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公昭

我们先姑且抛开张居正生活是否奢侈的争议不谈，先看看张居正具体做出过哪些成绩，是不是配得上一代名相之称。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张居正的人生成就和他所身处的时代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张居正的成就是他所身处的时代造就的，与此同时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力挽狂澜从而深刻改变了自己所深处的时势，他也因此被称为救时宰相。那么张居正身处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时代呢？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历经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大明王朝的声威一度远播东非，印度洋几乎成为了大明战舰和商船可以自由通航的内海。然而到了明英宗时期以土木堡之变为转折大明国运由盛转衰：在这场变故中明英宗被蒙古瓦剌部首领也先俘虏，也先还进一步南下攻打北京，幸亏明朝另一位救时宰相于谦（不是说相声那位）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才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尽管大明战胜了瓦剌，但再也无法恢复永乐、仁宣时期的辉煌了：瓦剌、鞑靼、女真、倭寇、缅甸先后侵犯大明边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主义国家已纷纷不远万里来到亚洲——这是大明王朝所面对的外患；与此同时内忧也异常严重：朝廷党争、宦官弄权、财政紊乱、军备废弛......这是张居正所身处的大时代背景，而塑造张居正人生命运的除了大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他是个人人生经历，那么我们不妨再看看张居正的个人人生经历。

嘉靖四年（1525年）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家里诞生了一名男婴。据说这名男婴诞生前其曾祖父做了这样一个梦：月亮落在水瓮里，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浮起来，于是其曾祖父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张白圭少年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12岁时张白圭自信满满地报名参加了在荆州府举行的科举考试的资格考试——童试，并顺利地考中了秀才。据说在张白圭报名考试的前一天晚上荆州府知府（官名，相当于现今的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李士翱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天帝给了李士翱一枚玉印，而且天帝还吩咐把这枚玉印转交给一个小孩子。第二天李士翱给这次考试的考生们点名的时候第一个点到名的就是12岁的张白圭。李士翱仔细一想恰好与梦境吻合——张白圭的名字里的白圭二字指的就是古代帝王、诸侯在举行典礼时手里拿的玉器。因此李士翱对张白圭就格外关注了。实际上李士翱非常看好张白圭的才能。作为证明的是：李士翱嘱咐张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且他亲自为张白圭改名为张居正。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张居正就这样出炉了！

12岁就中了秀才的神童张居正在一年后又参加了乡试，在他参考之前结识了当时的湖广巡抚顾璘。顾璘自身的科考水平很牛气——他在21岁的时候就考中了进士，可以说是一身才气。张居正在日后的回忆中提到：顾璘与张居正会面之后前者很快就认定后者为国士（一国之中最优秀的人物）并对后者以朋友称呼。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张居正考完这次乡试后发现自己落榜了。而这次落榜居然就是顾璘的一手策划、竭力运作导致的结果！原来在乡试的阅卷过程中考官们以及监督阅卷过程的官员是一致看好张居正的试卷，认为应该按程序办事，录取张居正为举人。虽然顾璘也知道人心所向，他却自有主意并付诸实行：内定张居正落榜。顾璘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张居正此时只有13岁啊！如果让13岁的青少年轻易地考中举人，中举的青少年就会骄傲自满，还会打消上进的志气。因此要让张居正不被录取，使张居正多受一些挫折和磨难，等到张居正更加老练，将来的发展更加不可限量。

然而无论顾璘给自己的行为进行如何解释都无法改变他幕后操作的事实，这本身就违背了考试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况且他如何断定如果让张居正考中举人就一定会骄傲自满，就算张居正中举后骄傲自满的话也有后面的会试、殿试等着咧，难道张居正的人生会一路顺风顺水，就一点挫折没有。退一万步讲：就算张居正的人生一直顺风顺水，那么挫折教育本身就失去了意义——正因为人生难以一直顺风顺水，所以才要通过挫折教育以提升抗压能力，如果明明能较为顺利地完成一件事，傻子才会去多找麻烦不是吗？无论如何顾璘的想法就有这么奇葩，结果他愣是把张居正的前程多耽误了三年。三年后张居正又一次参加乡试，考中了举人。恰巧在考试后张居正与顾璘再度相见，顾璘把自己身上佩戴的犀带（象征权贵身份的高级腰带）赠送给张居正并对张居正说：“古人都说大器晚成，这是为中材的说法罢了。当然你不是一个中材，我竟耽误了你三年，这是我的错误了。”随后顾璘又说了一些鼓励的话语。从顾璘对耽误张居正三年而表示后悔的话语里，能够看出顾璘自认为之前的做法有欠妥当。倒是张居正反而对顾璘十分感谢——其实这种感谢背后大有深意：以张居正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以自己一介平民的身份如果和身为朝廷命官的顾璘发生争执那就不是耽误三年的事了，可能直接这辈子就没出头之日了。

