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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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一、緣起

番薯萬曆年間傳入,於閩南生民功莫大焉。明朝中葉之後,由海外傳入福建的主要農作物,有番薯、落花生、玉米和菸草。對福建乃至閩南民生影響最大,而又影響時間持續最久者,莫如番薯。

福建多丘陵,氣候溫熱,沿海和島嶼土地貧瘠、乾燥,多沙礫地,海風又大,不適種水稻。這種自然條件,番薯可以生長。據史載,明中葉以後,福建人口日蕃,稻米不足維生。萬曆十二至十三年(1584至1585年),番薯從海外傳入,十數年中迅速擴播。萬曆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594至1595年),“溫陵(泉州的別稱)飢,他谷皆貴,唯薯獨稔,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腐敗清政府吃敗仗,簽訂不平等《中日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泉州地區素仰臺灣米供給,一時為日本侵佔,泉州出現糧荒。1937年,吳增《番薯雜詠》詩云:

米價日高可奈何,薯根咬得日能過。

臺灣割去粟倉破,無汝人將餓死多。

並疏曰:“泉州四十年前,沿海各鄉造船往臺灣載米者不下六七百艘,號臺灣為泉州粟倉。自改隸之後,米絕不到,泉諸航戶皆失業,而亦時有米荒之患。踡然東望,不知何時復我外府?言之可為長太息矣!”②

吳增又詠番薯詩云:

從外府失臺澎,米舶千艘不得行。

急備食糧薯最易,防他鎖海有飛鯨。

又疏曰:“泉州每年所產稻米,僅支數月。若海疆有事,被人封鎖,則食糧告絕。計唯有多種番薯,曬乾蒸熟,積貯以備飢困。”③

1937至1945年的抗日戰爭期間,閩南沿海被日軍封鎖,晉江縣城出現饑荒。民國政府又以“防止資敵”為名,沿晉江各渡頭和通各縣道路關隘設卡,嚴禁內地各縣(德化、永春、安溪、南安)米糧入晉江縣城。晉江縣城內有市無米,全城百姓嗷嗷待哺。記得當時,我僅8歲,清晨一大早,喝完一大碗地瓜渣湯,隨家人一起,揹著草袋,扛著小鋤頭往北城門外彌陀巖山下奔去,在環山鄉農民收穫後的番薯田裡,到處翻土尋找農民遺棄的殘存番薯。因為到處翻土找殘存番薯太盲目了,以後又學會找地瓜發芽出土處,挖下必有收穫,但經發芽,地瓜養分少了,不好吃了。就這樣,每一次多少有些成績,少者兩三斤,多者五、六斤。中午,回到家裡,幾個人的收穫集中一起,煮熟一大鍋,算是當天中午的大餐了。當時,尚不懂這是在渡饑荒,對這種生活不以為苦,還以為有趣。因為這些都是兒童時的經歷,回憶起來,歷歷在目。

那時,晉江舊縣城內多空曠地、荒地,經一段短短時間,都闢為種番薯的園地,菜市場上都賣番薯種苗,有豎藤、紅磅、黃仔悶、新種花、芓薯,其中以豎藤白皮白肉番薯產量最高,含澱粉量最高,一般用作磨粉和切“薯科”;紅磅番薯最甜,最宜熟食。新種花紅皮黃肉,與紅磅番薯類同;黃仔悶,肉鬆,芋薯肉紫有特殊香味。這些都是孩提時的記憶。

還有,我家的後宅空地,也種上番薯,在祖母的帶領下,從鬆土、成畦、壓苗(壓進土裡兩節)、中耕、翻藤、施肥、挖薯(8月份,先挖出大的番薯,小的留住,讓其再長,謂之挖薯,也叫偷薯)。有時還得摘葉,防止薯藤陡長不結薯塊,薯葉還可以當菜吃。芋薯特別容易陡長,不結薯塊,所以城裡少種此品種。每年8月份,自種新番薯上餐桌,每日早餐吃薯渣糊(磨粉剩的薯渣),還帶上幾個煮熟小番薯,用草紙包好,放人書包,帶到學校當點心。我的兒童時代,與番薯的關係如此密切,所以在談及此外來物種話題時,就不能不講幾句。在歷史上,當自然災害和民族危機的國難當頭,番薯庇佑了晉江人、閩南人,福建人,乃至江南人民,所以本文就更不能不多說幾句了,這便是本文的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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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番薯海外傳入諸說

