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中國經濟不再高速增長，“經濟平穩發展”被頻繁提起。中間發生了什麼？是經濟體量變大的必然結果，還是制度方面原因？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近日發表演講時指出幾個原因：生產要素成本上漲，法定成本上漲。
在外部環境上，周其仁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全球經濟形勢像三明治，中國是中間那一片。優勢仍然存在，但是面臨很大的競爭壓力。
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周其仁認為，今後的5年、10年中，中國需要從一個仿造型的、追隨型的國家，靠更便宜的產品來競爭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擁有更多的質量、品質、創新元素、原創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領導力的原創元素的經濟體。中國經濟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周其仁：我在2009年也參加過類似今天亞傑商會的活動，當年的演講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但是我記得2009年的經濟形勢非常惡劣，當時正在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全世界都經歷了一次到幾年仍未結束的重新洗牌的過程。
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2013年中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貿易國。
但是也就是從2008年和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內部開始潛伏著巨大的下行壓力。2008年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比2007年大幅度下降，後來只有一年中國經濟增速重新回到10%以上，2007年中國經濟增速為14.2%，以後除了2010年因為政策的強刺激中國經濟增速回到了10%以上，這之後每年中國經濟的增速都是在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往下行。上個季度中國經濟的增速是6.9%，2015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速的計劃是7%左右。國家統計局發言人解釋什麼叫7%左右，只要在6.5%以上就叫7%左右。從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來看，2015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比2007年已經去掉了一半，中國很多地區的企業的日子都是相當難過的。
在中國經濟整個大格局變化中，我們需要做一些思考，什麼造成中國經濟這麼大幅度地下行？第一個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機，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波及到全球，我國的經濟都是外向驅動，這種狀況限制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
中國農民窮，工人收入低，知識分子幹部的收入也不高。過去我國關起門來做生意，一旦打開國門，發現全都是競爭者。我們開始引進外部資本，外部技術，引進商業模式，中國人開始學習國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就是這麼來的。可是我們的市場不是在中國，我們的產品主要是出口。所以在2007年和2008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波及全球以後，全球需求壓縮，中國出口立即下降，麻煩就來了。
除了金融危機之外，還有別的原因。因為經濟高速增長，同時生產要素的價格就會猛增。經濟高速增長，企業就要招工人，工人的工資就上漲了；要蓋廠房，土地價格就上漲了；大家都要買原料，原料價格就上去了，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
另外，除了這些生產要素成本上漲以外，企業經營的“法定成本”也在上漲。第一位是稅收，從1995年看到2012年進行對比，中國的名義GDP上漲了8.6倍，中國的工資總額上漲了8.8倍，這兩個數字差不多。但是稅收漲了多少呢？稅收漲了16倍。