从张居正的早年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从小就有理想有抱负的心怀高远之人，同时他并不是一个一根筋的人，在面对阻力时他是知道如何迂回变通的。不能不说这些早年经历对张居正的成长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大明王朝自立国以来就面临两大外患的侵扰，也就是所谓南倭北虏问题——东南沿海有倭寇肆虐，而北方边陲蒙古、女真等游牧民族时不时南下侵袭。永乐、仁宣时期大明王朝国力鼎盛，这些问题还显得不太严重，然而自土木堡之变起这两股势力就成为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块心病。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此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这时谁也不会想到困扰大明王朝的两大外患会在他手中一度沉寂下去。事实上连张居正自己可能也没料到这点，因为初出茅庐的他和其他所有大明官员一样先必须想方设法在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倾轧中站稳脚跟。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初为了加强君主专制，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夏言夺得首辅之后被严嵩进谗而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张居正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张居正因病请假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开始游山玩水。在这三年中张居正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使他发现了新的问题，他在《荆州府题名记》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张居正回翰林院供职。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在裕邸期间张居正任国子监司业从而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这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入阁以后的张居正正值明王朝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之际，并且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此外内阁内部的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致仕。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

隆庆四年（1570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张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王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然后张居正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汉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表示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由此北部边疆安定下来。

而被倭寇肆虐的东南海疆此时也已安定下来——事实上所谓的倭寇之中不乏东南沿海因海禁政策断了生计的百姓被迫聚啸海上以倭寇之名大肆劫掠，与此同时中日之间的勘合贸易早已断绝，加之此时日本国内的战乱导致大量战败的武士浪人和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合流对抗明朝的海禁政策。隆庆元年（1567年）2月4日明穆宗登基不到一个月就诏告群臣说：“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上书曰“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私贩指走私商，公贩指合法商人）。明穆宗当即批准了这一奏请。明穆宗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关”。民间私人的海外贸易获得了合法的地位，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明朝出现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不久后又开放福建漳州府月港（今福建海澄）并以月港为治所设立海澄县，设立督饷馆，负责管理私人海外贸易并征税。督饷馆对私人海外贸易管理的内容主要有：出海贸易的船只不得携带违禁物品；船主要向督饷馆领取船引并交纳引税。此外，对日本的贸易仍在禁止之内，所有出海船只均不得前往日本。若私自前往，则处以“通倭”之罪。虽然仍有着诸多管理和限制，开放的月港也只是一处小港口，但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至此毕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只要遵守政府的管理限制，民间私人海外贸易就被视为合法经营。政策和制度上的这种局部的和有限度的调整，史称“隆庆开关”。隆庆开放使民间私人海外贸易摆脱了走私非法境地，开始有条件地公开进行和较为正常地发展，并迅速发挥了积极作用。史载隆庆初，仅月港一地，“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成效明显。

随着隆庆年间东南和北部边疆的安定，张居正有了更多的精力开始思考明朝的内政改革。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崩，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万历生母李太后神经，加之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对高拱不满向李太后进谗，李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于是，张居正担任了首辅，八月，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 。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就要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历来强国之途主要靠两条：一是修明法制，二是整肃吏治——吏治清，天下兴。在张居正看来：要解决明朝当时的困难，扭转其江河日下的局面必须紧紧抓住吏治这个中心点。问题是怎么抓呢？张居正抓吏治的武器就是《考成法》。在具体实施《考成法》之前张居正曾于万历元年六月上了一道奏疏，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改革宣言和纲要。在这篇奏疏中张居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当时朝政存在的两个弊端，由此凸显了实施《考成法》的必要性：第一个弊端是虚——具体表现为：“章奏繁多，各衙门题覆殆无虚日。然敷奏虽勤，而实效盖鲜”。无论是言官提的建议或是各部门下发的文件都只是“置邮而传之四方”——停留在纸上，没人去落实；第二个弊端是拖——突出表现为：“某罪当提问矣，或碍于请托之私，概从延缓；某事当议处矣，或牵于可否之说，难于报闻”“征发期会，动经岁月，催督稽验，取具空文”。

