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他当年的老部下、后又成为的仇敌的老同盟会员、老国民党员陈炯明，也刚刚结束了与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一次东征之战，闻听中山先生的噩耗，百感交加的陈炯明写下了一幅公开的挽联，表达了他当时复杂的心理状态：
唯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自有千秋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片赤心知。
当年9月起，陈炯明粤军集团与广东革命政府的第二次东征战役再次展开，到11月，随着东征军相继拿下惠州、河源、梅县、潮汕、高雷、钦廉及至琼崖，割据潮梅、东江和海南的自诩为粤人子弟兵的粤军势力彻底覆灭，陈炯明避居香港，宣告下野、不问政治。
由于陈炯明平素廉节，并无多少积蓄，在港的日子始终低调，甚至有些拮据。1928年国民党内几大军事集团合作的“二次北伐”取得胜利，东北易帜，全国宣告统一。这年陈炯明在陈廉伯、钟声、陈觉民等资助下，在香港出版了自己撰写的《中国统一刍议》，章炳麟为该书作了序。全书分为理论、办法、忠告三个章节，又分成统一方案、南北妥协运动、外交赞助运动、舆论一致运动等小节。陈炯明在书中大胆提出了南北妥协，当遵五色旗而不是青天白日旗，北方取消军治，南方取消党治，建立以联省自治为基础的全国政权等等方阵国策，就今天看来，有些还是颇有见地的。然书中借责备国民党的口吻，大肆发泄了对红色运动的诋毁和恐惧之情。。。。
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国人的抗日热潮，而陈炯明却在港发表了《敬告国人书》，竟然无视当时已经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民族矛盾，继续将矛头对准苏区政权，强调心腹大患，不在外部之日寇威胁，而在于“遍布南方各省的赤色武装，随时皆可乘机爆发”，在客观上赞同了他一贯反对的蒋介石“独裁政府”在当时的既定政策。
1933年9月22日，因罹患肠炎，带着对当时国内形势的深深忧虑和对自己后半生失意生活的不甘，陈炯明走完了自己曲折而又复杂的人生之路。
陈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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