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在基石資本年會上發表演講，稱中國經濟這幾年，也許包括未來幾年，基本都處於一個突圍狀態。為什麼要突圍？因為兩股力量困住了中國，一是全球格局正發生所謂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中國正當其中；二是我們自己多年來的高速增長帶來的國內經濟的一些變化，也把我們圍住了。他認為，能不能完成這次突圍，關係到中國能不能晉升到現代化強國的行列，同時也對全球經濟走向產生一些外延式的影響。
如何突圍？第一步，還是得靠改革。第二個是“應對的突圍”，不能因為特朗普在自己國內壓力下的收縮就跟著收縮，要繼續堅持開放。第三個突圍是創新突圍。
突圍能否成功，“取決於我們的抉擇——政府怎麼做，企業怎麼做，還有高校怎麼做。如果做得對，是一個結果，如果做得不對，是另外一個結果。”
他認為中國突圍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因為“觀察中國經濟，觀察我們國人，我們有一個明顯的文化心理上的特點，就是形勢差的時候我們的表現比較好，甚至是形勢越差，表現越好。”
在提到中美貿易衝突時，他提到全球化的到來，一方面讓人類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機會，形成了一個空前未有的大市場，但同時，也讓富國、窮國國內矛盾積累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收入差別的分化在發達國家很醒目，在發展中國家也醒目，這也是導致美國總統特朗普上臺的民意基礎。
但他表示，儘管特朗普有選民基礎，但在這個世界，沒有哪個總統能把國民經濟拉到國界線以內了。開放是改變不了的，對中國來說，要以更大的開放應對貿易戰。而且，他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未必是個壞事，因為一批中國公司被“打成了“跨國公司，很多公司都在貿易衝突加快了全球佈局。
實際上，早在2017年，中美貿易衝突尚未以這種激烈的形式爆發之前，周其仁已經在他的作品《突圍集》（中信出版社出版）中提到了經濟局勢的變化與中國經濟的突圍，尤其是在如何實現經濟突圍上，他從內需、產業升級、城市化等角度提出了一些更具體的建議。
如何實現經濟突圍
總體看，中國經濟要更多依靠內需，要在連年高速增長的基礎上，讓內需在引導經濟持續增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要實現這樣的轉型，就要落實深層次結構性改革，啟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未來十年二十年，中國這樣體量的大經濟，將更多依靠內需來支持增長。
這個判斷沒有太大分歧，但內需恐怕不會很快頂上來。2012 年，工業在中國 GDP 總額中還佔 47%，龐大的中國製造本來一直為全球需求而生，靠現存內需消化不了。至於潛在的內需，非有結構性改革特別是收入分配結構的改革不可，也不是說釋放就能釋放出來的。過去講了這麼多年，內需還是難挑大樑，根本原因是居民收入板塊佔國民收入比重還是偏低。這個癥結不解決，我國內需就只能是潛在的。
說城鎮化是最大內需，這話聽來不錯，因為中國城鎮化指數畢竟剛過 50％，且真正的市民人口比例更低。但我們也必須看到，“行政主導的城鎮化大躍進”並不可靠，因為關鍵體制未改，包括行政主導投資、畫地為牢的資源配置、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還有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等，倘若沒有紮實的改革推進，“城鎮化”中的無效資源配置，恐怕不等把城鎮化率提升到應有水準，經濟、社會、政治就吃不消了。
要釋放改革紅利，總有個從播種到收穫的過程。今天種樹，要過幾年才可能結果。這就是現在的困局：過去的高增長已沒有條件持續，但轉型艱難，即使認識一致、措施對頭，真正生效也需要時間。
在現實約束下，千難萬難，再難也要堅持開放。首先要看到全球化遇挫，但開放還有潛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平均增長率下降，但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所佔份額增加。中國早期開放不能不以發達國家為目標市場，因為那裡的購買力不但高，而且是現成的，商業通道、基礎設施、信用與金融服務也都是現成的，中國只需埋頭做世界工廠、世界車間，不愁產品沒銷路。
