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實行了“閉關自守”或“閉關鎖國”政策的觀點源於當時試圖向中國推銷其商品（特別是 鴉片 ）的英國商人，這一觀點於20世紀50年代納入了當時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寫入了教科書，並且形成了一個觀點認為“清代閉關鎖國”。
乾隆的“一口通商”政策：1723年（雍正元年），因與羅馬教廷間有關中國禮儀之爭的白熱化，雍正帝禁止天主教，不許外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國內傳教，並限制貿易，被視為鎖國的開始。到1757年（ 乾隆 二十二年），乾隆帝一道聖旨從京城傳到沿海各省，下令除廣州一地外，停止廈門、寧波等港口的對西洋貿易，這就是所謂的“一口通商”政策。
事實又是怎麼樣。從相關政策執行中實際的微觀行為和宏觀效果上看，同樣不是。在鴉片戰爭前的清朝，禁海時期約佔15%，開海時期約佔85%，沿海基本處於開放狀態。
上圖是騎著馬身披盔甲的乾隆皇帝，由意大利耶穌會士朱塞佩·卡斯蒂廖內（中國人稱為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1688.7.19—1766.7.16）繪製。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作為天主教耶穌會的修道士來中國傳教，隨即入宮進入如意館，為清代宮廷十大畫家之一。
首先乾隆對海外貿易是有清醒的認識，肯定不是夜郎自大。
一是海外貿易解決了人口增長和糧食需求的矛盾。清朝在乾隆年間，到了18世紀末，人口從晚明時期的大約1.5億增加到3億。人口的急劇增加是由於幾個原因造成的，包括18世紀長期的和平與穩定以及中國從美洲進口的新作物，包括花生，甘薯和玉米，來自東南亞的新品種大米導致產量大幅增加。如果沒有海外貿易，怎樣維持糧食安全。
二是清朝流通貨幣白銀依靠海外貿易保持了金融穩定。西班牙人在1570年代在新大陸周圍開採了白銀，大大擴大了白銀的流通供應。在17世紀後期關閉的東南沿海重新開放後，對外貿易刺激了白銀標準的無處不在，外貿迅速重建，並在後期以每年4％的速度擴大18世紀。中國繼續出口茶葉，絲綢和製成品，與西方形成了巨大而有利的貿易平衡。由此產生的白銀流入擴大了貨幣供應量，促進了競爭和穩定市場的增長。
上圖是1805年廣州十三行，採用反向玻璃藝術繪畫（Reverse glass painting），展示丹麥，西班牙，美國，瑞典，英國和荷蘭的旗幟。
那麼乾隆帝為什麼要閉關鎖國。
一是閉關鎖國是當時歷史條件下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政策。實際上當時的西方各國的口岸也只容許本國船隻進出，本國的進口貨物只容許本國船或原產國船裝運，並稱之為“保護政策”，但又強迫其他國家洞開國門，任由他們自由離去和壟斷，是雙重標準的做法。
1651年10月（清朝順治年間），英國為削弱荷蘭商人在國際貿易方面的中心地位，克倫威爾領導的英格蘭議會通過了影響深遠的《航海法案》。該法案規定非經英國允許外國商人不得與英國殖民地通商，進口到英國的產品只准使用英國船隻或生產國的船隻進行運輸，從英國出口的產品只准使用英國船隻運輸。簡而言之，《航海法案》將荷蘭商船排除出英國市場，所有發往英國殖民地的貨物，都要通過英國中轉，赤裸裸的搶了荷蘭人的生意，保住了英國岌岌可危的航海業和造船業。該法案還使得英國本土成為殖民地商品的唯一市場，而英國殖民地恰好大量出產羊毛和棉花。在本土獲得大量原材料供給後，英國商人紛紛轉向投資紡織業，英國工業開始蓬勃發展，最終孕育出工業革命。
二是清朝在海外貿易中一直處於有利的地位。據日本長崎交易所的統計，從順治五年到康熙四十七年間，日本外流金額為二百餘萬兩，銀額為三千七百多萬兩，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流入清朝。海外貿易的發展，促進了東南各省手工製造業與沿海城鎮的興起。
清朝在外貿中，一直處於貿易順差地位。當時大英帝國已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一個廣大的市場作為貨品出口地，而中國剛好符合此條件，能成為英國廣大商品的傾銷地。由於中國出產的茶葉、絲綢、瓷器等奢侈品在歐洲市場十分受歡迎，英國人希望中國能開放貿易。但英國出口的羊毛、尼絨等工業製品在中國卻不受青睞，大清帝國認為中國什麼都不缺乏，沒必要與英國進行貿易，這使中英貿易為英國帶來龐大的貿易逆差。
上圖是1805 年廣州十三行（英國風景畫家和海洋畫家William Daniell 威廉丹尼爾）
總結：繼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之後，荷蘭帝國和大英帝國等新教勢力在17世紀初開始與中國進行貿易。在18世紀，大不列顛王國愈演愈烈通過中國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雖然這個行業和其他大多數西方貿易主要限於到廣州十三行的廣州南。1793年的英國馬卡特尼大使館未能說服乾隆皇帝開放中國北方港口進行對外貿易或授予英國獨家貿易權。英國在中國非法出售鴉片，抵消了英國對茶葉等中國商品進口的增長。然而，鴉片的出售最終會使英國人與清政府發生衝突，最終導致英國在19世紀的鴉片戰爭中取得勝利，並從滿清帝國獲得重大的貿易讓步。
清朝乾隆帝閉關鎖國更像是貿易保護主義。只不過這樣的保護政策有一定的時間效應。乾隆帝在1799年駕崩，這個政策維持了40年，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 也就是講乾隆皇帝的後繼者沒有能夠與時俱進，不能抱殘守缺，改變策略，積極應對。
閱讀更多 蔣南強讀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