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崔璞玉
近年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重與養老金支付壓力增大，關於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越來越多。專家認為，延遲退休可以使人口撫養比(非勞動年齡人口對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下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但老齡化是社會發展趨勢，延遲退休年齡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對於如何解決養老金問題，專家認為，一方面要增加就業機會、延長就業週期，並積極調動政府、市場、家庭以及老年人個人的力量來共同應對，另一方面，要儘快擴大養老保險個人賬戶，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廣大的農民工市民化，從而擴大養老金的繳費來源。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趙忠表示，改革戶籍制度很重要，如果把戶籍這個勞動要素市場的制度性障礙消除，延長農民工在城鎮裡的工作時間，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支付壓力。
延遲退休年齡不應“一刀切”
4月1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發佈《中國養老金精算報告2019——2050》稱，在企業繳費率為16%的基準情境下，全國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將在2028年出現當期赤字，並於2035年出現累計結餘耗盡。不少媒體戲稱，這意味著“80後將無錢養老”。
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8年，我國60週歲及以上人口為2.49億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為17.9%。另據國家老齡辦2015年發佈的預測，到2022年，我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數量將增至2.68億，比重升至18.5%；到2036年，老齡人口進一步增加至4.23億，比重升至29.1%；到2053年，老齡人口達到4.87億的峰值，佔全國人口的比例達到34.8%。
中國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指出，僅從制度贍養率上看，未來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支付壓力將不斷提升。簡單地說，2019年一個離退休者由接近2個繳費者贍養，但到2050年前後，幾乎是一個繳費者需要贍養一個離退休者。
中泰證券研究所宏觀首席分析師梁中華近日也撰文指出，“現在我們每個年輕人除了負擔自己的開支外，平均還要負擔0.41個老人或小孩的開支；但到2030年，平均每個年輕人將負擔0.5個老人或小孩的開支，到2050年時將負擔0.8個，負擔加重一倍。”
老齡人口數量的快速增加，人口撫養比的不斷提高，給養老保險制度的財務可持續性帶來了直接挑戰。在這個背景下，圍繞延遲退休年齡的討論越來越多。社科院就建議，應儘快出臺延遲退休年齡的方案。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指出，中國現有的退休制度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當時中國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只有45歲，而且幾乎所有勞動都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機械化和現代化程度非常低。
“現在中國人的預期壽命已經達到76.7歲，整體經濟社會形勢、就業和受教育情況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果還沿用舊的退休制度，的確是對人力資源的一種浪費，也不符合現實情況。”他說。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趙忠也對界面新聞表示，延遲退休不但是人口老齡化提出的一個現實要求，也和整個世界範圍內預期壽命的增加相連。不過，應該讓員工自己來選擇退休時間，而不是從政策上“一刀切”。
“比如，有些人願意多工作幾年，政策卻不允許；有的人，尤其是體力勞動者，到了一定年齡階段體力確實沒辦法跟上，如果一定要延遲他們的退休年齡，也不公平。”趙忠說，“還是應該通過市場和經濟的手段，允許員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採取自願退休的政策。”
延遲退休年齡是“治標不治本”
雖然分析人士認為延遲退休年齡是必要的，但他們也表示這可能僅僅是推遲養老金出現虧空的時間，最終還是治標不治本。
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客座教授林採宜表示，若將我國女性55歲、男性60歲的退休年齡分別提高5歲，在維持當前財政補貼情況下，城鎮養老保險基金出現虧空的時間將延長8年左右；若再考慮累計結餘資金，城鎮養老保險基金出現虧空的時間將延長10年左右。
原新指出，延遲退休年齡可以相應地增加勞動年數，緩解養老金繳納和領取人員之間的比例關係，起到一定的緩解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養老金缺口的問題。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形勢轉變的規律性結果，誰也改變不了。”他說，“因為少子、長壽必然導致老齡化，而少子、長壽就是現代文明的結果。”
