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几篇文章中，笔者曾经反复的提到评价人物的困难。人性本就是复杂且矛盾的，而人生经历又又因时而异，立场也在不断变更。从今人的角度去评价古人，颇有一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因此，我们只能不能对当事人的心理活动妄加揣测，单单只看事件本身的积极影响。
读《资治通鉴》汉纪部分时，丞相是绕不开的职业。正如陈平的定义一样："宰相者，上佐天子……；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换句话说就是充当着皇帝政策的代言人和执行者，辅佐皇帝治理国家内外，协调国家各部门平稳运行。所以，历来担任丞相的全都是智商高绝，情商爆表的非常人物。偶尔有些因为军功或者亲缘关系得以登临高位的，也因为能力的欠缺很快就被人取而代之。
今天要说的这个人就是汉武帝时期著名的丞相公孙弘，但是翻开历史评价，会发现公孙弘的评价并不高："……而像公孙弘这种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却一帆风顺。和稀泥的人有福了，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官位外，什么都不关心。非关心不可时，只关心陷害忠良。（伯杨《柏杨曰》）"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来自宝岛的学者如此贬低公孙弘呢？
我们先看看公孙弘的成长过程，公孙弘是汉朝从天下大乱一步步走向文景之治的见证者。最初的公孙弘只是做一名狱吏，后来因为触犯法律而丢了唯一的生活依靠，没有办法只能放猪为生。这点倒是颇有些"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放猪时的公孙弘并没有满足于"猪倌"的命运，蹉跎岁月几十年，四十岁的公孙弘终于重新拿起来书本，开始刻苦研读《春秋》这一类儒家经典，并且常常拜访名师，终于小有成就。借着汉武帝"求贤令"的东风，公孙弘第一次来到长安，这次的登场却很快就落幕。
直到公孙弘第二次被举荐，才开启了他政治生涯新篇章。原本的"猪倌"一跃而起，获得了奏对朝堂的机会。【是岁，征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者，县次续令，令与计偕。……川人公孙弘对策曰……《资治通鉴》】
公孙弘的对策，其实总结起来有以下三点：选贤任能；与民休息；君主修德。但是整个奏对中只能看到许多大而化之的道理，并没有切中时弊，更没有提出可行的改良方案。因此，负责评定的官员，将公孙弘的文章列为下等。但是此时的汉武帝政治经验尚不成熟，更加喜欢这种儒家的调调，故而将公孙弘提高到第一名的位置，也正是因为汉武帝的欣赏，公孙弘获得了博士的位置，负责顾问类的事务。
就这样，获得了顾问职责的公孙弘开始了自己的工作。汉武帝时期一改前任的无为而治的作风，以一种更加积极的雄心勃勃的姿态向外扩张。但是这种扩张的姿态却并非一帆风顺，西南的开发就引起了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却收获甚微。公孙弘作为武帝的特使，前去四川一代考察调研，回来之后就强烈的反对西南扩张的政策，但是汉武帝却并不听从。
臣子的建议不被皇帝采纳，一般采取的方式只有两种，要么以命相逼，冒死直谏；要么就是依照皇帝脸色行事，一旦事有不对便立马换了主张。公孙弘显然不会这么普通，他采取的策略就是不偏不倚的做好顾问的职责，每次遇到朝堂议政时，公孙弘只是讲事实摆道理，从不越俎代庖替武帝拿捏注意，更不会大庭广众之下与武帝争论。汉武帝因而觉得这个人忠厚老实，又熟悉国家制度法律和官府事务，并且会利用儒家学说对政策的施行加以文饰，对公孙弘越加信任，而公孙弘的官位也越做越高，一年之内就升到了左内史。公孙弘的这种方式，可以为许多身处职场中的朋友们所借鉴。
孤掌难鸣，身为一名臣子，自然不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人在和皇帝斗智斗勇，必然会选择一位相互配合的同僚，而耿直黑面著称的汲黯就这样成为公孙弘的僚机。最初的他们，配合无间，常常请求单独觐见武帝，先由汲黯提出问题，再有公孙弘拾遗补缺提出建议，在这种模式之下汉武帝非常轻松的就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但是后来的配合便渐渐不再完美，因为公孙弘和汲黯商议的政策或者建议，在面对皇帝时公孙弘却背弃了约定而迎合皇帝。这样一来，自然使得汲黯大为恼怒，一代重臣竟然用"地域黑"的方式控诉公孙弘不是忠信之人，轻而易举的就背弃盟约。公孙弘的辩解却让人眼前一亮：了解我的人认为我忠心，不了解我的人认为我不忠。这样的一句话无疑是标榜自己立志作纯臣，孤臣。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汉武帝的欣赏，从此以后，别人越是诋毁公孙弘，汉武帝就越加信任他。
