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反思》，[德]于爾根·科卡、[荷]馬塞爾·範德林登主編，於留振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10月出版，373頁，49.00元
德國學者于爾根·科卡和荷蘭學者馬塞爾·範德林登主編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反思》（於留振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10月）是幾位歷史學家的論文集，原書出版於2016年，其中有些論文曾提交給2012年7月在南非召開的世界經濟史大會；可以說，該書是近年來歐美學界關於資本主義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之一。這部論文集原名“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直譯是“資本主義：一個史學概念的復興”。現在中譯本書名的副標題以“全球化時代的反思”取代“一個史學概念的復興”，不知是出於什麼理由，在我看來很值得商榷。原著的副標題非常重要，它明確點明瞭該論文集的核心議題是作為一個史學研究概念的“資本主義”，正如該書的“內容簡介”所講的，“本書的出版代表著一種重要的學術轉向，即‘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史學概念重新受到學者重視”，而不是一般的、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大量出現的對於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時代的反思”之作，在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應該是很清晰和很重要的。又例如，收入該書中的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的論文《資本主義是理解現代性的基本概念》開頭就認真討論了這部文集的題目“Capitalism: The Reemergence of a Historical Concept”所暗含的基本觀察和基本問題（242頁）；加雷斯·奧斯汀對該書的評論文章題目就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概念的迴歸》，並且認為近年來的發展表明歷史學家重新恢復了對“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作為分析工具的興趣（270頁）；斯文·貝克特在他的文章《新資本主義史學》中也明確談到“在過去幾年裡，一系列因素的匯合導致于爾根·科卡和馬塞爾·範德林登將本書起初的書名暫定為‘一個過時概念的復興’”。（305—306頁）毋庸繼續列舉，幾乎在收入本書的所有論文中，作者們都從不同角度闡述了該書副標題所包含的意思。因此，我認為中譯本的副標題不如直譯更好。在讀完全書之後，也正是這個如此鮮明、突出的“一個史學概念的復興”使我對它產生很大興趣。
于爾根·科卡在“導論”中比較詳細地闡述了“資本主義”是一個如何有爭議性的概念。“資本主義”最初作為一個批判性概念在19世紀下半期才出現於歐洲語言中，不久之後它也被社會科學家用作描述性的和分析性的工具。在日後發展中“資本主義”的定義不斷變化，但是大部分定義的共同之處是“作者們都用這個概念來辨別他們自己時代的基本經歷，把資本主義看作是現代的、新的和不同於傳統的社會經濟關係的制度”。（7—8頁）在眾多的定義中，我認為費爾南·布羅代爾的定義特別有現實啟發意義，但理由未必與科卡認為它“尤為值得關注”的理由完全相同。在論述近代早期的時候，“布羅代爾明確把‘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區分開來了。在他看來，地方市場、集市和商店，製造商、貿易商和消費者的日常交換活動，是這個時期世界上幾乎隨處可見的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素。相反，他試圖把‘資本主義’這個術語用來指代一個相對狹隘和僅限由富裕的和有影響力的商人、銀行家、船主、企業主、企業家和金融資本家等組成的社會上層人士之間的交易。在這些交易中，競爭的作用微乎其微，相反，爭相與掌握政治權力的人保持密切接觸才是最重要的”。（8頁）在我看來他的定義更明確指向了西方歷史上的權貴資本主義，在日常生活中允許市場經濟存在和在宏觀經濟的層面上實現壟斷的權貴資本主義，這兩者當然是不能混淆的，這兩者的關係既是歷史研究同時也是現實中的社會轉型博弈的核心議題。對於接下來科卡描述的狀況我們更加不陌生：在冷戰年代，“在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修辭與宣傳中，它成了一個戰鬥術語”。（9頁）我們從小接觸的全球化敘事就是“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口號，至於“資本主義”更是整天掛在嘴邊，從穿什麼衣服到吃什麼零食，都有可能是“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更不用說隨時都會發生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性，因此必須揪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我知青經歷中印象很深的是，當農民在山溝裡偷偷多開一點荒地作為自留地來種菜，那就是要割掉的“資本主義尾巴”。結果也正如科卡說的，“資本主義”這個術語在意識形態鬥爭導致簡單化的二元對立和嚴重的歪曲，“資本主義越被用於政治意識形態鬥爭的爭論口號，它就越受學界排斥”。（見同上）也正是因為這樣，“資本主義”作為歷史學概念的復興就尤為值得關注和研究。