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红场与澎湃烈士故居
摘要：说起中国农民运动和中国革命，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毛泽东。但有一个人，甚至被这位农民运动领袖盛赞为“农民运动大王”。
他就是彭湃。
地主家的小少爷
1896年10月22日，彭湃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彭家虽然没什么政治势力，但家业可不算小。彭湃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
“在海丰县可以算做个大地主，每年收入约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人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引自《海丰农民运动》）
若定要仔细找找这位地主少爷有什么独特的身世，或许就是他的庶子身份。彭湃的母亲周凤原先也是贫苦的农家女，自然对贫苦农民的生活深有感触。或许这样的成长环境为年幼的彭湃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子，使得他虽身居地主大院，也能经常了解到佃农的生活挣扎。
广东是中国最早受到西方的战舰、工业品和文化冲击的地方，新式的教育因而也很早扎根。当时的海丰县城里也开办了新式的学堂，彭湃因而得以入读新式学校，接受完整的新式教育。
在完成高中的学业后，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彭湃与当时许多立志救国的年轻人一样，希望去到日本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以求变革中国。进过努力，他顺利地说服了自己的叔叔，获得留学钱款负笈东瀛。在经过语言学习后，澎湃顺利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
负笈东瀛：左翼的萌芽
此时的日本正值“大正民主”时期，各种社会思潮活跃，民间社会运动此起彼伏，街头演讲、游行等早已是家常便饭。而放眼世界，一战的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也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日本的高校和民间自然也活跃着许多左翼社会团体。1919年的秋冬，彭湃也加入了早稻田大学的左翼社团“建设者同盟”。建设者同盟内部信仰庞杂、讨论学习内容广泛涉及诸家社会主义思潮。建设者同盟还特别强调研究农村问题和从事农民运动。因而，彭湃在社团期间不仅接触了各类社会主义理论，还曾参与过社团组织的农村租佃关系调查和声援农民的行动。
1920年，一个以建设者同盟为基础，同时加入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的新社团“可思摩俱乐部”（Cosmos Club）在早稻田大学成立。在参与可思摩俱乐部的过程中，彭湃逐渐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信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时，彭湃也开始在留日的中国社群开拓阵地。他与朋友一同组织了赤心社，研究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并不定时出版刊物、组织讨论会和学习会。
回国
1921年，由于祖母病重，彭湃在参加完毕业考试后提前回国。在广州，彭湃接触到了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许多团内的年轻朋友熟识并最终加入了组织，开始慢慢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
回到家乡海丰，彭湃立即又联络本地的青年们创办在地的进步社团。起先，他与朋友创办了“社会主义研习社”，常以座谈讨论和专题演讲的方式讨论实事政治和社会主义运动。而后，或许是不满足于清谈和务虚的讨论，同年7月他又发起“劳动者同情会”。这个组织的缘起，即是要促进劳动者接受教育，要将教育与平民相接近。同情会的成员们于是在彭湃的带领下深入城镇农村宣传、演出，开展社会调查。此时的彭湃，正是这样在家乡作为一个“体制外健康力量”参与到他所认同的教育改革中，以求推进社会变革。
当时，海丰的劝学所长（即相当于教育局长）陈伯华贪污腐败，无所作为，引发学生颇多不满。当年8月，海丰学联会学生逼迫其辞职，并推举彭湃为新人选。陈伯华自然不肯主动放弃这块肥差，而正欲施展拳脚的彭湃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个进入“体制内”机会。于是，彭湃前往广州，面见当时在事实上主政广东的地方军阀陈炯明。陈炯明赏识这位年轻人的才华，欲拉拢为其所用，故批准了学联的推举，正式任命彭湃为劝学所长。
失意的“体制内健康力量”
新官上任，彭湃就对他的办公室进行了“革命的改造”。他手绘出了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头像，并将两幅画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彭湃旋即又将这些改造之火吹向了现实的教育体制。他进行人事改革，聘请归国人才和北大毕业生为教员。此外，还兴办女子学校、提倡体育运动，在海丰县前面推进现代教育。