汉武帝时期，曾经有项著名的移民政策，与汉文帝时期的移民实边不同，汉武帝的移民主要是将关东即远离京城的各地豪强富户迁移到京城附近，一方面可以充实京城人口，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这些人积聚力量，图谋造反。郭解，作为一个豪强自然也在迁移之列。但是他却请动一位将军以家境贫寒为理由他说情，幸好汉武帝睿智，才一眼看破谎话。但是郭解常常因为别人小小不不敬的举动就奋起杀人，几年下来许多人丧生在他的手中。只是在依法逮捕时，发现这些案子都是在汉武帝赦免令发布之前做的，因此才没有办法做出进一步措施。但是有个儒生对此不满，仗义执言郭解做下了许多违法犯罪的勾当，哪里当得了贤能二字？郭解的手下听到之后激愤之下就杀了这个儒生，甚至为了泄愤将儒生的舌头割掉。官府为此来问责，但是郭解却并不知道是谁杀了人，无法交出凶手，故而有人建议宣布郭解无罪。但是公孙弘却说："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略有摩擦就杀人报仇，视法律如无物，虽然郭解不知道杀人的是谁，但是他的罪比杀人还大，是大逆不道的罪行。于是就把郭解灭族。
这个事件有许多人批评因为公孙弘的一句话，让郭解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受到牵连而遭到族灭，这是公孙弘小人嘴脸的佐证。但是从国家的层面来说，公孙弘这样做无可厚非。首先，郭解违法犯罪的事实确实存在，只是由于法令原因无法追捕。其次，以郭解为代表的豪强势力极大的危害了汉朝中央政府的权威和统治，只有将此类黑恶势力彻底瓦解才能营造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因此，公孙弘此处非但无罪，反而功在千秋。
汉武帝时期的名臣名士层出不穷，因为求贤令的发布，让怀揣梦想与才华的人士纷纷从山野的封印中解除，涌向长安。主父偃也是其中一位，他年轻时曾经游历于燕、赵、齐三国，在登临高位时，向朝堂诸公揭发了燕王刘定国荒淫无道，擅杀官员的罪行，在朝廷官员的压力之下，汉武帝同意诛杀刘定国，并且除去了封国；而主父偃曾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齐王，但是无论是齐王本人还是齐王太后都不同意。因此抓住齐王与姐姐乱伦的罪证之后，主父偃撺掇武帝对齐王动刀，最终逼得齐王自杀；此时的赵王害怕主父偃也会对付他，为了自保将诸侯贿赂主父偃让子弟得以封侯的事情和盘托出。而汉武帝也怀疑是主父偃逼迫齐王自杀，因此将他打入牢中。就在汉武帝想要绕主父偃一命时，公孙弘出来说话了，他认为主父偃是逼迫齐王自杀的主要原因，而齐王自杀之后又没有子嗣，封国被除名，封地并入汉朝直辖领地。如果不杀主父偃，无法对天下人交代。就这样，又是一句话让主父偃身死族灭。
公孙弘为何这么说呢？笔者认为仍旧是出于维护汉朝统治的需要。经过几次三番的打击，诸侯王的存在已经无法对中央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了，因此主父偃的这样大肆逼迫齐王自杀，又公然索贿，只会造成诸侯王人人自危，削弱中央的公信力，更会丧失诸侯王的向心力，让刚刚平静下来的汉朝又重新陷入危局，因此推出一个主父偃杀掉可以平息诸侯王的怒火和怨气，维护武帝的统治稳定。
公孙弘的施政风格就是保守，这点从他对汉武帝经营朔方郡和沧海郡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公孙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他认为耗尽中原的力量去建设无用的地方，是弊政。好在后来汉武帝让朱买臣和公孙弘当庭辩论，将位于北方朔方郡的好处和作用尽数剖析，最终让公孙弘认识错误。但是仍旧坚持废除沧海郡，这一点倒是让汉武帝接受了。
作为高官显贵，公孙弘常常衣着简朴，生活作风十分清廉。而这一点也往往成为政敌诟病攻击的地方，他们认为既然是身处高位就不必在故作朴素，这种做作的表现恰恰能说明公孙弘心中有鬼。公孙弘却给予了正面回应，大胆承认："有之。夫九卿与臣善者无过黯，然今日廷诘弘，诚中弘之病。夫以三公为布被，与小吏无差，诚饰诈，欲以钓名，如汲黯言。且无汲黯忠，陛下安得闻此言"。以退为进，强调与汲黯关系亲密，也承认自己的作风过于矫揉造作，沽名钓誉。但是汲黯的忠心却更让人倾佩，如果没有汲黯谁还会这样直言不讳呢？
退一万步来说，官员若真的如此"沽名钓誉"，对于社会风气的引导将起到一个极大的推荐作用，"上有所好下必行效"，这个道理古今不变。
后来的公孙弘被汉武帝提拔为丞相，并且开创了后世丞相封侯的惯例。作为丞相的公孙弘做了两件事，也正是这两件事让后人对他的看法和评价直落千丈。因为与董仲舒有矛盾，便向汉武帝建议让已经养老的董仲舒去作胶西王刘端的国相，这个胶西王刘端是个无恶不作的诸侯，曾有杀害国相的先例；恼怒汲黯经常诽谤自己，就建议让汲黯去作右内史，管理那些权贵之人，事实上这样的地方素来因为贵族众多难以管理著称。两件事都是一个目的，以公报私，手段都是借刀杀人。当然若是想强行洗白，也可以说公孙弘"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正是因为知人善用，才将这两位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当了六年丞相的公孙弘最后死于任上，或许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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