日本是目前全球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日本65歲以上人口比例達到了27%，排名世界第一，屬於超老齡化社會。同時，日本也是少子率嚴重的國家和全球人均壽命最長的國家。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發佈的統計數據，日本人口平均預期壽命為84.2歲，穩居榜首。
嚴重的老齡化給日本的養老金系統帶來了沉重負擔。為了應對養老金危機，日本政府從1973年起就不斷提高退休年齡，從二戰後的50或55歲，逐步提高到60歲、65歲。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甚至提出要打造終身不退休的工作制度。
去年9月，安倍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採訪時稱，希望把日本的退休年齡進一步提高至65歲以上，同時將養老金領取年齡推遲至70歲之後。他還說，要以“終身不退休、終身活躍”為目標，推進醫療和養老金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
但由於出生人口連續多年下降，日本的養老金危機並沒有因此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當前日本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已超過50%，預計到2050年，日本的老年人口撫養比將接近80%。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日本2015年存在11萬億美元的養老金缺口，預計到2050年這一缺口規模將達到26萬億美元。
解決養老金缺口要“多管齊下”
針對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在中長期內面臨財務難以持續的挑戰，專家認為，除了延長退休年齡，應儘快實現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同時擴大養老保險的繳費來源，比如以降費為契機，擴大養老保險個人賬戶，以及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將農民工市民化。
盤古智庫老齡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李佳在接受界面新聞採訪時指出，現在中國養老金的問題還不是總額問題，當務之急是要解決地區間、城鄉間的差距問題。
“上海的社保基金來自哪裡？來自全國各地在上海工作的人。這個錢只屬於上海嗎？比如一個黑龍江人在上海工作的時候，把社保基金交到上海。等到他們退休回到黑龍江時，這個錢還留在了上海。沒有必要的中央調劑，像這樣的情況怎麼辦？”李佳說。
趙忠則表示，要解決養老金問題，戶籍制度改革很重要。“很大一部分製造行業的勞動者是從農村到城鎮務工的人員，但這些人在城鎮工作一段時間就回流了，因為有戶籍制度的障礙，這些人無法融入當地社會中去。”
“如果把(戶籍)這個勞動要素市場的制度性障礙消除掉，延長農民工在城裡的工作時間，不僅有助於我國的城鎮化和經濟發展，同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壓力。”趙忠說。
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8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2018年農民工總量為28836萬人，僅比上年增加184萬人，增長0.6%，增幅創歷史新低。不僅如此，外出農民工中，進城農民工13506萬人，比上年減少204萬人，下降1.5%，減少人數創歷史新高。
原新表示，全世界應對養老金缺口的辦法就是四個字：開源節流。節流目前在中國幾乎不太可能，因此只能開源。開源包括幾個方面，一是增加就業機會、延長就業週期，增加就業機會就是將更多人納入到養老體系中來，延長就業週期就是推遲退休。另外還有企業年金，這是對政府主導的養老保障體制的一個重要補充。再一個是財政補貼。
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指出，當前社保增收的內在動力來自制度的激勵性。一方面通過降低繳費門檻，將當前未參保的中小企業和靈活就業人員納入進來，擴大覆蓋面；另一方面鼓勵參保者多繳多得，坐實費基。
目前這一步正在推進過程中。今年5月1日起，社保降費新政正式實施。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此次降費主要涉及兩方面，一是降費率，二是降費基。降費率方面，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從20%降到16%。降費基方面，國務院要求合理降低部分參保人員和企業的社保繳費基數，個體戶和靈活就業人員等還能自由選擇基數繳費。
此外，原新表示，包括養老、醫療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能否持續發展，根本動力在於經濟的“蛋糕”能不能做大。
“老齡社會的本質問題不是養老問題，而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他說，“在這個轉型期，需要政府、市場、家庭和老年人個人，所有力量來共同應對。政府負責兜底和保基本，市場提供更優質的適合老年人的保險產品，繼續發揚家庭養老這一中國美德，以及提升老年人自身的財富儲備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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