事实上明初曾一度实行过《考成法》，张居正如今是要旧瓶装新酒。要知道他如何旧瓶装新酒，我们不妨先看看明初的《考成法》究竟是咋样的——其实说起来也简单：建账——主要是各衙门将自己承担的任务登记造册，明确工作目标和完成时限，建立工作账簿。账簿中所列项目同时抄送六科：销账。各衙门完成一项任务即将情况报到六科，这称之为结账；如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的向六科说明情况；如无故未能按期完成任务的，六科可以参奏。六科定期将各衙门完成任务的情况报送司礼监，由司礼监呈送皇帝，这谓之报账。对无故未完成工作任务者的问责方式有两种：一为诘问——相当于现在的函询；二为参奏——相当于现在的通报批评。

对张居正变法一直以来史学界都存在争议：有的观点认为张居正所谓的“新政”其实算不得变法改革——这种观点认为：张居正仅仅着眼于澄清吏治，而未能从制度上有所更新——明朝的行政班子在张居正之前和之后还是一个样，没增设任何一个新部门。殊不知这恰恰正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他的这个政治系统实际上已在不声不响中改变了明朝的祖制：把掌控官员的权力集中到了内阁，也就是他自己手中。原本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而设立内阁之时只是把内阁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相当于顾问角色，但经张居正这么一改他自己实际上已和之前的丞相并无区别。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张居正的权力比之前的丞相还大，毕竟此时万历皇帝年幼，他成为了无摄政之名的实际上的摄政大臣。

张居正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1580年（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张居正的理财政策除了为朝廷公室谋利，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甚至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

万历十年（1582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他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就这样张居正通过考成法肃清吏治，通过一条鞭法整顿财政，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张居正充分发挥了他知人善任的优势：他起用戚继光镇守蓟门（今河北迁西县西北），起用李成梁镇守辽东（今辽宁辽阳），任用凌云翼、殷正茂等人平定西南叛乱，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加强北方的防备。他还在边疆实行互市政策，互市使马匹大增，减少了太仆寺需的种马，就叫老百姓折价交银，使太仆寺积蓄金四百余万。

显然从政绩上来看：张居正当得起救时宰相的称谓，那么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属实吗？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已很难说清这个问题了。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在相当程度上出自张居正的政敌之口：据说张居正生性好色，以致于常食用各种补品，结果吃补药吃死了。这一说法出自王世贞之口，而王世贞恰恰就是张居正的政敌——万历四年王世贞在一道奏疏中说了一些关于兵饷的事情，这其中涉及张居正的妻弟欺辱江陵知县一事，建议严惩不贷。王世贞不仅直接找万历皇帝告状了，还专门给张居正写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给告了，给你打声招呼！怀恨在心的张居正直接就把王世贞给弹劾了，两人就这样结下梁子了。所以王世贞的话未必可信，不过从二人结怨的过程可以看出：张居正在发迹之后多少是有些膨胀了——王世贞就算是故意针对张居正，可他走的是正常的上书检举的路径，如果张居正的妻弟没问题，那么解释清楚就行了；如果有问题，那么王世贞的举报就没错。而张居正的做法的确有挟私报复的嫌疑。还有一个关于张居正的故事说：张居正回老家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三十二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一般的“八抬大轿”是豪华轿车的话，那张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长型超豪华房车”。里面肯定有卧室有书房，还有一群小丫鬟伺候着。如果此事属实，那可是真够奢侈了，问题是这一说法出自《万历野获编》，并无正史佐证。

