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月1日，《新潮》创刊号封面，刊名为北大校长蔡元培题写。图片来源：网络）
傅斯年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时更情绪化；受胡适影响，对学运保持距离，更不支持罢课；即将毕业，根本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从赵家楼回来的次日就与运动脱钩。导火索是1919年5月5日，“有一个冲动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学，同他打了一架，于是他大怒一场，赌咒不到学生会里来工作。”这是罗家伦的记载，虽然回避了打架的原因、细节，但傅斯年性格中刚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几笔，跃然纸上。
与傅斯年冲突的对象，傅乐成说是胡霹雳，台湾“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说是许德珩，罗家伦说是姓陶的浙江籍学生。冲突的程度，有说傅的眼镜被一掌打掉，有说傅挨了耳光，有说傅挨了一拳。总之是山东胖大汉傅斯年吃亏。
性情中人 毁誉参半
批判拳头，不能代替拳头批判。说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干过。他直率冲动、好辩好斗，用如今的流行语定位，典型一个“直男癌”。他在北大读书时打过群架，“在红楼门口几十个人打我一个，把我压在底下，还是传达室的工友把我拉出，我也不怕。”
《新青年》编辑、留学后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仅43岁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泪数次，称刘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员中第一位不该死者”，“想到我们打架时，不知涕之泣然也”。这是一曲兄弟版的《教我如何不想“他”》。
年轻时的傅斯年不仅会打架，而且会撒泼。他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文科学长、系主任时，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没占到便宜，转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学教授罗家伦、何思源，一见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张嘴大哭，非要兄弟们帮他去打架出气。很难想象这是一位30余岁大学教授的行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运动只是表因，还有三层内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时更情绪化。罗家伦说傅“是一个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万念俱灰了”。段锡朋当时在北大的名气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国民社。北大学生本来要推傅做刚成立的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傅挨了一拳撂挑子，结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适影响，对学运保持距离，更不支持罢课。五四运动后期，北大学生罢课。许德珩晚年回忆，“胡适曾亲自出面要学生复课，遭到学生的拒绝。胡适又想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愿去者签名，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先生知道后，把傅、罗叫去训了一顿，此事遂告寝。”
其三，傅即将毕业，根本没有做职业革命家的想法，必须务实考虑人生规划。“自此而后，当闭户读书，努力为文化运动之一前驱小卒。惟学问可以益人益己，学本无成，出而涉世，本无当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张国焘等5名北京学生代表，随蒋梦麟到美驻华使馆，欢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双方交谈时，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后当发愤为学术上之研究，谋劳动者之生活，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独立创造新生活，以图淘汰旧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济南参加山东官费出国留学考试，成绩优异，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们都不主张录取，因为他是《新潮》主编，是五四运动总指挥，是闹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学长、时任山东省教育厅科长陈雪南力排众议，说：“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
傅斯年有惊无险，最终过关。出国留学前，北大校长蔡元培书陆游《初发夷陵》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相赠，勉励他在学问上豁然开朗、开天辟地。
傅斯年树大招风，何止留学遇险，校内外都有非议。“平日任气使性，不知人情为何物，故获怨于人者尤多”，匿名恐吓信就收到两三封。“自《新潮》出版，波澜层生，即同学中非之恨之者亦复大有人在。”段锡朋曾对傅斯年、罗家伦说：“二兄持新文学，反对之者引为众的。”
他还常被谣言中伤。有人声称，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陈独秀、胡适对此很气愤，分别为北大出众的学生辟谣。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写文章公开驳斥：“安福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新潮”涌动 爱深责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编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坚定的同盟军。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视为“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这两份分别由北大教授、北大学生主办的杂志，近在咫尺，相互呼应，同仇敌忾。
在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中，傅斯年写了许多文章，传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学革命，评论社会问题。他先于同辈青年启蒙觉醒，怀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批判传统糟粕，批判残酷现实，奔腾于时代浪潮之尖，不仅成为公认的学生中的意见领袖，而且显露出未来学术领袖的精神气质和风范。
为什么反对旧文学、拥护新文学？他紧扣一个“人”字：“我们所以不满意于旧文学，只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伪文学，缺少‘人化’的文学。我们用理想上的新文学代替它，全凭这‘容受人化’一条简单道理。”
他抨击我国汉朝之后的文学，“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又从“人”的视角分析，我国自明中叶以来的文学复古，导致“文学与人生不免有离婚之情，而中国文学遂成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伪文学。”
中国传统文化难免有“糟粕”，例如鼓吹专制、压抑个性、培养奴性。新文化运动是个性解放的运动，傅斯年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就主张个性自由、人格独立。“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倡导青年学生“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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