番薯從海外傳入閩南、福建有幾種說法,本文按典籍著述時間順序、傳入途徑分列於下,以便釐清與考證。

(一)明代典藉的記載

(1)徐光啟《甘藷疏序》:

“歲戊申(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江以南無麥禾,欲以樹藝佐其急,且備異日也。有言閩越之利甘藷者,客莆田徐生為予三致其種,種之生且蕃,略無異彼土,庶幾哉桔腧淮弗為枳矣。”④

(2)明萬曆年間(1573至1620年),侍御蘇公琰有《朱藷疏》雲:

“萬曆甲申乙酉間(萬曆十二至十三年),漳、潮之交有島曰南澳,溫陵洋舶道之,攜其種歸晉江五都鄉曰靈水,種之園齋,留葉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萬曆十五至十六年,1587至1588年),乃稍及旁鄉,然亦置之磽确,視為異物。甲午乙未間(萬曆二十二至二十三年,1594至1595年),溫陵飢,他谷皆貴,惟藷獨稔,鄉民活於藷者十之七八。由是名朱藷,以其皮色紫故曰朱,朱國姓也。閩音讀藷為慈,蓋頌藷之德而歸賜於天子云。”

(3)明萬曆年間(萬曆四十年至四十八年,1612至1620年),何喬遠《閩書·番薯頌》雲:

從呂宋傳入,“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滷沙崗,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⑥

(4)明崇禎間(崇禎元年至十七年,1628至1644年)進士周亮工《閩小紀》卷下,蕃薯條雲:

“萬曆中(萬曆元年至四十八年,1573至1620年),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

蓋渡閒海而南,有呂宋國。國渡海而西,為西洋,多產金銀、行銀如中國行錢。西洋諸國金銀,皆轉載於此,以過商。故閩人多賈呂宋焉。

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夷人率取食人。其莖葉蔓生,如瓜蔞、黃精、山芓之屬,而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其根如山藥、山芋。如蹲鴟者,其皮薄而朱,可去皮食,亦可熟食之。可熟食者,亦可生食,亦可釀為酒。生食如食葛,熟食色如蜜,其味如熟荸薺。器貯之有」蜜氣,香聞室中。

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

其初入閩時,值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滷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

泉(州)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耋、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飢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

(5)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惠安人黃士紳,被知縣楊國章聘任,纂修惠安縣誌。黃氏對番薯受惠於惠安,有如下記述:

“吾惠地瘠,去歲大祲,米石兩三四金,乃恃薯全活。人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賤,而又易生,無事糞多力勤。其入畝五六千斛,沃壤獲倍,豈非天地間闢一佳種哉。

(6)萬曆四十年(1612年)黃風翔等編纂《泉州府志·物產》記雲:

“番薯,種出島夷,蔓多結根。一畝地有數十石之獲,比土薯省力而獲多,貧者賴以充腹。”⑨

綜上所述,蘇公琰《朱薯疏》記錄番薯傳入的路徑是漳、潮之交的南沃島→溫陵(泉州)→晉江五都(靈水鄉)。其功用是先為“苗葉供玩”;次為“視為異物;再次為”溫陵飢,他谷皆貴…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最後,由其顏色“故曰朱薯"。記述具體完整。

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何喬遠《番薯頌》則記番薯自呂宋“其初入吾閩時,值吾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只記載價賤及功用。

周亮工記番薯“閩人得之外國,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又云閩人多賈於呂宋,“其國有朱薯”,“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入閩十餘年矣。”既載明番薯系呂宋傳入,又記閩人攜種入國方式,以及在閩的傳播方向是由南而北。還記番薯的價賤“斤不值一錢,二斤可飽矣”,“飢焉得充”的功用。

黃士紳則重點記載番薯的功用是“人食薯自八九月,抵越年夏,不啻半年之用,其利能令谷賤”。

而徐光啟《甘薯疏序》則記把閩種番薯引種淮北,亦能生長繁茂。

萬曆《泉州府志·番薯》則記:“番薯,種出島夷……貧者賴以充腹。”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載籍,只有周亮工《閩小記》、何喬遠《閩書》和萬曆《泉州府志》記載,番薯“閩人得之外國”——呂宋和“種出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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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代典籍的記載