由此可见张居正生活奢侈的名声或多或少有一部分是出自于政敌的刻意抹黑。事实上张居正不仅没抹黑生活奢侈，甚至有说法称他与李太后有染——这个故事具体如下：和张居正同年中举的人当中有一个艾自修，不过这个艾自修在那一届举人中排名最后一位，这种情况在当时被称为“背虎榜”。据说多年之后已位极人臣的张居正调侃艾自修道：“艾自修，自修勿修，白面书生背虎榜”，结果艾自修回敬道：“张居正，居正勿正，黑心宰相卧龙床”，以此暗讽张居正与李太后的暧昧关系。我们姑且不论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暧昧关系是否属实，至少他和艾自修这个故事应该不会是真的——如果这个故事属实，掌握帝国实权的李太后和张居正还能容得下一个艾自修？所以这个故事多半也是穿凿附会。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张居正自己就是完全没问题的——应该说他之所以在朝中树敌过多当然有他的改革措施动了别人奶酪的缘故，另一方面张居正在得势之后的确或多或少有些膨胀。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他会提醒他人：吾非相,乃摄也！张居正并不是以一个辅佐君王的良相自居，而是公然以代替君王行使摄政之权自居。张居正死后被政敌反攻倒算，以致于最终被万历皇帝抄家，结果查抄出银两、地契巨万，这也证明了张居正生前的确是存在经济问题的。张居正同时有着天使与恶魔的两面性——就政绩而言：张居正无愧于救时宰相之名；而私底下的张居正确实是有问题的，当然经过政敌们的有意渲染之后他的问题可能在相当程度上有所夸大。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关于张居正生活奢侈的说法，还真是不少。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

万历首辅张居正，谈到明朝就绕不开的人物。咱们先说说关于他生活奢侈的传言，看看可能性有多大。

首先，据说张居正回家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三十二人是什么概念？如果说一般的“八抬大轿”是豪华轿车的话，那张居正乘坐的就是“加长型超豪华房车”。里面肯定有卧室有书房，还有一群小丫鬟伺候着。如果真有这么一顶轿子，那确实是奢侈。

然后就是吃饭，据说张居正越到晚年，嘴巴越刁钻，一般的菜品都看不上眼。平时吃饭，桌子上菜品无数，还觉得没有自己喜欢吃的，无处下筷子。于是，传说他创造了一道神奇的菜：鸡舌羹。

这鸡舌羹顾名思义，就是用鸡舌头做的菜。鸡舌头虽然不名贵，但是一只鸡就那么一点点，想凑成一道菜，那是非常不容易的。咱也不知道张居正多久吃一次，不过能创造这样的吃法，想象力也是很强大的。

然后就是张居正妻妾成群，为了能应付这庞大的后宫，他不得不经常食用各种补品。比如登州渔民进献的滋补海产品“腽肭兽”，也就是海狗，据说吃了大补，浑身发热，数九寒天的时候都不能戴帽子。传说中张居正病死，就是因为补药吃多了。

那么，张居正真的这么奢侈吗？可能性不大，极有可能是被黑了。

（王世贞）

首先，说张居正补药吃多了才病死的，那是王世贞的说法。王世贞是张居正同时代的人，两人之间有“深仇大恨”。

起因是这样的，万历四年的时候，王世贞写了一道奏疏，说了一些关于兵饷的事情。关键是，在里面王世贞还加了一点“料”，说张居正的妻弟欺负了江陵知县，建议严惩不贷。

王世贞不仅直接找万历皇帝告状了，还专门给张居正写了封信：不好意思啊，我把你妻弟给告了，给你打声招呼！

张居正气坏了，这事儿你直接跟我说就是了，直接绕过我告到了大老板那，不给面子啊！

于是，张居正怀恨在心，直接把王世贞给弹劾了，您回家反省反省吧！

王世贞也是个倔脾气，憋了一肚子气，直接气病了。病好之后，忽然要求仙学道，拜了一个神神叨叨的小姑娘为师，各种疯狂。而且，为了求仙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最后，病死了。

所以，他写的张居正的黑料，可信度没这么高。

另一个有张居正黑料的史籍，就是大名鼎鼎的《万历野获编》，作者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

张居正死的时候，沈德符还不到5岁。长大之后的沈德符搜集了万历年间的一些大小道消息，才写成的《万历野获编》，“野获”两个字，足以说明这本书中的内容，不如正史可信。

实际上，张居正担任首辅期间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触动了太多人利益，尤其是整顿吏治的改革，直接触动了明朝上下官员的利益，他们内心当中对张居正是极其不满的。一条鞭法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让地方上的官吏士族受到了损失。

所以，张居正一死，大群大群的官员迫不及待的开始黑张居正。

其实，咱们仔细想想也知道，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生活上略有一些上档次，是很正常的。但是说的那么夸张，应该不可能。主张节俭的张居正，很明白到处都有人盯着他，记恨他，一旦被言官抓住把柄，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不可能这么奢侈招摇。

