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已是耄耋之年的錢穆，因為所居素書樓有侵佔公家財產的嫌疑遭到非議，第二年五月，他主動決定遷出素書樓，另覓居所。此時的錢穆，不僅臥病在床，而且已經雙目失明，但在離開時居然不忘幽默：“活的不許住，還沒死就要做紀念館。”在搬出素書樓之後三個月，這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國文化學者溘然長逝，享年九十五歲。他的離去，不僅標誌著中國傳統士人文化徹底走進了歷史，也標誌著親歷過晚清、民國那一代學者的完美落幕。
年輕時候的錢穆
錢穆出生於江蘇無錫的名門望族錢氏家族，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太祖武肅王錢鏐的後人。他從小機智過人，剛上私塾不久之後，不僅可以成段的背誦三國演義，而且還能夠表演。
在他父親和朋友的一次聚會之中，他即興為大家表演了一段，眾人紛紛誇獎錢穆，讓他不禁流露出一股傲嬌之氣。
聚會結束後，在回家的途中，父子二人路過一座橋，父親停下了腳步，問他：知道橋字怎麼寫嗎？
錢穆回答說：左邊一個木，右邊一個喬。
父親說：那麼左邊的木換成馬呢？
錢穆回答說：是驕傲的驕。
父親說：你今天的表現就是如此，切記不可如此。
在錢穆的一生之中，父親的影響不可謂不大，他也一生都在踐行著他父親對他的教誨。
在指導余英時閱讀自己國史大綱的時候，錢穆讓余英時筆記的每一頁空一頁，用來記錄對自己相同或者是批判自己的方法，這樣子就會有“轉益多師”的好處。
1970年，錢穆早已經桃李滿天下，在給博士生講解中國史學史的時候，課堂上就對學生們說：如果我有錯誤，你們不妨直接說出來，只要理由充分就可以。
錢穆先生的涵養可見一斑。
辛亥之後，他讀書的南京私立鍾英中學停辦，他也就退學了。對於一個熱愛讀書的人來說，退學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父親的過早離世已經提前為他在學校的求學生涯畫上了句號。退學之後，為了補貼家用，錢穆開始了教書生涯，誰曾想，這講臺上來容易離開難，一站就是七十多年。
儘管不能夠繼續上學，但是他沒有放棄學術上的研究，不僅自學而且寫出了傳世名作——先秦諸子系年。這本書參考了當時存在的所有先秦資料，填補了左傳到資治通鑑這段歷史在編年上的空白。這本書不僅奠定了錢穆的史學地位，就算在今天，依然不為過時，是閱讀和研究先秦歷史的重要參考著作。
一個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還是需要人賞識。當時的史學界，真是熱鬧非凡，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提出了著名的“古史層累構成說”，而具有西方留學背景的人，則用西方方法對中國歷史進行整理分析，兩派不管如何爭論，都繞不開對史實的考訂，正因為如此，先秦諸子系年走進了這些史學家的視野。
顧頡剛在看完先秦諸子系年之後，並沒有因為錢穆沒有學歷、沒有文憑而以權威的姿態打壓，反而力薦錢穆到中山大學教書，錢穆拒絕了，儘管沒有去，錢穆還是為當時的燕京學報寫了一篇文章——劉向歆父子年譜。
長達將近兩千年的今古文之爭終於在錢穆的這篇文章發表之後塵埃落定，而令人瞠目結舌的是，錢穆解決今古文之爭的材料只有一本漢書，發前人所未發，他學養之精深由此可見一二。
顧頡剛的賞識和推薦，也給我們從側面提供了了解民國學術的影子：那個時代有兵荒馬亂，自然也有山頭林立，但是學院的那種包容的氣質和開放的氛圍，就足以讓我們對學術嚮往。
後來，錢穆前往北大教書，五四之後對傳統文化帶有一種強烈的排斥感，西學風頭正盛，錢穆的到來自然站在了所謂歷史趨勢的對立面。
儘管如此，錢穆依然獨立支撐著這個中國的舊學傳統，並且提出了要以一人之力講解中國通史的要求。
以小學學歷執教中國頂級學府已然是破格，而想要一己之力講解中國歷史又是何等的狂妄？但是錢穆自然有信心，並且贏得了北大的信任，也正是講授中國通史的機緣，才有了後來的國史大綱。
到今天我們還是要必須承認，中國通史寫的做好的兩本書，一本是呂思勉誠之先生的中國通史，另一個就是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
抗戰爆發時候，北大被迫南遷，並且最終在昆明落腳，與清華大學、南京大學合併成為西南聯大。來到昆明之後，錢穆先生一面教書，一面潛心寫作國史大綱。當時錢先生住在一座寺院裡面，每天像老僧坐禪一樣編寫。國史大綱撰寫的環境十分清苦簡陋，當然，這還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參考書的缺少，錢穆只好憑藉記憶編寫。
一本好的史學書籍，不是簡單的時間的排序以及歷史事件的組合，而是作者見識的書寫，而通史的書寫更重要的是一個“變”字，“通古今之變”，司馬遷為後世史學家所留下了金科玉律，很多人都重視“通”而忽略了“變”，這樣的史書不僅是流水賬，更是毫無價值。
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我們也不難看出國史大綱之中有很多不冷靜的地方。當時的中國已經快要亡國，而錢穆這本書是為了亡國之後復國之用，只要歷史在、文化在，中國就不會滅亡！
今天的很多人體會不到錢穆乃至他那一代學者的良苦用心，因為歷史文化是無用的。在今天這個資本高度發達的社會，一切以資本為王的時代，談歷史乃談文化，受到冷嘲熱諷不足為奇，有人對你說：醒醒吧！算是最好的態度了。