只可惜好景不长，上任才半年有多，彭湃就又碰了钉子。
1922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彭湃组织海丰县城的各个学校举行游行。然而，这次五一节游行却有些不伦不类。学生们高举赤化大旗，口呼劳工神圣的口号，但游行队伍里却无一位劳动者。虽然只是“百无一用”的书生闹事，这样激进的游行可把海丰的地主豪绅吓得不清。他们的脑海中不断浮现着“共产共妻”将要在海丰实现后的“道德沦丧、国将不国”的恐怖画面。于是，豪绅们纷纷上报陈炯明，以表恐惧和不满。面对自己统治基础的压力，陈炯明也只好撤去彭湃的职位。
目睹着反动势力的反扑，彭湃曾经的通过教育改变社会之梦也破碎了。然而，这一次的梦碎不仅将帮助他在思想上完成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断裂，也将他引入一项真正“背叛自己的阶级”的、更加深入的运动实践中去。
搞农运：从入门到精通
对于自己先前的工作，彭湃在后来反思到：
我和李春涛同志等出了几期《赤心周刊》，自命是工农群众的喉舌，可是背后绝无半个工农，街上的工人和农村的农民也绝不知我们做甚么把戏。（《海丰农民运动》）
彭湃意识到，温和的方法无法撬动守旧的体制。没有群众的真正支持，运动也不可能获得成功。于是，他决定亲自前往农村，深入第一线开展农民运动。
然而，现实马上给了这位被罢官的返乡青年各种打击。彭湃头几次下乡，穿着白的学生洋服及白通帽，逢到村民就说要跟他们“交朋友”，也讲些有关农民被地主乡绅盘剥的道理。结果村民们只是礼貌性质的请烟请茶，之后便不愿与这位学生打扮的贵少爷多聊。
一无所获，彭湃反思了一番，觉得其间原因大抵是自己所说的话太过文雅，全身也一副“压迫者”的穿搭，农民自然心生疑虑，不愿深交。而且，自身其实也是不折不扣的压迫者——地主家的少爷。为此，彭湃做出了一个大胆之举——“毁家闹革命”。他公然的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拿出自己的田契当中烧毁，把土地分给佃农。只是留下自己一份田，以求过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
海丰红场内的彭湃铜像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此后，彭湃换上朴实的服装，选择一座农民进城必经的龙王庙蹲点，见到休息的村民便去与他们攀谈，人聚多则转化为当众演讲。有时，见村民不愿聚拢，彭湃还会带上道具，即兴表演几个魔术，吸引农民围观。坚持了一个多月，彭湃终于拉到了5人一同参与，“六人农会”由此得名。
不过，彭湃发现工作有受到了阻碍。讲那些朴实的被压迫和要反抗的道理，农民们纷纷赞成叫好，但一旦说加入农会，大家又都躲躲闪闪的了，只说这农会虽好，但也想等别人加入了再加入。彭湃带着六人农会费劲口舌，也只拉了30几个人入伙。但事情也终有转机。一次，一位农会成员遇到纠纷，难以解决。彭湃于是带着农会成员帮其撑腰，帮其争取了利益。此事一出，精明的农民们才意识到团结起来参加农会的现实好处。此后，加入农会的农民越来越多，农会也逐渐壮大起来。
海丰总农会与“七五农潮”
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成立，总会员达两万户，约有10万人，占全县四分之一的人口。到5月份，加入农会的烈火早已烧出了海丰一县，向着整个粤东地区蔓延。海丰总农会也先改成惠州总农会，旋即又该称广东总农会。原本以保守著称的粤东地区，农民运动却正在以惊人的态势持续开展。
农会的扩展当然也引起了地主士绅等保守势力的不满。一方面，彭湃总归也是地主家的儿子，农会的领导层又有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年轻知识分子，传统的殴打、关押等镇压手段不便施展。加之彭湃领导下的农会总体上策略温和，势力也还尚不至于瞬间威胁他们的统治地位，所以矛盾虽在酝酿，但也总是在暗地里汹涌着。只是，冲突总有爆发的一天。
海丰县总农会旧址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23年的夏天，强劲的台风袭击了海陆丰，农民们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危险。若不采取行动，交不够租金的佃农甚至自耕农只能卖儿鬻女、借高利贷甚至背井离乡，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土地兼并又将重演。面对这样的局面，农会在审时度势之后，决定发动减租七成的运动，并以“最多缴纳三成租”为口号，维护农民的利益。一些中小地主接受了农会的方案，而大地主豪绅则抓住了对抗的机会。农历七月初四，海丰全县2万多农民试图进县城参与农民大会，却被警察拦住去路。支持地主的县长王作新在城里贴出告示，认定彭湃领导农会“希图造反”。愤怒的农民强行进城，撕碎布告。惊恐万分的王作新于是通知汕尾的部队前来“镇压土匪”，袭击农会本部，逮捕农会干部25人，此即“七五农潮”。
面对不利局面，彭湃随即展开周旋，一方面希望释放被捕干部并保留农会，另一方面也希望至少为农民争取三成的减租。不过，逐步失势、面临孙中山策划的国共合作的陈炯明虽然先答应释放了农会干部，但最终还是决定镇压这股革命势力。彭湃了召开最后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宣布农民解散，由公开转为秘密活动。轰轰烈烈的粤东农民运动在反动势力的镇压下暂时陷入了低潮。
农讲所：培育农运人才