七追风

张居正，明万历朝内阁首辅。他劝万历皇帝要从简节约，而自己却没有做到，反而自己生活奢侈。

《万历十五年》就记载：张居正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他乘坐轿子就有40多平方米，设施齐全，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而除了必备的仪仗队外，随从人员还有一队鸟铳手，奢侈豪华，甚至超过了皇帝的作派。

从北京回老家江陵，大约一千里的路程，张居正的车队“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声势浩大，但为此也劳民伤财。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宰相之杰”张居正的功绩。正是张居正采用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大明朝起死回生，让其灭亡的时间向后延迟六十多年。

财政－施行一条鞭法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实验点，清丈田地，当地百姓因为便利，实践证明此改革措施对民有利。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在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减少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全国土地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

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赋税改革，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它的出现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以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让百姓做到“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随着一条鞭法的施行，它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让国家财政有稳的增长。张居正也认为农商应该放在同等地位，不应重农轻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缓解了国内的阶级矛盾。

其成果体现为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

军事－任用名将，平定叛乱

张居正陆续提拔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守北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且为了阻止北方敌人入侵，在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敌台”三千多座以此护卫京城。

张居正用计，迫使俺不再侵犯大同且与明和平相处，进行贸易交流。

其成果体现为让明朝北方得以安定。

政治－实行官员考成法

整顿官员之间的玩忽职守，不做正事的风气，加强对官员的考核，对其不合格的官员进行撤掉或惩戒。对那些因冤假错案的官员恢复官职，一时朝廷为之一清。

其成果体现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加强明朝的官员提升了行政能力和中央集权。

金无赤足，人无完人。张居正虽然生活奢侈，但他的万历新政让原本摇摇欲坠的大明朝再现生机，延迟了明朝灭亡的六十多年，可以是当之无愧是一代名相。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病逝。死后却祸及家人，实行改革新政总会得罪大多数权贵，再加上张居正掌权致使皇帝受权力受到限制，哪怕张居正为明朝作出巨大贡献也无用，最后被万历皇帝抄家了。

夏目历史君

以史为鉴，我是中国古代史专篇。

生活奢侈只是说他生活比较好，可能也有不少好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其在位期间，为大明王朝所作的贡献。

以下就来简单对张居正这个人和他的是做些简单介绍。

张居正

张居正是湖北荆州人，生于1525年，在嘉靖26年的时候，张居正23岁便考上了进士，开始进入官场，在隆庆6年的时候，明神宗皇帝继位，由于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宝的支持，张居正开始代替高拱成为了内阁首辅，由于此时的神宗皇帝年幼，所以此时的张居正开始主管一切的军政大事，那么在其在位的十年时间里面，他到底干了什么能被称为一代名相呢？

首先为了改变当时官僚们争夺权势，官员玩忽职守，贿赂成风，可以说整个朝廷一片混乱的局势，他开始推行考成法，及对于各个官员进行考核，并且赏罚分明，对于那些犯错的官员绝不姑息，所以执政期间，整个朝廷百官惕息，即使官员在千里之外，只要有朝廷号令，不敢不从，不然也会被从千里之外依法从事。

在军事上，张居正任用了当时的戚继光、李成梁，戚继光于沿海地区抗击倭寇，使得倭寇不敢侵犯大明，在辽东地区的少数名族势力被李成梁打压，难以发展，之所以两人能大展身手，其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张居正为二人的靠山，使得他们能够放开手脚，无后顾之忧。

经济上开始清查土地，实行一条鞭发，在全国过上下，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了万历八年，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公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三百万，这样一来朝廷赋税增加，自正德嘉靖年间虚耗后，万历十年见最为富裕。而其一条鞭发则就是将正税，附加税，贡品，以及朝廷需要的各种经费全部统一编排，统一为一条，这样一来就将原来复杂的工作全部变得简单。

对于大明王朝，张居正所作的一切无疑是有利于大明的，但是他在位十年，他独揽大权，他所用之权，便是神宗皇帝之权，这样他就和神宗皇帝对立了，所以他无愧于大明，却有愧于神宗。

张居正之所以能被称为一代名相，我们主要是看他在位十年，对大明所作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从历史大局看，其所作的改革无疑是继商鞅、秦始皇、隋唐革新之后，至到近代前夜，影响最为深远，最为成功的改革。

中国古代史专篇

张居正生活奢侈吗？恐怕不见得。说张居正的不光彩的事情，基本都是从《万历野获编》里面传下来的。比如书中说他有一顶大轿，需要32个人才能抬的起来，里面的空间极大，平时用度应有尽有，可以说，这玩意在现在，就是那种豪华的房车。

