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猪猪要给大家讲一个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这个人，在国共两党的历史课本中都很不受待见：
陈炯明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在香港逝世。安放遗体的，只有一张简单的行军床，连棺材也是把母亲备用的给拿来的。
在最辉煌的时期，他曾经是广东省的最高领导人，想在那里建设一个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国度，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发展的道路。
但历史的传统和当时的现实不能接受他的尝试。最后他只能黯然退下政治舞台，并且担了一身骂名，沦为历史的失败者。
令人唏嘘。
陈炯明
1878年，陈炯明出生在广东海丰县白町乡。虽然出生在书香门第，但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但母亲还是坚持供他读书，在私塾里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
20岁，陈炯明考上了秀才。但是他没有继续走在科举这条路上，而是改换门庭，去读新式学堂。
别忘了当时还是清朝呢，有多少人能有这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和魄力？
1906年，他成为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两年后，以“最优等生”成绩从学堂毕业。
恰好那时候清政府要变法，试着搞搞西方那一套，决定在各省设立谘议局，从地方开始进行议会制、君主立宪等试验。1909年，广东谘议局成立，接受新式学堂法政教育的陈炯明，自然被选为了其中一名议员。
这就是陈炯明政治生涯的开始。
新官上任三把火。当上议员之后，陈炯明就开始大力推行禁烟、禁赌的措施，废除了就地正法案。
别以为陈炯明做了议员就拥护清朝统治。一边当着清朝的官，他还一边暗自干着革命。他在上海秘密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以议员的身份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
中国同盟会的领导人是谁？就是日后成为陈炯明一生之敌的孙中山。
那时候，他们一心想着推翻清朝。加入同盟会之后，陈炯明没有闲着，他开始暗中从事很多革命活动：
1910年，他参与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之后逃到香港，在那里又参加了刘师复组织的“支那暗杀团”；1911年，他回到广州，以敢死队队长的身份参加“三二九黄花岗起义”。
不过，在黄花岗起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陈炯明和他的部下竟然找不着人了。有人说他“临阵脱逃”，有人说他“成功无望而消极避战”，也有人说是他“误会改期”。
说来说去，这事儿到现在也都还没有结论。但总归不是光彩的事。
两次起义都失败，说起来有点惋惜。但是陈炯明不这么认为，因为逃亡香港的时候，他认识了信仰“安那其主义”的刘师复。
刘师复
啥叫安那其主义？其实就是“无政府主义”的音译，主张“三无”和“二各”——“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这个安那其世界，很像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大同社会，听上去就很乌托邦：
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两人的理念不谋而合，安那其之下的世界，让陈炯明心生向往。
清朝的帝制统治和中国同盟会的革命道路，都不再是他所真正追求的理想，“自治”、“联省”、“联邦”的主张逐步在他心中构筑起来，成为他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13，陈炯明参加了二次革命，宣布广东独立，失败后流亡南洋。在新加坡，他第一次拒绝了孙中山的讨袁召唤。
两人关系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此之后，渐行渐远，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亲密。
陈炯明希望能够找到不流血、和平、渐进的方式，为广东父老找到一条新的好路子。
1917年，陈炯明被任命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进军福建，在第二年攻占漳州等地。
总算有一个机会让他施展心中的蓝图了。漳州这片小小的土地，陈炯明为它起了一个名字——闽南护法区。这个护法区，成为了陈炯明“自治”理念的一块小小试验田。
陈炯明开始试行地方自治，也在市政建设、发展教育方面大下手笔：
政府的权力就下放到地方士绅和开明人士手中，援闽粤军司令部只负责地方县长(县知事)的任命；建立银行、钢筋水泥桥梁、四车道石板桥马路、现代公园、城乡公路网、迎宾大旅馆等公共设施；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实行“一乡一校”计划，禁绝私塾，改为设立师范学院、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创办《闽星》半周刊与《闽星日刊》等报纸杂志，提倡“新文化”，响应“五四”运动后新思潮的传播。
一分耕耘，一份收获。短短两年，漳州就变了一个样：原先贫困偏僻的闽南二十六县，成为了“模范小中国”；当时的人，把漳州称为“闽南的俄罗斯”；英、美两国的外交情报，都把陈炯明称作“布尔什维克将军”。
光有理想不管用，重要的是得把理想落到实地。在漳州，陈炯明实现了。
漳州实验的成功，令陈炯明信心蹭蹭地上升。1920年主政广东之后，他立马开始醉心的“联省自治”。
简单来说，联省自治是联邦主义在中国的“变名”，主张采取地方分权主义，先由各省制定宪法，组织自治政府，统治好本省，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建立联邦制国家了。
最好的例子，就是美国。
理念一出来，就受到了广东本地人的支持。1920年11月，陈炯明发布《告广东父老兄弟书》，宣称“今日以后，广东省者，广东人民共有之，广东人民共治之，广东人民共享之”。
这么美好的蓝图，听听就觉得很心动，广东人民立马捋起袖子，雄赳赳气昂昂地干了起来。一年之后，全省92个县都推行了民选县长、议员；年底，广东省议会通过了《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在广东主政的时间虽然短，但是却颇有建树，让广东成为了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
1921年，创立了中国城市史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设立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鼓励兴办实业，扶持民企，兴建铁路，当时的广东，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教育方面厉行革新，礼聘陈独秀来广东主持教育，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发展私立教育；坚决禁烟、禁赌，哪怕有人反对，说是截断了政府的财路，他也坚定不移。
可惜，陈炯明的愿望还是没能在广东实现。因为这与当时孙中山的理念产生了分歧。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有“大一统”思维的孙中山认为，当时只有北伐、以武力统一全中国才是正确的路子。在他眼里，1920年，仍是训政的阶段，不宜宪政：
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这个矛盾，无法调和，成为了日后两人分裂的根本原因。
一山不能容二虎。1922年2月，孙中山坚持要陈炯明参加北伐，并且命令他筹措500万元军费。一直都不支持北伐的陈炯明，当然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要求。孙中山非常生气，在4月份免去了陈炯明内政部长、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
1925年12月24日，在孙中山的讨伐下，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
陈炯明也被迫逃到香港。从此开始了在香港的八年蜗居生活。
位卑未敢忘忧国，尽管晚年的生活很凄苦，但是陈炯明仍记挂着中国的命运。1928年，他还写出了《中国统一刍议》，主张通过南北妥协、外交赞助、舆论一致运动来完成国家的统一。
直到临终前，他仍念念不忘民主共和：
余家事无可告者，惟心中遗憾，无时可已。共和！共和！
陈炯明去世之时，香港《工商日报》评价道：
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陈炯明是功臣还是罪人？
历史功罪，评说不易。
尤其成王败寇，更加掺杂了很多复杂的情感。
但波叔坚持认为，他应该受到更多重视，而不应该被一味否定。
为了中国的命运而思索，与政敌的对立也绝不是由于个人利益。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
私藏：五条人有一首歌《陈先生》，感兴趣的可以去搜来听听。
整首歌只有三句：“1878年他生于海丰，1933年他死于香港，1935年他葬于惠州。”第一句用海丰话唱，第二句用广东白话唱，第三句用客家话唱。
其中意味，自己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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