稅收以外，還有一些政府收入，包括稅收在內的政府收入部分漲了24倍。還有一個漲的很快的就是社會保障繳費，比如養老等。中國社保繳費的比例比發達國家還高。
另外，增長最快的一個指標是我國的土地出讓金。1995年到2012年，中國的土地出讓金增長了64倍，這會影響到所有的企業。無論是房租、房價、工業用地都會形成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成本。
除了這些成本以外，還有中國企業辦事“麻煩”的成本。這屆政府一上臺就開始抓這些事情，已經去掉了很多不合理的管理條例。
由於經濟高速地增長，我們對某些成本不敏感。非要等到經濟增速下滑之後才意識到，這也是把我們經濟拉下來的一個原因。經濟方面好中有壞，壞中有好，禍福相依。高速增長也會帶來麻煩，麻煩裡面也會蘊含著機會。
以前幾十年，中國經濟是靠低成本來獲得高速增長的，但是現在不同了，很多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學習中國，也開始開放，開始擁抱全球化。現在全球經濟形勢就像一塊三明治，上面一片是大國家，中國是中間那片。
中國經濟是全球第二強，但是沒有人排著隊來中國買大型飛機，我們這麼多“made in china”的產品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會通宵排隊來買。這些東西到今天主要還是發達國家的，他們有持續的創新能力。這是三明治上面的一塊。
三明治下面的一片是現在的印度、越南等國家。中國江浙的大型紡織廠都開始到越南開廠。越南的工人工資是我們國家的1/3，土地價格非常便宜，他們也開始招商引資，大力發展。這些國家夾在我們底下，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現在夾在了全球經濟競爭格局的中間。通俗地講，我們往上夠天還夠不到，後面已經追兵四起。這就是中國經濟今天面臨的形勢。
那麼，中國經濟的出路在什麼地方呢？在今後的5年、10年中，中國需要從一個仿造型的、追隨型的國家，靠更便宜的產品來競爭的經濟形態，轉變為擁有更多的質量、品質、創新元素、原創元素，甚至是在全球有領導力的原創元素的經濟體。還有，中國經濟需要把改革精神真正落地。
中國很多的消費者跑到國外，發現很多產品比國內的還便宜。中國的人均GDP目前是7000美元左右，比世界平均水平還差3000美元。現在甚至很多發達國家的東西比中國還便宜，這是因為中國的成本當中有虛高的東西，這些虛高的成本要狠狠地擠。不把這些虛高的成本擠出泡沫，我們的經濟就沒有競爭力。
新的想法很難。所有的創新、新的商業模式最開始都只是一個想法。中國13億人怎麼會缺乏新的、好的想法呢？新想法是很不容易的，因為想法涉及到文化和心理層面，人是社會動物，都希望被人尊重，希望得到別人的認可。在中國，如果你的想法和別人不一樣，那你就麻煩了。
什麼人最容易和別人相處呢？就是那些同意所有人意見的人，這種人容易被別人接受。奇才就是那種經常想法和別人不一樣的人，這種人很難在社會立足，從小學開始就不一樣，格格不入。這種人在我們社會中不是沒有，有很多，但是因為一個國家思想的統一而被淹沒。思想統一、國家穩定是我們國家立足的重要一條。但是社會需要容忍這種不同想法的人，這種奇奇怪怪的人。一個人想法跟別人不一樣，他會很孤獨，他很難把想法變成現實。
所以全球持續創新的地方最重要的一點是有小環境。不需要全人類都欣賞他，但是至少需要三個人欣賞他，其中一個是給他出錢的，如果沒有這個條件，那想法就不能成為現實。
我今年跟幾十個企業家一起去以色列，白天各處看，晚上一起討論。最後其實發現，以色列多數人和我們中國一樣的，司機跟中國的司機一樣，甚至手機更落後，酒店和中國的也是一樣的。以色列的老城裡面擺攤的和中國路邊上擺攤的也一模一樣。
創新的是不到10%的人，這其中還有很多是為創新服務的，真正創新的人才可能只有千分之幾。但是為什麼他們國家創新能力那麼強呢？因為像亞傑商會這種組織非常重要，這種企業傢俱樂部創造了一種小環境，讓怪怪的人在這裡面有人欣賞。一個人如果有人欣賞就有了創新的能量，中國需要創造很多小環境來支持這種新的想法的出現。
新的想法極其重要。現在大工業製造都是採用流水線來運作的。其實，流水線最初只是一個想法，二十世紀初期，那麼多人搞工業，就只有一個人冒出流水線這個想法，這個人就是福特。
他怎麼想出流水線這個想法的呢？福特有一次去參觀屠宰場，去看殺牛宰豬。他發現屠宰場有一個創新點，什麼創新點呢？一頭豬進了屠宰場被掛在架子上，這個工人給它卸胳膊，下一個工人給它卸腿，豬的肢體一件一件地卸下來，就完事了。工人們各有分工，效率很高。
福特看得入迷了，然後腦袋裡就開始思考，甚至倒過來想，能不能把豬的胳膊和腿組裝成一頭豬。後來，他就把這個想法運用在汽車的組裝上，採用流水線的方式來組裝汽車。福特創造了流水線，成功打造了福特汽車品牌，直到現在還很成功。