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關於“近代思想家如何看待資本主義”，有些歷史學家的方法不僅僅是在文本上找答案，而且更注重的是在這些思想家所處的歷史環境和他們與歷史上的思想譜系的聯繫中考察他們。美國曆史學家傑瑞·穆勒的專著《市場與大師: 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資本主義》（佘曉成等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原著在2012年出版）就是這樣一部著作。作者循著劍橋學派的路徑，強調從特定的歷史語境中認識思想文本，實際上是一部以資本主義為主題的近現代思想史，所涉及的政治、倫理、文化等議題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穆勒認為從歷史學的角度看資本主義，可以克服當代資本主義評論中的盲點——比如容易忽略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相關議題，將在歷史上就一直存在的對抗關係看成當代新出現的致命矛盾，或者將在歷史上曾經提出的有益質疑徹底遺漏。（參見第2頁）其實，與三個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史相對應的是，對於資本主義本身及其衍生影響的研究一直是近代歐洲學術界的思想主線之一。正如這部論文集中不少作者所指出的，歷史學界曾有意無意地失去了把資本主義概念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興趣，現在是讓它重新迴歸到歷史研究前沿的時候了。
《市場與大師: 西方思想如何看待資本主義》
科卡在這篇“導論”中提出的關於“資本主義”的“可操作性的界定”受到了文集中許多作者的重視和討論，這個界定涵蓋了三個方面：一，“最重要的是，個體行為者和集體行為者以一種相對自主和非集權化的方式，處理某些可以使自己做出經濟決定的權利”；二，“不同經濟行為者之間的協調主要是通過市場與價格，通過競爭與合作、需求、供給和商品的交換來實現”；三，“在這種類型的經濟中，資本是核心”。（11頁）安德烈亞·科姆洛希認為于爾根·科卡的這個定義突破了對資本主義的狹隘解釋，超越了資本主義經典定義的侷限性，承認了前工業時代的亞洲是資本主義的先驅。（47頁）而哈羅德·詹姆斯則認為“這個非常有用的定義很顯然不是一種規範性的解釋”（176頁），或許正是因為這種非規範性，可以使人們把資本主義看作是歷史中的一個經濟過程，同時也涉及法律、文化、社會關係、家庭、宗教等非經濟要素，可以在不同的社會、文化、法律和政治環境下發展。（科卡，11—12頁）資本主義概念在歷史研究中的復興就意味著有些已經彼此疏離的研究學科重新整合在一起，使那些被遺忘或被視作“過時”的學術課題重新引起關注，“我們將能找到通向一個悠久的和幾乎被邊緣化的思想和研究傳統，這個傳統可能會增進我們研究歷史中的危機、變遷和經濟作用的資源。由於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包括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歷史，它也將促使我們關注文明史的根本問題，探討人類社會的狀況”。（13頁）收入本書第一部分的論文分別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勞資關係、企業史研究、消費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南非的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與現代性等不同領域回應了這個“史學概念的復興”的召喚。第二部分“評論與綜述”則從概念和史學方法等方面對這些回應作了評述和分析。在所有這些論文和評論文章中，一個共同特徵是對“資本主義”概念下的學術史的梳理和辨析，具有鮮明的資本主義學術史特質。因此，所謂“一個史學概念的復興”實在是茲事體大，有很重要和很深遠的意義。
對於我們來說，從歷史學角度談“資本主義”並不陌生。近現代史就不用說了，即便是在古代史研究中，當年史學界盛開所謂的“五朵金花”中有一朵就是“資本主義萌芽”（其他是中國歷史的古代史分期、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漢民族形成），直到今天仍有學者認為這五個論題具有重要意義。與我們的馬列史學語境中的“資本主義”並不相同的是，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可以用作從世界史的角度分析中國古史中的資本主義傾向，目的是使研究視野更開闊，突破國別史研究框架的侷限。例如日本漢學研究界“京都學派”的權威學者宮岐市定就是使用了像“資本主義”這樣的近代概念去描述和分析中國古代歷史，當他斷言“宋代社會可以看到顯著的資本主義傾向”的時候，他心目中的中國歷史其實是世界史的一個舞臺，因而他可以使用世界史研究中常用的概念、範疇和方法。
但是，這種歷史中的資本主義問題研究與資本主義概念對歷史和歷史書寫的影響問題並不相同，而後者顯然更符合這部論文集中許多作者的論旨，對我們反思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框架、路徑和思想資源更有重要意義。加拿大歷史學家卜正民（Timothy Brook）曾強調談它中國與資本主義概念之間的關係，他指出“這個主題既非討論資本主義關係如何在中國出現，也不是要研究國外的資本主義如何影響中國；而是要探究資本主義此一概念如何影響二十世紀中國與日本的知識分子？對他們有何意義？以及他們如何採取不同的方式來運用和抗拒此一概念，以便將中國歷史的完整性加以理論化。”（卜正民等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第四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書寫”，147頁，李榮泰譯，巨流圖書，2004年）在這種視野考察中，卜正民很快就發現20世紀初的中國知識分子把資本主義看作理解中國的參考點，目的是要把中國變成現代化的國家，而不是變為資本主義國家；而無論貼上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標籤，最終目的就是追求現代性。（150—153頁）這種研究思路在馮客（Frank,D.）的《簡明中國現代史》的敘事框架中也有鮮明體現，雖然他在論述中並沒有以資本主義概念的影響為核心，他強調的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的現代性和開放性趨勢。