这书里还记载，张居正非常好色，曾经娶了众多妻妾。为了能让自己在众多老婆面前表现得更有能力，他还食用各种补物。据称曾有海边的渔民向他献上了一种奇异的东西，吃了以后气力充沛，有用不完的力气，吃了这样的东西，张居正变得很威猛。但是后来张居正暴毙，也正是因为食用这东西太多所致。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许多记载，于是张居正的影响因此被黑化，甚至被黑成了怪物。但是只要我们仔细看看这本书的名字，就能发现“野获”二字。野获，那就是从民间听来的，也就是所谓的“民间故事”，民间故事里面的人物有的都是编的，三国演义把多次背主的刘备都能说成仁德，能把周瑜的计谋让诸葛亮用了，所以这样的“史料”根本不足信，可以当做是调节气氛的饭后谈资，但是如果将这些东西当做是评定人物的依据，那就是对当事人莫大的侮辱。

那么张居正为何被称为一代名相，受到后人推崇呢？

首先，张居正在刚任首府的时候，就大力推行新政，当时大明的许多豪绅都有大量的土地，但是平时却有很多田地没有上报朝廷，于是就少交大量赋税。张居正让各地官员都去亲自丈量土地，于是各地的田地都有了一个比较精准的把握。这次清点土地，不但为朝廷增加了大量的赋税，还找出了大量空闲的土地。但是这项举措最重要的是，为后来的一条鞭政策打好了伏笔。

不久，张居正提出了一条鞭税法改革，从前百姓头上有各种名目的赋税，很多时候百姓都不知道究竟自己该叫哪些类目。有时候碰到特别贪心的官吏，他们还会巧立名目，额外收取赋税。这导致了百姓对朝廷的失望，一旦赋税太重，百姓们就会出逃，盗贼、流民就会因此出现。民间百姓不能安定，许多田地就会荒废，国家经济就会被削弱，而且还很容易出现暴乱。而张居正的新政，将诸多名目的赋税都归到了一起，简化了政务，加强了朝廷对百姓的控制。

除了政治上的成就外，张居正在军事上也有建树。他重用戚继光镇守边关，又用计安抚了塞外各方势力，为大明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外他主导的边关一带的茶马互市，方便了关内关外百姓的交易，缓解了彼此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边境的安定。正是因为张居正有如此功劳，所以他才受到后人推崇，被人称为是一代名相。而他多年勤于政事，野史里面的诸多不良记录实在难以叫人相信，即便是生活上确实奢靡，也不会如野史记载一般不堪。

小镇月明

张居正的生活奢侈与否另当别论，但是他在执政大明期间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他的执政方略能够触及那个时代的社会弊端，几乎挽救了即将崩坏的大明王朝。

他是有作为的一朝首辅，而不是庸碌的无能之辈，单看他对国家的贡献，足以称得上一代名相。

在明史上就对张居正有极高的评价：

施政方略

此时的大明官场弊端重重，各级官僚为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朝堂内外贪污腐败之风泛滥。为了重整朝纲，张居正下令实行考成法，从中央到地方，严加对官员吏治的考核，对于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官吏予以严惩。

除此之外，此时各地大户经常拖欠税收，而且多与当地官吏勾结，张居正下令严惩不法官吏，上缴税如果不到规定的九成，就会予以处罚。

因此受到处罚的官吏多达数十位，各地官员对此深感恐惧，没有人再敢触及这条底线，之后税收大增，国家财政收入逐渐增加。

财政改革

此时各地土地兼并问题十分严重，各地区大户虚报田产，偷税漏税之风盛行。张居正下令重新清查土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部分税收，但是真正存在的问题依旧很严重，这种做法没法改变下层人民无地耕种的问题。

之后为了更深一步解决国家矛盾，张居正下令施行一条鞭法，即将各州县所有赋税全部统一由国家征收，简化了收税流程，不再给不法之人从中谋取利益的机会；并且废除里甲一类的徭役，减轻了百姓服役情况，官府使用人去做工的时候，要给予钱财雇佣。

明王朝在实施了一条鞭法后，不但减轻了施加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使百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休养生息。这条政策也极大的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税收，缓解了明朝内部的一系列矛盾。