(1)嘉慶《同安縣志》收錄明朝人鄭得瀟寫《蕃薯序》,記同安產的番薯,是一位同安商人自呂宋國攜苗而來。

(2)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記閩省農藝之福州物產番薯雲:

“郡本無此種,自萬曆甲午(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荒後,都金學曾撫閩,從外番覓種歸,教民種植,以當穀食…荒不為災。”②

(3)乾隆時,長樂人陳世元著《金薯傳習錄》雲:

“六世祖陳振龍,在呂宋經商,得薯苗及栽種之法以歸。值閩中大旱,振龍子經綸,捐資買苗,呈諸福建巡撫金學曾發放民間試種,大有收穫。自此以後,雖貧瘠的土地,亦遍行栽種。以薯苗來自來蕃國,故曰番薯。以教民種薯,從金學曾開始,故又曰金薯。”

朱維幹先生又疏雲:“1963年,福建省圖書館,油印一冊《金薯傳習錄》,撰者長樂陳世元,清乾隆時人。”

(4)乾隆《泉州府志·物產》記雲:

番薯,以得種番國故名,俗呼地瓜,有來自文來國者,名文來薯,形園,白肉黃而松,最美。有土薯,形似茄,皮有紫、白二色,肉白亦美。又有芋薯,似文來而皮紅。鸚哥番,似文來而肉不松。過溝挖,形如土薯肉黃而多根。

明時,食者尚少,斤不過一錢耳。及今,其用較廣於稻穀。泉地不給多販載自他郡。賤時一斤一二錢,貴時或至四五錢。切而為幹,藏以待乏者,猶比比也。”

(5)乾隆《晉江縣誌·物產》記雲:

“番薯,以得種番國,故名,亦名地瓜。此物明季始入中國,何鏡山先生開園地種之,為之序,並作頌。今大盛,功倍五穀。”

(6)清龔顯曾《亦園脞牘·番薯》記雲:

“蕃薯,明季來自日本。先到泉州,初甚貴重,作饋贈之物,稍稍延及各處種之。崇禎中(崇禎元年至十七年,1628-1644年),始鬻於市,今則京師洎各省均知種植,而吾泉州之充糧尤為蕃播。

萬曆間侍御蘇公琰《朱薯疏》,其略曰:‘萬曆甲申乙酉間,漳、潮之交有島曰南沃,溫陵洋舶道之,攜其種歸晉江五都鄉曰靈水。種之園齋,苗葉供玩而已。至丁亥戊子,乃稍及旁鄉,然亦置之磽确,視為異物。甲午乙未間,溫陵飢,他谷皆貴,唯薯獨稔,鄉民活於薯者十之七八,乃是名朱薯,以其皮色紫故曰朱。朱國姓也,閩音讀薯為慈,蓋頌薯之德而歸賜於天子云。

按番薯入泉雖始自萬曆,然晉人《稽含南方草木狀》,已有甘薯,特中土文人見之少者。珠崖本漢所置郡,《南方草木》不可謂非中國土產《草木狀》雲:‘甘薯,蕷之類也,實如拳,亦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珠崖之地,海中人皆不業耕稼,唯種甘薯。秋熟收之,蒸熟切如米粒,倉專貯之,以充糧糗。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唯海中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唯食甘薯故爾。’按今番薯不稱朱薯,或稱地瓜者,北人謂之白薯。

何鏡山先生雲:‘蕃薯,萬曆中閩人得之外國,瘠土砂礫之區皆可以種,用以支歲,有益貧下。予嘗作《蕃薯頌》,可以知其概也。按先生《蕃薯頌》手寫本墨跡,向曾見於吾邑林氏家。

道光中(1821至1850年),何則賢等建先薯祠,祀巡撫金學曾,附祀長樂陳振龍及其子孫二人。”