跟潮流不同的想法永遠是創新的源泉。我們現在的教育都是應試教育，所有的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除了標準答案之外的新穎的答案都是錯的，學生考試就會不及格，考不上大學。這種唯標準論的情況怎麼會產生有想法的人呢？新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而我們的文化，我們的考試都要求統一的答案。崇拜權威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多大的創新的。
我們永遠不要喊同樣的口號。現在從上到下都在談“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家都在談“互聯網+”。我在廣州發現有一個叫葉國富的人卻完全不談互聯網+。葉國富發現網店把實體店衝擊得稀里嘩啦，一塌糊塗，但是商場的租金開始大幅度下降，他沒去做互聯網，反而去開實體店，做了一個品牌“名創優品”（注：一個模仿日本風格的中國本土“十元店”品牌）。就這兩年時間，名創優品開了1000多家實體店。
日本人對品質的要求非常嚴格，葉國富就去找日本人進行合作。名創優品的所有商品都是中國製造的，只是由日本人進行監製，達到了制定的標準才行。現在葉國富的名創優品年營收做到50個億。這個名創優品跟互聯網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們永遠不要喊同樣的口號，永遠要允許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非常重要。所以小環境，獨立的、不同的想法這是我們最需要的東西。
教育理念的改變是最大的生產力。還有一種創新，叫做改進式的創新。我們的國家要允許其中的個體積極、活躍地有不同的想法存在。我們中國人特別重視教育，以色列人也特別重視教育，他們重視教育的方式與我們不同。
以色列的媽媽們在孩子放學回家之後，從來不問孩子今天學了什麼，更不會問孩子今天考得怎麼樣，她們只問孩子們今天上學提了問題嗎，今天是不是提了一個好問題。教育理念的改變是最大的生產力。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很重要的一條不是經濟體制的改革，而是教育體制的改革，是考試辦法的改革。
我今年夏天去甘肅，看到有一個公益項目做得很好，一個傳統的學校的牆上貼了三個信條，其中一條是：問題比答案重要。我覺得中國是有希望的，一定要在這個層面進行改革，積極推動，培養小環境。
創新是市場活動。市場活動最難的是你怎麼知道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別人的需求不容易讓你知道。如果今天是馬車時代，要發明一種交通工具，你會怎麼辦，你最多是讓馬車跑得更快一點。這時候你不可能發明汽車，因為消費者也不知道這個。所以企業家資源非常重要，他們是一群猜社會需求的人。
過去我們不差錢，國民的儲蓄率高，有些事情就可以試試看。誰都不知道什麼事情會流行起來。我們一定要向各個方向去試，試了才知道。有想法，有資金才行。這條路不是一說創新就可以解決的。
另外，想法可能沒有，但關鍵是市場有沒有解決，不是說商務模式沒有痛點。最近我訪問過滴滴打車，現在滴滴打車服務已經蔓延到全國幾百個城市，與之相對應的是Uber，在全球範圍內都有服務。滴滴打車在中國有什麼貢獻呢？
互聯網人用APP能夠把供求撮合起來，這是Uber創造出來的。我給滴滴打車評價最高的一點是，他們在一個關鍵的環節上下功夫。滴滴打車不是一蹴而就的，滴滴打車最先從出租車司機切入。可是你想，中國出租車司機的狀況是怎麼樣的，歲數大，而且手機都不是智能手機。
該如何說服他們把APP裝到手機上？滴滴打車這群年輕人我很佩服。他們調查發現北京西客站等車是最難的，出租車排成長龍，他們去把出租車一個一個敲開，跟司機一個個談，把一個個司機的手機拿過來裝上打車軟件，這是不容易的。等到過了臨界點，這時候出租車司機不需要你教。
讓最低的一群人願意試這種模式。但是很多司機安裝了APP後還是沒人來打車，所以他們就經常自己去打車，司機一看怎麼打車的老是你們這幾個人呀。
一個市場供給和需求咬合不起來這是最大的困難。對於經濟，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必須創新，法定成本可以減少，稅收可以減少。中國經濟的下行正在提醒我們該從什麼地方下功夫，中國什麼時候都不可以高枕無憂，自吹自擂。中國經濟目前還是上不上，下不下的狀況。中國經濟靠的是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企業、企業家以及在坐的各位來共同推動的。
本文來源 | 原子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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