练兵戍边

此时边境地区经常会有游牧民族前来劫掠，为了巩固国家边境安全，张居正任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人练兵戍边，并且重新修缮长城，现在大家看到的长城，基本上都是明朝时期重新修缮的。

并且在边境上与游牧民族展开互市，增加了国家的马匹数量，并且积极接洽俺答部落，与其进行贸易往来，边境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

身后骂名

张居正死后，不少官吏纷纷起身弹劾他各种罪行，而且因为张居正的改革触及了大部分人的利益，导致豪门贵族对他多有怨言，自然愿意看着他彻底身败名裂。

要知道张居正没有主政之前，朝堂上下充斥着不正之风，各地官员贪污成性，张居正几乎一手扭转了整个大明吏治，其人执政期间，各地运转效率大有提升，官员考核严厉，而且能够保证各地税收完整，打压豪强兼并土地之风，他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名相。

虽然说他的生活有些奢靡，史料中记载他曾经坐着32人抬的轿子招摇过市，以及各种奢华享受，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毕竟这些都是后世文学加工，张家确实足够显赫，而且身居高位，在那个时代自然可以过得富裕一些，这些也无可厚非。

东亭观史

张居正生活奢靡？

这个论点就站不住，张居正生活奢靡？这个标准怎么衡量，张居正作为大明王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享受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难道不合理么？

人在社会中，想真正做一番事，不背骂名那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搞改革。因为改革无可避免的就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蛋糕，得罪了这么一大批有权有势的人，背骂名已经是轻的了，历史上被搞的妻离子散，粉身碎骨的大有人在！

历史上最奢侈的轿子

后人说张居正生活奢侈，常常会拿他的轿子说事。并且有板有眼的描写张居正这顶轿子，说是分为客厅和卧室，还有厕所！就是一个移动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豪华别墅。专门有两个仆人伺候着。

但这明显就是嘲弄老百姓的智商，试问这么一顶轿子怎么抬？抬过东西的人都知道，即使是2个人抬一个重物，如果步伐不整齐，就很容易出现问题，更别说4个人抬得轿子了。按照古时候的规矩，4人轿夫需要平时配合默契，不是说随随便便凑四个人就可以上阵的。

而关于张居正回乡“巨无霸”轿子，乘需要32人一起抬，也就是说32人需要步伐一直的从北京，到张居正湖北江陵，这可是整整1300多公里啊，又没有高铁，也没有高速公路，这样的巨无霸怎么可能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旅程。这是后人栽赃的，不是别人，就是被张居正得罪的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御用文人。

比如在后来万历清算张居正的时候，御史杨四知在参劾张居正的奏折里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这就是摸透了小皇帝万历当时，被压抑了许久终于亲政，想证明张居正是错误的心态，无所不用其极的落井下石。

瓦尔登的船夫

有能力和没品德，

有品德和没能力，

哪个贡献大，哪个危害大，这个很 难说，

张居正在明朝官场勾结的黑暗环境中，他有才华，有胆识，有勇气，有谋略,同时也够狠心，够腹黑，够专权，

这样的人或许不能够以好人抑或贤臣来称之，

但无疑，他是一个有颇多建树并在明朝举足轻重的人物。

没有张居正明朝还能撑到崇祯？我估计难，

毛火荣

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政法委书记高育良的梦想是成为改革浪潮中的张居正，高育良的学生更是以老师为榜样要胜天半子，两个人与渔家高小琴姐妹生死祸福相依，政治浮沉恋红尘，一曲广陵散告别了《万历十五年》。

明王朝作为华夏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时代，无数的士大夫为止欣喜若狂写出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历史经典名著表达了一种文艺复兴的情绪，文化情绪感染了时代，时代煮酒了名臣良相和才子佳人的故事。如果没有做官，严嵩会是一个书法大家，徐阶道学研究会获得巨大成就，高拱则可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而他们的晚辈张居正则会成为大明王朝的首富，历史是现实的没有穿越的可能性，因此严嵩和徐阶及高拱和张居正不得不成为老朱家的大管家。

