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苏联在军事理论战线上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错误军事理论的斗争。批判的对象之一，是苏联前工农红军总部参谋长、伏龙芝军事学院教授斯韦钦。批判的重点问题，是他在《战略学》一书中关于消耗战略的论述。结果引发一些旧军官出身的军事专家和教授被逮捕，斯韦钦遭到流放。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理论，怎么会引发如此规模的震动呢？
1926年初，伏龙芝军事学院组织了一个“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辩论会。同年，斯韦钦的《战略学》一书出版，书中他认为，“把歼灭和消耗理解为武装斗争同时并存的两个因素，是错误的。”因此辩论中很多人认为斯韦钦理论是在一场战争中不可能同时采取消耗战略和歼灭战略。也有的认为他反对所有的歼灭性作战。。经过这次辩论，斯韦钦对《战略学》一书作了修改，于1927年出了第二版。其中分别论述了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的问题。
问题本来告一段落，但在1929年苏联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倾向。一些旧军官出身的军事专家和教授被逮捕，斯韦钦也牵连在内，遭到流放。虽然不久得到平反，但外界对斯韦钦的批判不但没有停止，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有的把他关于消耗战略的论述斥责为军事科学战线上的反动理论；有的则咒骂斯韦钦是披着苏维埃战略家伪装的阶级敌人。
实际上，消耗战略不是斯韦钦的发明。最早在苏联提出这一理论的，就是伏龙芝本人。在1924年他指出：“当装备优良的敌对双方发生冲突时，一次突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战争将是一场长期的、残酷的竞赛，交战双方的全部经济和政治基础都要在这一场竞赛中受到考验。用战略的字眼来说，这就是闪电式的、实施决定性突击的战略变成了消耗战略。”但是伏龙芝在死后，伏龙芝确定的“通过持久作战，消灭进犯之敌”的战略方针，就变成了伏罗希洛夫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速决进攻战略”。
特别是1928年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从3个方向进攻我国东北的边境城市，打败了张学良的国民党军队，第一次尝到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甜头，显示了苏军战斗力的提高。这些都为苏联实行新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苏军要推行这样的战略，自然要对消耗战略的理论进行批判，以求得统一思想，于是斯韦钦的《战略学》就成了理想的靶子。因此对斯韦钦的大批判就是声势越来越大。
但苏军这种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速决、进攻战略，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情况并不理想。苏联和日本的冲突，是在蒙古，并不能在日本领土上作战。苏联和德国瓜分波兰，对手已经完全崩溃。苏芬战争倒是在芬兰领土作战，但苏军仅人员伤亡即达万，相当于芬军伤亡数的3倍。这已初步说明，企图在战略上采取速决、进攻的歼灭战，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事。
至于反对纳粹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就更相反了。按照原定方针，苏军应该很快实施反击，越过新的边界打到德军占领下的波兰境内，在较短的时间内打败敌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是众所周知的。苏军不但没有能够在战争初期就打出去，而且不得不进行防御作战并实行战略退却，一度丧失大片国土和许多重要的经济地区。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战，才逐步制止了德寇的进攻，然后转入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
为什么原定的战略方针竟然与战争的实际情况背道而驰，而当初所批判的消耗战略，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证明是可行的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采取速决、进攻的战略还是持久、防御的战略，决定于许多因素。战略防御与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略消耗与战役战斗的开灭，以至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战略消耗与战略歼灭，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辩证的，是可以转化的。而这对于苏军中有些人来说却不尽然，单纯成了扣帽子的工具。
在和平时期对未来战争战略问题的讨论，是涉及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问题，应该严肃慎重地对待，实事求是地探讨。对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以政治斗争的手段，轻易予以否定。就是在总的方针已确定的前提下，如何贯彻执行，也仍然有许多学术问题需要探讨。这方面，苏联的教训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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