綜上所述,清代典籍嘉慶《同安縣志》記載番薯來自呂宋;《古今圖書集成 職方典》記番薯來自“外番”;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記載番薯得之呂宋;乾隆《泉州府志·物產》和乾隆《晉江縣誌·物產》雲,番薯得之“番國”,並特指文萊種最佳;龔顯曾《亦園脞牘》則直指番薯“明季來自日本”。但他也不排斥引自其他番國之說,且文章還特引明代蘇公琰和何喬遠之說,而不加評論。此外,龔顯曾又引《稽含南方草木狀》記載,證實番薯出於“珠崖之地”,是中國土產。最後,還記錄一則實事,即“道光中(1821至1850年)何則賢等建‘先薯祠’,祀巡撫金學曾,附祀長樂陳振龍及其子孫二人。”這顯然是回應乾隆年間陳世元《金薯傳習錄》之說,但也不加評論,可謂客觀記述,讓後人去考證、評述、研究。

龔顯曾(1841-1885年),晉江人,咸豐九年(1859年)舉人。同治二年(1863年)考中進士,授翰林編修,官至詹事府贊事。多有文著遺世,文風嚴謹。

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三)近代典籍的記載

(1)孔慶萊等編《植物學大詞典·甘藷條》雲:

甘藷,旋花科,牽牛子屬(亦作甘藷屬),種類頗多。中央亞美利加原產,暖地栽培甚廣。多年生,草本。莖細長,匍匐於地上……其塊根多肉,味甘,供食用。又以釀酒作飴制澱粉,其嫩莖嫩葉,為蔬而食之。名見《本草綱目》,有朱薯、番藷之名,一名紅薯(見《汲縣誌》)。日本名為薩摩藷、琉球藷,一名唐藷。

(2)吳增(1868-1945年)《番薯雜詠》,以番薯命題作詩一百九十七首逐層分詠,意亦多有寄託。章法整然,如作一篇古文,又如作一首長篇古體詩。自有番薯以來,未之有也。”該書的詩與疏,考證番薯傳入諸說尤詳,可以說蒐括明、清和近代諸說,彙總於一冊,逐層分詠,並提出自己的見解,十分珍貴。全冊內容大概分番薯傳入諸說;番薯功用;番薯選種、栽種、產品辨別、食法;與番薯有關的民俗等多個部分。本文僅摘錄有關番薯傳入諸說於下。

a、歐洲傳入說(原產地中南美洲)

詩云:

物情研究莫能殫,中外皆知識別難。

英國詩人沙士比,初時也作藥材看。

疏雲:“薯初至歐洲,人誤為補腎之藥。英國詩人沙士比亞所樂府最有名,亦隨俗誤用。”

又詩云:

航海誰通南美洲,中間滋蔓到西歐。

海天我若乘風去,愛爾蘭薯載一篝。

疏雲:“近世譯本謂南美洲中部,十五六世紀即有薯,後乃傳入歐洲愛爾蘭。薯在歐洲最有名。”

又詩云:

西班牙與葡萄牙,泛海爭為探險家。

傳播亞非兩大陸,無多歲月近浮誇。

疏曰:“丁穎《雜糧學》,甘薯原產地為墨西哥或哥倫比亞地方。哥倫布自新大陸攜返西班牙,是為歐洲有甘薯之始。其後西班牙人傳之於摩洛哥及呂宋。葡萄牙人又傳之於馬來雲。按新大陸之發現在明宏治五年(1492年),西班牙領菲律賓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相距僅七十三年。”

b、日本傳入說

詩云:

《藤中別本》說琉球,來自東洋一葉舟。

想是秦時求大藥,徐君帶汝出神洲。

c、交趾傳入說

詩云:

薏苡傳來換玉延,南征遠寄馬文淵。

越裳一去無消息,流落炎方路幾千。

疏曰:“舊說粵省番薯來自交趾。《本草》曰:甘薯秦楚名玉延。”

又詩云:

移根交趾路漫漫,從此粵中食不難。

飲水有源香火久,至今人尚祀懷蘭。

疏曰:“一說薯種本出於交趾。吳川林懷蘭得其種以歸,遍種於粵,因不患兇旱。電白縣有林公祠,題曰:‘番薯林公廟’。傳聞(晉江)靈水最先栽,泛海攜從南沃來。今日此鄉多種菜薯,花不及菜花開。”

d、南洋傳入說

詩云:

