題，後者要回答“生產什麼”和“為誰生產”的問題。
他的核心觀點是：“只要在信息不全或市場機制不完整的狀況下（這可說是全球常態），國家的干預就必然存在，以有效改善資源分配的效率。”
如果信息不對稱會造成“市場失靈”，那麼，它也同樣會造成“政府失靈”。斯蒂格利茨顯然看到了這一事實，他對政策工具在調控中的自我約束進行了討論，建議引入創新、激勵和競爭機制，以提高公共供給的效率。他試圖確立一些基本原則，來規範政府參與經濟的行為。
“我想看看真實的世界——做一隻碰壁的蒼蠅。”1993年，斯蒂格利茨離開高校，前往華盛頓從政。在那裡他擔任了4年的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接著，又在世界銀行當了3年的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
2001年，斯蒂格利茨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那時，他已經重返熟悉的校園。在後來的兩年裡，他先後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滿》和《喧囂的90年代》。
在書中，他以簡明經濟史的寫作手法回顧了剛剛發生的歷史，它包括超出所有人想象的高速增長，以及“9·11”事件、狂熱的放松管制、安然醜聞、東亞金融危機以及越來越嚴重的分配不公平。
“毀滅的種子是什麼？第一個是繁榮自身。”斯蒂格利茨在《喧囂的90年代》中寫道，“也許自從鬱金香泡沫之後，市場的非理性從來沒有表現得像最近這樣的明顯。”他批評了市場，同時認為政府沒有很好地扮演平衡的角色，以至於出現了“廉價的增長”。
他再次重複了十多年的警告，不受約束的市場遠非經濟繁榮的引擎，獲得持續增長和長期效率的最佳方法，是找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恰當平衡，公司和經濟都必須受到一定程度的管制。這不僅僅是好的道德教化，還是好的經濟學。
2012年，勤奮的斯蒂格利茨又出版了《不公平的代價》一書，這個時候，他成為了反省全球化的“鬥士”。在他看來，“人均GDP可能上升，但大部分公民的生活可能年復一年原地踏步甚至過得更糟……我們的經濟與政治體系承諾我們要做的事情，與他們實際做的事，兩者天差地別到不容忽視的地步”。
根據斯蒂格利茨的統計，美國社會最上層的0.1%的家庭所擁有的收入是社會底層90%家庭平均收入的220倍。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國家財富的1/3。他把林肯總統的名言“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諷刺性地改為“1%所有，1%所治，1%所享”。
從斯蒂格利茨近十多年創作的的著作中可以發現，華盛頓的從政經驗對他的學術路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作為一個堅定的政府幹預主義者，他對政府機制瞭解得越透徹，他的失望便也越深重。
自亞當·斯密以來，關於重商主義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歇過，“看不見的手”與“守夜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微妙而危險，並且從來沒有達成完美的均衡，或者，理想意義上的均衡根本就不存在。
在斯蒂格利茨發表《不公平的代價》的3年後，2015年，特朗普宣佈參選美國總統，以東部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斯蒂格利茨認為他是“最不夠格且參選最倉促的人之一”，但實際上，他的著述卻可能是特朗普反對他和他的朋友們的最佳助選文案。
斯蒂格利茨與克魯格曼被視為美國經濟學界的“雙子星座”，他的性格更溫和，不像克魯格曼那樣“善於”得罪所有的人。
注：關於市場與政府的著作非常多，推薦德隆·阿西莫格魯、詹姆斯·羅賓遜所著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李增剛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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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老師推薦的閱讀版本，是中國物資出版社出版的版本。
本篇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麻醬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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