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钰铭先生是当代中国画界卓有成就的人物画大家，优异的秉赋加上勤奋与刻苦，还有军旅生涯形成的严谨与自律，使他很早就在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方面崭露头角。早在1996年他所创作的《天籁》就获得全国中国人物画展银奖。而在1997年，他的有关甲午海战的《血祭》一画则显示出他在大型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的才能。近20多年来，他以黄河流域农民和西部少数民族以及驻守边疆的战士为表现主体，创作了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优秀人物画，其中也有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题材，但更多的是在中国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对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理想的反思与传承。在这些作品中，他塑造了众多底层的中国老百姓，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他们的悲欢离合，重拾我们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精神。例如《二月二龙抬头》中那些歌舞中陶醉的鼓手与秧歌艺人，坚定地行走在黄土地上的《艺人韩贵山》，步履中散发出传承文化的执著意志，还有那些《西部筑路工人》肖像，他们的形象虽然谈不上俊美，但充满真实的力量。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在2007年至2009年所创作的大型历史题材《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幅6米长，3米高的力作，可以称之为新世纪的《流民图》，作者七易其稿，广泛收集资料，深入基层写生，将抗战时期东北人民流离失所的苦难与不屈抗争的意志表达的淋漓尽致。而他在2008年所绘的反映四川地震的《夺回光明》，2011年创作的反映凇沪抗战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等作品，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表明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位重要的历史画家。贯穿他作品的，是他对人民与军队的热爱，对乡土家园的眷恋，对推动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持久热情。
陈钰铭《轩辕皇帝》220cm×300cm 2018年
令人感佩的是，近年来，陈钰铭不仅在人物画的创作方面佳作迭出，而且在人物画的教学方面付出了巨大精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物画家，探索出一条主题性创作人才培养的道路。中国国家画院陈钰铭水墨工作室的成立，使他有机会与一批来自部队、画院、美术学院的青年画家共聚一堂，教学相长，探索当代中国人物画的创作。由于陈钰铭具有丰富的创作经验，能够根据学员的个人特点因材施教，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学员尽快进入人物画创作的前沿，整体艺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正是中国传统绘画教学的模式，即“师徒相授制”，学员能够与老师一起外出写生，直接观摩先生的创作，老师也能够在与学员的长期相处中，了解学员的秉性禀赋与知识素养，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同时，这也是国外艺术院校教授工作室制度的模式，即通过专聘一位知名教授，充分发挥其学术思想，通过与学生的交流对话，在启发式的教育氛围中，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在这里，艺术观念的转变与艺术审美眼光的提升要远远重于单纯技巧的提高。
李连志《锋时代·预备》 260cm×360cm 2012年 纸本水墨
陈钰铭面对的是一批有着多年艺术创作经历的画家，他们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定型的艺术思维方式和审美眼光。陈钰铭的任务是为他们擦亮眼睛，淘洗脑筋，更新观念，提供行之有效的观察方法与写生技巧。将许多“不同”调理到具有规律性的“相同”上来，进而奠定他们今后发挥个性的坚实基础，获得更高层面上的“不同”。而他们参加学习的目的也十分明确，那就是以基础研究带动创作，转变观念，由技进道。实践表明，绘画在技术的层面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甚至最好的技术正是那些返回到艺术早期的最质朴的技术，今天我们看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的素描写生，并没有过多的华美技巧，也不在明暗光影上多下功夫，那个时期的画家，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去观察自然，表现自然，以质朴抵达真实，这就是真实的结构与形体。事实上，写生的根本原则，即认识现实，表现真实，古往今来没有根本的变化，个性与风格，只是写生的表象，是人们对写生的不同认识。