很多人也許不知道，日本轟炸上海的時候，最先轟炸的不是鐵路、工廠甚至是電廠，最先轟炸的是商務印書館。日本軍國主義叫囂著“欲亡一國，必先亡其文化”，日本這樣做完全是長時間研究中國所得出的結論，據說日本侵入中國每個士兵手中除了武器裝備之外最常見的是中國的一本古代地理書——
讀史方輿紀要。可惜在今天，這本書的名字都已經鮮為人知了。可是呢，中國人自然不會任憑文化毀壞而一蹶不振，商務印書館裡面的孤本善本被毀壞自然讓我們心痛，可是沒有時間悲傷！
商務印書館被轟炸後的幾天裡面，關於中國文化的書籍就開始發行，那一個個鉛印的字都是中國精神的承載！
錢穆就是抱著這種心情書寫國史大綱，今天我們閱讀依然感到熠熠生輝！
經常有人問學習歷史有什麼用？以我的水平自然不能夠講述出什麼大道理，但是不要緊，國史大綱的開頭就已經明確給出了答案：
一、當信任何一國之國民，尤其是自稱知識在水平線以上之國民，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應該略有所知。否則最多隻算一個有知識的人，不能算一個有知識的國民。
二、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否則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國史，不得雲對本國史有知識。
三、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於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
四、當信每一個國家必待其國民備具上列諸條件者比數漸多，其國家乃再有向前發展之希望。否則其所改進，等於一個被征服國或次殖民地之改進，對其國家自身不發生關係。換言之，此種改進，無異是一種變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縮與消滅，並非其文化自身之轉變與發皇。
真正的學者不會躲在象牙塔裡面，成為犬儒主義的信奉者，也不會故意造出一堆故作高深的詞彙，然人摸不到頭腦，而是要與時代發生聯繫，用自己的人格踐行者自己的理想，將自己與國家的命運與前途捆在一起，“兼濟天下”的充分條件不僅僅是物質方面的“達”，還包括著精神方面的“達”。
大陸鼎革之後，錢穆遠走香港，創立了香港中文大學前身之一的新亞書院。作為創院的院長，不僅要授課，還要為了學院的經費東奔西走。
錢穆的學生在回憶老師的時候，初次閱讀有一個細節讓我有些反感：錢穆的胃病犯了，躺在教室的地板上，學生看到後問他怎麼幫助他，他回答說給我拿本宋明理學的書來讀一讀。
令我反感的是病情發作不去看醫生或者吃藥，卻要通過閱讀書籍來麻痺自己，給予精神上的安慰，真是迂腐至極。但是後來，隨著閱歷的增長，我越來越感覺錢穆的做法和撰寫先秦諸子系年、國史大綱是一脈相承，雖然固執，依然讓人欽佩。
當時，儒家在海外卻是遍地開花，尤其香港更是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兩賢一聖為中心弘揚了新儒家一派，唐君毅不僅是新儒家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更是和錢穆共同創立了新亞書院。儘管現在有的人將錢穆列為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實際上錢穆自己對新儒家是拒絕的。
這種拒絕不是理念上不認同而拒絕，而是錢穆先生不想有門戶之爭，某一學派形成之後，便會慢慢的對其他學說進行排斥。錢穆在給學生的信中詳細說明了緣由：
年前張君勱、唐君毅等四人聯名作《中國文化宣言書》，邀穆聯署，穆即拒之，曾有一函致張君······穆向來不喜此等做法，恐在學術界引起學術之壁壘。
晚年的錢穆，旨在打通中西學術之障礙，融會貫通，只可惜錢先生中國傳統功力深厚，而西方學術不免流於表面，不得不讓人感到可惜。
現在總有自命不凡之人，抓住前輩學人著作之中的瑕疵，肆意攻擊，典型的例子就是錢穆考證孫臏和孫武是一人。
實際上稍微有點常識之中都知道孫臏和孫武為一人的說法來自於日本漢學家齊藤謙，而且在考古文物出土之前，按照古書考辨本就如此。
攻擊者當然不會知道錢穆先生髮表的《中國古代北方農作物考》、《中國古代山居考》，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於“山耕”的主張，中國文字之中和居住有關的文字都和“穴”字有關係，那麼中國古代人的居住環境應該是挖洞穴而居，而新時期時代的考古發現正是印證了這一說法。
錢穆先生一生著作頗豐，不算學生的聽課筆記就已經達到一千餘萬字，要說每一個字都有價值是言過其實，但是他的書就算是有些價值不高的書籍也比去閱讀一些譁眾取寵的書籍要有用得多。
他的學生葉龍將自己在新亞書院的聽課筆記整理出版為《中國文學史》，我雖然草草翻過，依然覺得動容：
葉龍說，他哪裡是在講文學史，他是在講自己走過的路。
最後用余英時紀念錢穆的一首詩結束本文，也表達我對錢穆先生的敬意：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佔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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