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眼界
到了乌兰巴托，我一看，蒙古人扬眉吐气的，到底是独立了，不一样了。各部门负责的都是蒙古人，社会秩序也不象那时候的中国那么乱，我羡慕得不行。再仔细看，发现这里的外国人真不少，苏联的，中国的，日本的，还有不知道是哪国的。中国人中，有南方的，有北方的，什么北京、上海的都有，一时也闹不清楚。我就问：“咋这么多外国人?”那里的同志给我解释：“共产党讲国际主义，不分哪的，不论你是蒙人、汉人，这国人，那国人，都是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斗争的。”这使我很受教育，也使我开了眼界，脑袋里有了点国际主义，这收获可不小。
在乌兰巴托，组织安排我们去党务学校学习。我也打算学一学蒙文，回去好革命。可是，我是个瞎棒，拿笔杆比扛椽还重，蒙文闹不懂，学了几天不行。再加上那里正在清党，我这个人随便惯了，有人就劝我说话小心点儿，我心里有些忽悠，想来想去，还是回去搞革命吧。贾力更，勇夫他们穿上新衣服、马靴进了党务学校，我没去，急着要回。组织上也考虑我在萨县、包头一带眼宽，熟人多，就同意我回来。有个朋楚克对我说：“等一等吧，还有几个人要回国，一齐走吧。”我就住下等这些人。
等了一个多月，要回国的人从苏联到了乌兰巴托，我一看，是云泽和佛鼎，还有特木尔巴根，都穿着西服，就象外国人那么牛气。过了几天，他们都换上了中国老百姓的衣服，一下子变得灰眉楚眼的了。我们拿上经费(每人一百元)，装了一麻袋油馃子，就要出发了。三德胜对我说；“要不你在下，哥哥回吧!”我说：“我是回呀，你要不想在，咱们一齐走吧。”云泽他们也说；“地方上的事情小才熟悉，那里的工作也离不开他，还是叫他回吧。”三德胜要回国，就决定和我们一齐走。我们坐上汽车到了国境附近，下车后决定分几路往回走，我和云泽是一路，到乌登找见侯四小，走了三四十天才回来。
这次往回走，同样是艰苦的。记得有一天，在草地上走了好久，实在渴得不行了，哪里也没有水。好容易找到一眼井，一看，井水直冒泡，是臭水，哪能喝。云泽找来个破牛皮桶，动手就往出淘水。他打了一桶又一桶，水里尽死老鼠、死蛤蟆，那个臭气实在熏得人不行。云泽也不嫌臭，叉开两条腿，还是淘，闹得满身是汗。淘了半天，水倒是清亮一些了，他也累灰了。反正渴得要命，将就着喝了一些。路上吃的那个苦，就别提有多少了。
我们是1929年8月回来的。往回走以前，我们就分了工。那时佛鼎(他是负责的)分配我到包头一带，还做“老一团”的工作，云泽在边山一带活动。我回来的时候，正赶上“老一团”开到临河去了，我追到那儿，见到了卜子嘉，云来拴这些人。他们自然知道我是干甚的，就问：“你咋办呀?”我说；“当兵来了，行不?”他们说；“那还不行?”我就又当上兵了。“老一团”的熟人们见我回来了，都来打听蒙古的情况。我把在乌兰巴托看到的都告诉了他们，还说：“咱们中国也得走苏联、蒙古的路，不然没有出路。要是愿意，你们也帮一手，出把子力!”象云来拴、胡锁锁这些人都是愿意的。所以，“老一团”的革命力量发展得一天比强了。后来吉合，曾涌泉他们在包头能被掩护住，靠的就是这些人。
李森回忆录·第四章：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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