科倫布得美洲栽,歐士尚疑是藥材。

二十七年時未久,菲賓何得遽傳來。

疏曰:“西班牙領菲律賓在西曆一五六五年,即明嘉靖四十四年,陳振龍傳呂宋薯在萬曆二十二年,即西曆一千五百九十四年,距西班牙領菲不過二十七年

又詩云:

明時祠宇半邱墟,志牒難徵付闕如。

晉水來時最初地,也應俎豆祠先薯。

疏曰:“道光中,何則賢等建先薯祠,祀巡撫金學曾,附祀長樂陳振龍及其子孫二人。晉邑為番薯初來地,何自明至今,未有建祠者?亦一缺典矣!”

又詩云:

佔必流連遍處栽,薯生此地是凡才。

農村破產如能救,何苦紛紛到馬來。

疏曰:“佔必流連,繫馬特產薯,則不松不甜,實非佳品。”

又詩云:

暗將麻薴絞薯藤,變作粗條汲水繩。

偷渡重洋數千裡,不知波折幾多層。

疏曰:“徐玄扈《甘薯疏》:閩、廣薯有二種。一名山薯,彼中故有之。名番薯,有人自海外得此種,海外人亦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紋入汲水繩中,因得渡海分種移植。”

e、中原傳入說

詩云:

甘薯種本始中原,說據《稽含》案可翻。

無奈人多輕薄漢,不言為漢喜言番。

疏曰:“晉《稽含南方草木狀》雲,甘薯、薯芋之類,實如拳,亦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珠崖之地,海中人皆不耕稼,唯種甘薯。按珠崖為漢所置郡,南方草木,不可謂非中國土產也。”

又詩云:

番薯我說本東洋,一到東洋又說唐。

畢竟我為先進國,東人之說較為長。

疏曰:“《植物學大辭典》:甘薯,日本名為薩摩薯、琉球薯,又一名唐薯。

綜上所述,吳增《番薯雜詠》綜合明、清和近代人對番薯研究的成果和記載,又加入近代西方歷史、地理、商業、農業研究的成果,將番薯傳入中國的研究推向更廣闊的範圍,即從日本、交趾、南洋,推向更廣闊的歐洲,以至於原產地美洲中部和南部。番薯傳入中國研究的視野更廣了,科學性更強了,立足點更高了。這就不可辯駁地證明,世界文明發展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文化交流和商業往來,而這些交流都離不開海上商道—海上絲綢之路,番薯傳人泉州、晉江、閩南、福建的歷程就是明證。

值得注意的,是吳增在提到“交趾”說時,說“吳川林懷蘭得其種以歸……電白縣有林公祠,題曰:‘番薯林公廟’。”吳增在提到“長樂”說時,又云:“道光中,何則賢籌建先薯祠,祀巡撫金學曾,附祀長樂陳振龍及其子孫二人。”可是,“晉邑為番薯初來地,何自明至今,未有建祠者?亦一缺典矣!”

這個感嘆是十分深刻的。按中國人的傳統文化要求,據《禮記》“凡有功於民者,則祀之”。傳人番薯功莫大焉,晉邑為何無人建祠追念?或許攜番薯入晉邑者為平頭百姓,還是長樂人聰明,把功勞委之巡撫金學曾,故享“先薯祠”香火至今。這是民間信仰研究的範疇了。

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四)當代人對史籍取捨的差異

本文選取兩個展覽會提綱有關番薯傳入福建的不同說法,既簡明又能說明問題。一個是1980年全國古代農業科技展覽;一個是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開館時的陳列提綱有關番薯傳入的處理和說法。

(1)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1959年開館時陳列提綱,對番薯部分陳列說明表述如下:

“2、新農作物的傳入通過對外交通,新的農作物的種苗,如番薯、玉蜀黍、落花生、菸草

等,都在明代先後傳入泉州,並推廣種植。這對於發展農業和豐富人民生活起了一定作用。

陳列品:

品名:番薯,番薯原產南美洲,明末傳入(晉江)靈水。後推廣種植。明末泉州年荒,絕大部分人民賴番薯維生。明朝番薯移植圖:番薯初入我國,它是從福建而移植到江南、華北等地。”