彼时，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始酝酿，孙中山正在广州准备重组国民党，并且已经与倡导所谓“联省自治”的陈炯明反目。彭湃于是前往广州，希望加入到国民大革命中去。
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虽然年轻但已有丰富的农民运动经验的彭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出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在他的建议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以“调查广东大势”、培养农运干部、推动广东农运。彭湃亲自担任了第一届和第五届的农讲所主任，并在创办期间完成著名的《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即《海丰农民运动》）。《海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农民运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彭湃在组织海丰农会期间的经验，对后续中国的农民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是在彭湃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在被任命为第六届农讲所主任后将农讲所变成了全国性质的农运干部培训基地，为后来北伐期间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无外乎毛泽东在编印的《农民问题丛刊》时指出其中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文章“乃本书最精粹部分”。
第一粒星星之火：海陆丰苏维埃
1927年，正当许多国人还沉浸于北伐军屡战屡捷，国民革命胜利近在眼前的喜悦之时，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和左派群众。此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的彭湃当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首要通缉犯。7月，汪精卫宣布解散共产党机关，正式结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面对不利的局势，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彭湃作为“前敌委员会”成员参与其中。起义成功后，彭湃随起义部队回到广东，在海陆丰发动武装暴动，占领海丰、陆丰两座县城，成立了中国最早的苏维埃地方政权——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海陆丰红色政权在当地积极开展土地革命，制订和颁布了“土地革命法规”，主张“一切田地归农民”，实践“耕者有其田”。但是，国民党政府军很快发起了进攻，以扑灭这团燃烧在粤东的星星之火。当时只有40万人口的海陆丰自然难以孤军奋战。1928年2月，彭湃率残部退入大南山区坚持斗争。
海丰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海丰红宫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28年10月，彭湃按照中共中央指令经由香港回到上海参与工作。11月，由于被叛徒出卖，于上海市公共租界内举行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捕。最终，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在龙华刑场将这位农民运动大王秘密处决。
以当今的眼光来看，彭湃的一生算是极其独特和传奇了。毕竟，他不仅自愿从地主少爷降格为农民，还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为穷苦之人争取幸福的斗争。但是如果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我们会发现无数的“彭湃”。许许多多受过高等教育，乃至留洋归来的少爷小姐们，面对着民族和人民的苦难，并没有选择“花花世界鸳鸯蝴蝶”。他们或许是地主的儿女，却与农民一起反抗地主豪绅的压迫；他们或许是财阀买办的子女，站在工人的队伍中，共同面对着流氓的屠刀和军警的子弹。总之，面对昏暗的世道和作威作福的统治阶级，他们愿意与被压迫、被剥削的人站在一起，为全民族和全人类解放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位于上海静安区新闸路613弄12号的彭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点旧址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而今，压迫和剥削依然存在，而这样的激情和人类最朴素的同理心要到哪里去寻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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