邓天平 《茉莉花》200cm×400cm 2018年
由于陈钰铭是一位优秀的写意人物画家，但他在教学过程中对学员又有着严格的写生要求，在这里我们略微展开一些有关中国画写生与写意的讨论。中国画在元明以后存在着一个纸质媒介上的“笔墨传统”，它是由一系列前人的杰作和笔墨程式结构而成的，对艺术家的写生具有引导、规范并变形的作用，自然界的一切必须经过笔墨语言系统的转换（变形、增删、取舍）才能在宣纸上落到实处，而这一笔墨系统正是在长期的水墨表达心境与意境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没有写意就没有写生。写意不仅指艺术家以书写性的绘画方式表现自己的主观意念，也是一种重组并再现自然的笔墨语言系统，它更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世界观），一种对艺术的认识与态度（艺术观），一种审美价值（价值观）。就艺术史的传承意义来说，写意系统不仅是写生的基础，亦是写生的目的，但就艺术发生学的意义来说，写生却是写意的基础。
郭峰《乡音》 180cm×97cm×3 2018年
自1950年代开始，由于西方学院化教育体系的形成与不断走向正规化，中国画在“写生”的道路上一发不可收拾，与油画的“写生”越走越近，美术学院的学生，不论中国画系还是油画系，所受的基础写生教育越来越相同，遂使黄宾虹所推崇的在研究中国笔墨传统的基础上加强写生，成为在“写生”的基础上改造中国画的潮流。在人物画、山水画方面形成了建国以后以写实主义为主流的新中国画传统。对建国以后中央美院的写生教学，中央美院教授卢沉先生做了反思，认为它与创作训练是脱节的，也就是说，中国画写生，有一个把自然形态转化成艺术形态的问题。卢沉提倡创造性的写生，实际上是讲在写生中要有写意，要有画家心中的意象表达。
贾发军 《梨花三月》200cm×360cm 2016年
陈钰铭在长期的人物画实践中深刻认识这一重要特点，他要求学员深入生活，突出写生，强化速写，所有的人物形象都来自于写生，画面主体均来自于写生形象，并在写生和速写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这样做的好处是人物形象多样化，生动而富于生活气息，避免了当下一些画家闭门创作，人物形象概念化和公式化。陈钰铭先生的教学活动，十分强调现场写生与速写，但同时也要求学员在写生过程中加强主观意念的表达，从速写开始，艺术家就进入了一个抽象性的提炼过程，在写生过程中力求表达对象的动势与神态，而在创作过程中，则更突出地表现画家内心强烈的整体意象。
对于中国人物画的“写生”，蒋兆和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国画写生所要求的目的，在于充分理解各种物象的结构，不为表面繁琐的光暗和周围环境所影响，而刻画其精神本质。”（蒋兆和《国画人物写生的教学问题》，载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编《中国画教学研究论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第468页。）他强调从中国画的发展需要出发，改造引进西方的学院式素描。从“骨法用笔”出发，为表达写生对象的精神，可以“意在笔先”，对写生对象大胆取舍。蒋兆和着重谈的是传统中国画所推崇的“传神”，没有谈到画家写胸中逸气的主观性表达。而“写意”的“意”可以理解为明清以来，更为主观化的艺术家自我心性的表现。在当代，有关“写意”的“意”，我们还可以理解为艺术家对“意义”与“意境”的追求，前者受后现代主义影响，重新关注现实生活，强调艺术作品的内容与价值判断，注重艺术的社会评论性；后者仍然是通过笔墨结构表达东方人的自然观念，即心象与物象的统一所形成的“意境”之美，这两者都离不开对自然、社会的形式、内容的观察与“写生”。
李宽《春华秋实》285cm×186cm 2013年
从陈钰铭先生的学员作品来看，有一些共性的东西值得总结。首先是题材，大多以描绘底层百姓及其日常生活为主，有不少西部人民和生活的表现，如甘肃、新疆、西藏少数民族的形象表达，也有河南等黄河流域农民的表现，以及一部分重大题材创作，如抗日老兵的表现。这与学员的来源有关，部分学员都有过从军得经历，也有部分学员都是前述地区的画家，而这些地区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上，历来就具有质朴刚毅、正大光明的主流审美特征，特别是在唐代诗歌的灿烂园地中，鲜明地展示了西部的审美气质，唐代的边塞诗派，豪迈雄强，充满阳刚之气，令人荡气回肠，艺术成就很高，突出地体现了盛唐风貌。我希望陈钰铭的学员能够认识到地域文化在艺术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从中国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借鉴人格精神和美学品位，从而创作出更多令人自豪的新世纪英雄交响曲。
李振 《正月》 180cm×190cm 2016年
第二个重要的方面是创作中的笔墨特点，从大多数学员的创作来看，可以说，对陈钰铭的艺术风格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和学习，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物形象客观化，画面结构主观化。通过丰富扎实的写生，获取丰富的人物形象，使每一位画中的人物都具有各自的形象特征。但是在创作构图中，又可以对人物形象进行变形与强化，并且根据题材要求，进行多样化的构图组合，形成情境化的主题叙事，避免了一些人物画创作将写生人物简单罗列在画面上的公式化再现。