注:1959年的泉州海外交通史陳列提綱是採用明代蘇公琰《朱薯疏》說的,即番薯最早從南沃島由溫陵(泉州別稱)洋舶商人帶入晉江縣安海靈水鄉的。

(2)1980年9月,北京《中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成就展覽》(資料彙編),在番薯部分陳列說明如下:

“七、甘薯由呂宋引入中國說明:明代萬曆年間,福建長樂縣人陳振龍從菲律賓將甘薯引進福建,得到福建總督金學曾的大力支持,在全省推廣,幫助農民渡過饑荒。後來陳振龍的後代又先後向江浙、山東、河南等地推廣。現在,甘薯己是我國不少地區的主要糧食之一,總產量佔世界第一位。

文照:《閩書》關於甘薯的引種記載。

書照:《金薯傳習錄》。

文照:明金明曾《海外新傳七則》。

文照:“不需天澤,不冀人工,不爭肥壤……(《閩書》)

文照:徐光啟《甘薯疏序》。

粉畫:金學曾參觀陳振龍引種甘薯圖。

圖:明清甘薯引種地總圖”

注:1980年,北京中國農業展覽會的有關番薯傳入部分,是依據清乾隆年間長樂人陳世元著《金薯傳習錄》和《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的“御史金學曾撫閩,從外番覓種歸”,這是毫無疑問的。這裡我想引用今人朱維幹先生對此問題的精闢見解,這大大有益於我們辨識混沌的歷史問題,或許可以說教導我們對待複雜歷史記載的梳理方法。

他在《福建史稿·海外農藝新品種的傳入第37頁,註釋⑤雲:“按何喬遠與金學曾為同時人。喬遠所著《閩書》有《金學曾傳》及《南產志》,都沒有談及陳經綸捐資買薯苗及金學曾下令遍種。作者不勝懷疑,《金薯傳習錄》,是出於陳世元的偽造事實,以吹噓自己的家庭,恐不足信。”

而且朱維幹先生還在正文中雲:“能使荒不為災,所種的畝數一定不少,需要多量的薯苗,以農業落後的呂宋,豈能臨時供給?何況帆船在閩南呂宋間航行,去要北風,夏天豈能南航,把薯苗及時載回來?所以說金學曾從外番覓薯種回來,殊有可疑。”

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三、結束語

本文從外來農作物——番薯傳人晉江、閩南、福建和番薯在明代、清代、近代起了抵禦自然災害和抵禦外侮所起重要作用說起,又結合個人兒童時期經歷過的抗日戰爭,如實記錄當時番薯所起的渡荒功用。並以此為緣起,轉入介紹番薯從海路傳入諸說。

本文采集到的資料,均記錄“番薯”傳人是在明萬曆年間,薯的品種很多,中國也早有薯的種植,但“番薯”專指從外番傳入的薯種,有別於中國原有的土薯。

黃鳳翔等編萬曆《泉州府志》,成書於萬曆四十年(1612年),因此“物產”部有“番薯”條。而周瑛等編弘治《興化府志》,成書於弘治十六年(1503年),故“山物考”只有“土薯”條。其品種與栽法,即今之“田薯”。°故“番薯”於萬曆年間傳入說是可信的。前幾年,有學者引用某人編某族譜,說“番薯”洪武年間傳入晉江,此說曾引起學術界的一些議論。然從我們現在掌握的材料看,洪武說是不可能的。

本文介紹番薯傳入晉江、閩南、福建傳說,分明、清、近代三個時期。近代時期的載籍內容最豐富,它在明、清前人典籍基礎上,又應用西方的航海學地理學、植物學等多學科知識,把番薯傳播路線的視野大大擴大了,更具有科學性。概括起來,番薯傳播路線是南美洲—歐洲—南洋(包括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占城——中國——日本。這條線路跨越大西洋——地中海紅海—阿拉伯海—印度洋—馬六甲海峽—太平洋西岸。這條線路,正是現在我們說的“海上絲綢”之路。

“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各國交通的主要通道之一,它繁榮了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和文化;它讓中國瞭解世界,也讓世界瞭解中國;它讓中國得利,也讓世界各國得利。番薯的傳入,僅僅是這條“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個小插曲;番薯的傳入,大大豐富了中國人的食物鏈。通過它卻可以管窺豹,證明“海上絲綢”之路對世界各國發展的極端重要。現在我們正在貫徹、執行“一帶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回顧歷史上農業新品種的引進,以及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影響,不無現實意義。