云在青天水在瓶

从寻道求仙的朱厚熜到寻花问柳的朱载垕，张居正不得不保留自己的意见根据局势选择应对策略，严嵩斗倒夏言的往事历历在目，严嵩制衡徐阶的现状无法改变，张居正只能左右逢源在内阁之中，等到朱厚熜回心转意和圣明独照，云在青天水在瓶。严嵩父子在内忧外患的国家局势下我行我素，朱厚熜看到了两头养肥的猪可以出栏了，于是严世藩顷刻之间被锦衣卫下了大狱，严嵩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徐阶苦力二十多年终于成为内阁首辅，作为其学生的张居正也等到了机会，这个时候昔日的战友高拱成为对手，徐阶追究稳定平衡的政略让高拱极为不满，脾气火爆且果敢刚毅的高拱有力的反击夺了徐阶位置。高拱内政外交政绩斐然，他以宽广胸怀不惜仍用徐阶门生故吏赢得了广泛支持，一大批有才干的官员被安排到合适位置上平复了明穆宗继位后多地内乱和边境鞑靼的入侵。高拱与张居正早年是志趣相投的同年好友，两个人的嫌隙产生于明世宗朱厚熜逝世之时，内阁首辅徐阶没有让高拱一起阅览遗诏而只单单叫了自己门生张居正，这件事后两个人没有以前那样相互信任了，但是张居正依然积极帮助他赞赏的高拱实现有效政略，尤其是徐阶退休归乡后，张居正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芳一起谋划促成了被冷落一年多高拱重新启用成为内阁首辅。

内阁首辅是一个万难的位置，上要对皇帝负责，下要中枢六部及各级衙门，同时还要平衡宫中派出的司礼监与锦衣卫及东西厂的势力，这个活严嵩干的最久靠的是朱厚熜的信任和自己巨额财富摆平人情世故，徐阶与高拱靠的是自己的才干，在吏治腐败和党同伐异的明晚期政治格局中徐阶和高拱只能是一个过渡者。通达事理和适应失事的张居正笑到最后，明穆宗精尽人亡后，他的儿子朱翊钧继位称明世宗，此时此刻内阁首辅高拱正在谋划以朱翊钧年幼为由从司礼监夺回批红的大权归内阁，他的这个举动刺激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冯宝作为世宗的大伴深受李太后信任，冯宝迅速与张居正结成同盟，高拱成为了皇帝的敌人，性情刚烈的高拱无法忍受司礼监的暗算挑衅羞辱无奈之下辞官归隐山林。

内阁首辅是一个危险职业

张居正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角斗心中已经平静如水了，他想要实现自己变法的政治抱负就必须向宦官集团妥协交易部分利益，但是张居正把控一条底线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时候接不妥协。宦官集团们没有政治上争权太大野心，只是为了追求物资上满足和社会地位上的荣耀，张居正包容了司礼监派驻各级衙门太监的不端行为，同时内阁附和了冯宝个人荣耀的需求，李太后是一个明事理懂大局的人，张居正的外朝和李太后内廷配合的相得益彰，两个人可称为蓝颜知己，以至于坊间流传两人花边新闻。张居正首先抓住了国库空虚进行改革，他对于明王朝沿袭的以物折算税负法案进行调整改为统一白银折算，这样可以提高流通效率避免各级衙门中饱私囊，同步进行还有重新丈量土地和核查纳税人口，一条鞭法让国家税收政策在统一标准下进行保障国家财政收入稳定和准确。其次，大明王朝面临东南沿海的倭寇祸乱和北方鞑靼的骚扰入侵，张居正任命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镇北边，用凌云翼、殷正茂等平定西南叛乱；吏治上，实行综核名实，采取“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吏，“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政体为之肃然。

繁重的政务和纷乱的政治斗争耗费了张居正大量精力，以至于其父病逝也无法尽孝，考虑到新法刚刚实行不得已选择朝廷“夺情”，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却依然保持勤俭节约的准则，万历七年（1579年），明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上疏据理力争，言明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朱翊钧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免除了。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万历八年（1580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正是张居正以身作则赢得了变法成功坚实基础，反对过新法的左都御史海瑞后来都承认其当时的局限性，张居正新法十年为大明王朝延续数十年的国祚，留下国库税银和粮食可以保障大明王朝十年以上用度，东南倭寇被剿灭，北方鞑靼被安抚，明神宗得到了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

唐俊龙55398571

但是他的成就来说就算他本人奢侈如果不贪腐靠封建皇帝的赏赐奖励个别官员也无可厚非但是多了就腐败了。王朝也跟公司一样有能力者享受高待遇高工资也是正常的，最怕是又没能力又贪污腐败的人或者是坐在岗位上什么不作又什么都不懂。又懒又讲条件的人，又嫉妒的人。

關鍵字: 张居正 一代 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