2、通过墨的渲染构成画面基本黑白关系，以水与墨的相互生发带来画面的光影变化和生动氛围，以大块面的墨色和深浅浓淡的用墨来结构画面。许多学员能够理解和运用方形结构与线性表达的对比，来形成抽象与写实的结合，增强了画面的内在结构力度。
3、注重线的运用和情感表达，特别是线对于人物形象和面部刻画的主导作用，计白当黑。但是在线的运用过程中，注意到线条的多样性，根据人物形象刻画的需要来决定线条的类型和表现，而不是简单地勾勒出人物轮廓线后再加以渲染。
4、在着色方面，不以色彩为主，但适当运用色彩，提升画面的关键之处。画面的整体基调是沉郁凝重的，但空白与色彩穿越人物形象，成为画面跳动的亮点，具有抽象性的美感。
5、一般说来，人物画的面部刻画比较写实沉稳，着力于人物的眼睛和神采传达，而人物的衣服与背景则以大写意来表现，传递出画面的基本情绪氛围。
6、有一些学员已经较好地掌握了多人物的大场面构图能力，以丰富的人物形体和动作刻画来驾驭历史主题的大画面。
刘明海 《打醮》200cm×340cm 2018年
当然，从学员的创作来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一些学员在用笔用墨方面，学习模仿的痕迹还比较明显，与导师陈钰铭先生的风格比较接近，也有一些学员的用笔用墨与现代一些较活跃的水墨人物画名家相似，这在学习阶段是难免的，也是必经的过程。但在以后的发展中，还是要更专注于个人表现方法的研究，着力于个体风格的探索。
唐礼军 《猎手》 200cm×200cm 2018年
自清末民初西方美术教育进入中国，百年来中国学院美术教育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画的发展。而“五四”以来的中国画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在造型状物、反映现实方面能力日渐强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中西融合的主流绘画体系。对百年来中国画所发生的这种根本性变化如何认识评价，成为当下无法回避的复杂问题。而当代中国画在许多方面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其原因是否因为这种学院教育的相近性，社会环境的相近性，以及画家价值观的相近性？当代中国画家如何强化自己的个性，达到与众不同、卓然不群？这涉及到中国画家的艺术理想，对艺术中的现代性的理解，以及独特的绘画方法与技巧等方面。
王红艳 《淡怀风清月朗》 60cm×180cm 2016年
在今天，学院派中国画通过对传统院体绘画和民间艺术的吸收、调和而得以发展，并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富有创意的探索。例如探讨写生与写意的交流互渗关系，把写实性的造型结构与水墨的渲染、线的写意相融合。也有的画家探讨写意画和山水画的关系，研究山水画的皴法怎么样运用到人物写意画中。有些画家的作品以墨色为主，越来越多地吸收文人画的精英气息，虽然在画面表现技术上日益精致，但最终的价值理想却是中国文人画所强调的心象与意境。而中国画中的“意”，则可以理解为对“意境”的追求，其中有对自然的尊重，即对自然生命的存在充满敬意，而陈钰铭所代表的写意人物画创作中的“意”，则是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之意，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生活的向往之意，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的崇仰之意。
王一雯 《思·奔》200cm×180cm 2018年
对于中国人物画家来说，高超的写实能力不应成为抒情表现的包袱，恰恰是因为这种状物摹形的能力，使人物画在今天的艺术系统中，可以更好地发挥图像的功能，即通过建立一种与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相适应的新的图像符号系统，更为深刻地阐释现代生活的复杂意义。中国人物画家应该自觉地从传统绘画的图像符号系统中走出来，从功利性的意识形态主题中走出来，进入更为深入独特的当代人的精神世界，获得一种具有历史厚度与文化品质的图像表现。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写意绘画的精神——文人文心、尽性畅神、品味人生，可以与中国画的精神——尽心穷理、敬天畏命、事功利民结合起来。要之，中国画无论写意工笔，都 可以展现个性创意，品味典雅气质，创造现代“经变”——即在传统经典的基础上寻求新变。
于立学 《查干湖上的冬天一还是那班冰上的兵》 200cm×400cm 2018年
以上是由陈钰铭及其工作室学员的创作所引起的有关中国人物画创作与教学的一些思考，期待有更多关心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同道参与探索与研究。当下陈钰铭先生正从事着两个工程，一个国家主题性创作工程，一个是培养主题性创作人才的工程。我们期待着陈钰铭先生在今后的主题创作中取得更大成就，期待着陈钰铭水墨工作室的学员能够在导师的带领下，走在中国人物画创作的前沿，探索中国人物画的新的发展。
郑天伦《映霞别样红》180cm×200cm 2015
2018年10月8日
殷双喜（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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