本文最後,提出“當代人對史籍取捨的差異問題”。我引用了福建師範大學已故教授——朱維幹對《金薯傳習錄》的質疑,目的是為了讓廣大史學工作者和研究者知道,歷史研究除了需要積累大量史料為基礎,更需要有正解的研究方法,和更加重要的史識,沒有正確的史識,是做不了研究工作的。這當然不是本文題外之語,想借此機會提出而已,這便是所謂“典籍取捨的差異”問題。朱維幹教授的史識和學識,為我們學習歷史和傳統文化,提供了多視角和更廣闊的視域,令人尊敬和敬佩。

註釋

①龔顯曾《亦園脞牘》卷六,番薯。

②③吳增《蕃藷雜詠》,養和精舍詩鈔,泉山書社印刷部印,民國二十六年二月。

④徐光啟《徐光啟集》,上冊,《甘藷疏序》。中華書局出版,1963年

⑤蘇公琰,萬曆癸丑(萬曆四十一年,1612年)進士,曾任監察御史,著有《經籍

。轉引自龔顯曾《亦因脞牘》卷6和朱維幹《福建史稿》,下冊,第十七章,第三節海外農藝新品種的傳入。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3月版

⑥何喬遠《閩書》卷150,《南產志》。

⑦周亮工《閔小紀》卷下,蕃薯。商務印書館印刷,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又:周亮工,祥符人,字元亮。明崇禎(崇禎元年至十七年,1628年至1644年)進士,官至御史入清擢福建左布政使,官至戶部侍郎。康熙初,再起為江安糧道。工於古文詞,喜為詩。

⑧嘉慶《惠安縣誌》卷21,名宦,楊國章。又見同書卷13《物產志》。

⑨黃鳳翔等編纂萬曆《泉州府志》卷3,《與地誌》下,物產,番薯。

⑩嘉慶《同安縣志》卷14,《物產》。轉引自朱維幹《福建史稿》,第十七章,明代福建社會經濟的發展,第三節海外農藝新品種的傳入。

①清《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第1041卷,《福州府物產》。

②2③轉引自朱維幹《福建史稿》,第十七章,第三節,第37頁注⑤。

⑩④乾隆《泉州府志》卷19,物產,番薯。

⑤乾隆《晉江縣誌》卷1,與地誌,九,特產,薯之屬。

⑩清龔顯曾《亦園脞牘》卷6,蕃薯。

⑩孔慶萊等編《植物學大辭典》,第287頁至288頁,甘藷條。商物印書館出版,民國七年二月初版。

⑩吳增《蕃薯雜詠·葉青眼序》,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泉山書社印刷部印。

吳增(1868-1945年),字桂生,自號養和居士,南安豐州人,隨父遷居泉州城內。光堵二十八年(1902年)中舉人。光緒三十年中進士。宣統元年(1909年)點內閣中書,在京任職。因不滿清政府腐敗,辭官歸裡。後任花橋善舉公所、開元慈兒院、溫陵養老院董

倡導教育興國,培養人材,歷任多所中學校長和教員。擅長詩,有《泉俗激刺篇

卷、《蕃薯雜詠》1卷存世。生平著迷頗豐,然不自存稿,散失極多。1945年8月,臨終感

慨留言:“我能活著看到抗日戰爭勝利,也就心滿意足了。”

⑩⑨《泉州海外交通史陳列提綱》,泉州海外交通史館籌委會編,1959年3月。

②《中國古代農業科學技術成就展覽》,第121至122頁。江西省科協、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編印,1980年9月,北京。

四朱維幹《福建史稿》下冊,第十七章,第三節海外農藝新品種的傳入。福建教育出社出版,1986年3月

②周瑛、黃仲昭弘治《興化府志》卷13,戶紀,山海物考,菜部記雲:“薯,有數種,白者為勝。紫,次之。青黑為下。種法,開地深廣二三尺,連底築之。先布腐草肥煙等物,上布沙土。取薯切片分種之。苗生,用竹作援引之,其根入土得肥,其實最蕃”。

番薯傳入溫陵(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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