但恰恰由於中國和一批新興市場經濟體走開放之路，全球格局已經發生了變化。2000 年中國佔全球經濟總量的 3.7%，現在佔 11.5% ；新興市場國家從佔 15.4% 升到 29.7% ；G7（七國集團）國家則從佔 65.4% 降為 47.3%。全球“蛋糕”的板塊已經變化了。
當然不少發展中國家缺乏現成購買力，不過像當年中國一樣，潛在購買力是有的。當下的現實制約是基礎設施不完備、生產性服務跟不上來，但持續開放，潛在需求有機會轉為現實需求。中國應當對此積極反應。
中國製造業附加值佔全球的比重，從2000年的6.3% 到2011 年的 17.4%，2012 年應該是 19%。但中國工業能力與市場開拓能力不匹配。一方面製造能力強，人力資源充沛、肯幹並願意學習，加上進口設備，建設大工廠、形成新產能易如反掌，但比較而言，在全球市場開拓的能力弱，於是主要靠發達國家訂單過日子。一旦高海平面起波浪，我們這裡就產能過剩。其實除了發達經濟體，到印度、俄羅斯商場裡看，中國貨還不夠多。
我在新疆考察向西開放時，看到當地幾家民營企業，到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國家修變電站、建輸電網絡，主動參與當地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當年中國還不是一樣這麼起來的？還不是利用開放，補上多年短板如基礎設施建設？現在按這個思路倒過去，也是可行的。那就是憑中國積累外匯、投資和生產服務能力，以對外投資帶動對外貿易。到他國修電站，設備大多是中國的。修高速公路，水泥、瀝青、鋼材、設備也是中國製造。所以，研究當年外國資本怎麼進入中國的，從中學習現在中國經濟怎麼走出去，應該挺對路。
當然這也有風險。越南、緬甸都有中國企業去，不單賣產品，且借錢給他們買中國產品、出資修路、修其他基礎設施。這將帶動貿易，帶動國內產能的消化。這是一個發力方向，是中國經濟開放的升級版。如果向西、向中、向南看，伊斯蘭世界十幾億人口，有獨特的文化要求；新疆往西有大片資源，有潛在購買力；東盟也有發展機會。
第二個發力方向是產業升級。現在有輿論說，中國的人口紅利沒了，所以不行了；人工工資漲了，所以不行了。這是流行之見。但現實還有另一面，即中國 2015 年人均GDP 8000 美元，雖然比剛剛開放時大大拉近了與高海平面的落差，但跟發達國家比，人均收入依然有多倍之差，怎麼說沒戲就沒戲了？
荷蘭人均GDP 5 萬美元，卻是世界三大主要農產品出口國之一。其中僅花卉一項，就佔全球出口額一半以上。荷蘭人的收入那麼高，當然工資成本也高，為什麼農產品還有出口競爭力？要明白，比較優勢不是由工資的絕對水平決定的，還要比生產率，比產品種類、材料、工藝、流程、品質、商業模式等，背後是教育、培訓、人的綜合素質提升。在經濟邏輯上，只要生產率進步快於工資增長，依然有優勢，依然有機會。
所以，不能靠慣性想問題，不能到今天還只能習慣請拿一兩千元工資的工人，才能在市場立足。經濟增長終究要落到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因此比較優勢一定要起變化，但決定性的可不是工資絕對水平，而是生產率的提高率。
最近我給企業家朋友介紹“Mr.Swatch”（尼古拉斯·哈耶克）的故事，背景是當年日本、中國香港等後來居上，用低成本石英錶和電子錶一度把瑞士精密製表業逼到牆角。當時瑞士人工比日本貴，瑞士企業家尼古拉斯·哈耶克挺身而出，投身革新制表業，把功能產品與時尚結合，由創新帶起的生產率提升讓瑞士精密製造經受住考驗。到今天，瑞士製表也沒有搬到低成本國家，還在全球佔一席之地。這個故事說明，絕不是成本線向上推，就只有死路一條。如果能做到產品升級和產業升級，就大有可為。
第三，集聚和集中。城市化的內涵是人口在空間上重新佈局，是人口與經濟資源的“集聚和集中”。全球城市人口占總人口一半多點，但城市佔地只佔地球表面極少一點地方，總趨勢是，在越來越少的國土面積上集聚更多人口和產出更大經濟總量。美國將近 80% 的城市化率，城市佔地僅佔美國國土的 3%，其中紐約人口占全國的 7.5%，GDP 佔 10.1%，佔地面積呢？曼哈頓不到 60 平方公里（加上水面也不過 87.5 平方公里），紐約市五區總共也不足 800 平方公里。日本三大都市圈，差不多集中了 70% 的總人口和三分之一的經濟總量，佔地多少？大東京都市圈 1.3 萬平方公里，比我們的北京市還小。
中國允許人口流動之後，集聚與集中的趨勢已經有所表現，這裡面蘊含著巨大機會。不過我們這裡的集聚和集中水平還比較初級，突出表現是密度尚有餘地，即單位國土面積上的經濟產出量還不高，說明大有潛力。問題是，要充分釋放集聚潛力，現行體制遠不適應。深改推進之後，以集聚和集中為內涵的城市化—不再是行政分割攤大餅的“城鎮化”—將帶動更持久的投資與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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