實際上在我們的親身經驗中，資本主義這個標籤對現實發展的影響確實非常顯著。回到改革開放歷史語境中看“資本主義” 這個概念，當更有深刻認識。改革開放以來關於“姓資還是姓社”的幾番辯論、交鋒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資本主義概念不僅是一個歷史分析的工具，同時更是現實選擇的意識形態化或去意識形態化的標籤。更有意思的是，在2008年美國總統選戰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在全國廣播講話中指責民主黨人要將美國轉變成社會主義，給奧巴馬貼上“社會主義”的標籤，甚至在奧巴馬入主白宮之後還引發出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的討論。中國國內媒體於是也逮著姓“社”姓“資”大做文章，但實際上大部分美國人恐怕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社會主義，人們最關心的是實際利益會發生什麼變化。由此又想起七十年代初在國內流傳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香港三聯書店1970年10月中譯本），新谷明生等幾位日本留蘇學生談蘇聯如何“變修”的情況，其中對蘇聯人生活變化的描述遠比對那個國家標籤的質疑更為吸引當年我們這些讀者。後來又有瑞典人尼爾斯·霍姆伯格的《和平的反革命：蘇聯從社會主義變成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商務印書館1975年中譯本），書名中這三個並置在一起的“主義”標籤在今天看起來似乎更令人暗暗吃驚。這些歷史記憶恐怕也是資本主義概念在歷史研究中復興之後值得研究的議題。
在今天的全球化衝突中，“消費資本主義”不僅在概念上而且在實質內容上都具有重要的穩定性意義。維多利亞·德·格拉齊亞在《過度消費的危機：資本主義的最新前進挫折》中指出，這個概念現在變得越來越流行，其含義1960年代受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影響而導致對資本主義的批評變為更有包容性和更受歡迎，用托馬斯·弗裡德曼的話來說，“任何同時擁有麥當勞的兩個國家都不會互相開戰”。（96頁）“消費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緊密相連，但是人們對後者的批判往往更集中和更強烈。在金融危機以來，人們在對資本主義的反思與批判中也會發現，批判資本主義如何製造不平等、如何忽視公共福利不難，難的是如何避免一不小心就把作為資本主義對立面的別的什麼主義捎帶上，而且還使被批判的資本主義顯得是小巫見大巫。因為大家心知肚明，自由市場中的資本競爭與壟斷與以行政命令為後盾的競爭與壟斷的力量對比不可同日而言，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為市場利益說話與御用經濟學家為壟斷利益說話的有效性也是不可同日而語；尤為明顯的是，在批判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破壞生態環境的時候，一旦允許標籤與現實的對號入座就總會使人感到尷尬。又比如過去我們從小就懂得把佔公家小便宜的行為稱作“化公為私”和資本主義思想，但是誰想到在企業轉制中最大限度的“化公為私”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堂而皇之地成為現實——在這個例子中，貼什麼概念的標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財產的真實來源與歸屬不能攪成一塘渾水。帕特里克·弗裡登森在他的論文《企業史研究領域發生了資本主義迴歸嗎？》中指出，法國企業史學家權威白吉爾對中國當代企業家的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國家資本主義案例：企業家群體兩極分化，官僚企業家或政治企業家管理著地方和中央的國營企業，他們很富有並過著奢華的生活方式，但他們不是資本家，而屬於特權階層；“單一政黨的政治壟斷是增長的標誌，政治作為最後的手段在控制著市場”。（162—163頁）勞工運動史上“反對資本主義剝削”的鬥爭口號在現實中如何才能不被視為異端？對於工人和關注工人命運的學者來說，如何在真實的生存鬥爭中重新使用“資本主義”的分析工具？如何在權力密佈的空間中重新講述資本與權力的故事？
馬塞爾·範德林登在本書最後一章“結語”中認為，資本主義將繼續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概念，儘管人們一再試圖不使用這個概念，在現實生活的語境中它仍然存在和不斷上升；“我們只要試圖禁止這個概念，它就以另一種方式迴歸了，無論是作為商品化、商業化、掙錢還是市場導向”。（330頁）總而言之，人類社會似乎註定無法拋棄它，因此歷史學家的工具箱中也註定不能沒有它——“它有助於我們理解這個全球社會的許多不同側面和進程的互相關聯性。”（3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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