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军队的溃败，无非有两点，一是军队实力不如人，二是主将昏庸怕死，按照当时中日甲午两军在朝鲜战场上实情来看，军队实力可能还比日军稍强，而且给养充足，那问题肯定是出在主帅叶志超身上了。
狂奔五百里，朝鲜战场上的败军之将，这就是叶志超在我头脑中的印象。按照现在主流意识及我们原来所受的教育，他就是一名贪生怕死的庸才，在同日本军队作战时，好像是一触即溃，然后扔下部将和辎重不顾，弃城而逃，连夜狂奔五百里，逃回中国境内，把朝鲜拱手让给了日本。
不过时至今日，不同观点和新资料的出现，持反对意见的翻案论点也常现于各报端和不同媒体，孰是孰非令人莫衷一是。
叶志超，淮军将领，字曙青，安徽合肥人。早年跟随刘铭传镇压捻军，从一名士卒积功至总兵。赐号额图浑巴图鲁，并得李鸿章赏识，留北洋。光绪初，擢直隶提督。后镇压热河金丹道教，被清廷赏穿黄马褂。中日甲午朝鲜战事起，奉命带兵入朝参战，败退回国，清廷下令夺叶志超职，李鸿章奏请留营效力，不许。械送京师，下刑部审讯，定斩监候。后赦归家乡。1900年获释，次年去世。葬黄老郢。
叶志超狂奔五百里回国，源自《清史稿》中对叶志超的描述：“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仅这一铁板钉钉之句便将其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后来的史家一直沿袭这一说法，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近现代史》中写道：“左宝贵牺牲后，叶志超弃城逃走，狂奔五百里，退到中国境内”。这就是我们头脑中叶志超印象的来源。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有意裁撤湘军，淮军趁势崛起，相比较来说，淮军将领没有经过如湘军将领那样的激战死战，他们的对手除前期一些对太平军的战斗外，最强的就是对手就是捻军了，至于对那些各地叛乱的镇压，应该都不称其为战斗。中间这二三十年的太平时日，对这些淮军将领意志上的消磨那是比较大的。
叶志超在淮军中并不是扛鼎之人，他出身贫寒，早年给人放牛，但从军后还是一拼死敢战之人。他骁勇善战、有勇有谋，很快脱颖而出，成为淮军的重要将领和李鸿章倚重的心腹。叶志超能成为淮军高级将领，虽然有李鸿章提拔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靠他一路摸爬滚打敢玩命换来的。
及至甲午之时，这些将领们大都年近花甲，没几人愿意还去经战阵冒死命了，或者是如刘铭传那样，看清了形势，尽管被排斥在家，也多次拒绝朝廷召命，不愿去冒此风险。于是，李鸿章只能将这百般不愿去的叶志超赶着上阵去了。
至于战争的过程就不细述了，一是史书多有记载；二是出入较大，如我等之人是根本分辨不出真实情况的。只是从当时的情况看，无论从军力还是后勤补给，中国都不在日军之下。唯一缺乏的就是军心和斗志，这两者相较可谓是天上地下。
明治维新，日本全国上下一心，“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是当时日本所有国民的努力方向。他们节衣缩食，捐钱购舰，以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狂热支持政府的国策；而反观当时之中国，尽管有当时亚洲最强大的海军和陆军，但在观念上，打赢打败是皇家之事，是淮湘之争，是帝后间的党争搏弈，与民何干。从后来刘公岛丁汝昌被困近两个月的时间内，无一援兵前来相救就很能说明问题。
日本想吞并朝鲜并以此作为跳板继而侵略中国，这个是肯定的。其狼子野心路人尽知。但作为决策层，明知这点却心存侥幸，以为日本在甲午之战还如上次一样，最多派几百兵丁去保护他们的使馆，对日本出兵规模等重要信息一无所知。以至于上阵时尽显仓促之态而不敌，从而遭致失败，可以说，这场战争从一开始便埋下了失败的祸根。
我们一直在说是日本是不宣而战，其实，如果要认真起来，还真不能这么说，中国出兵朝鲜之时，按《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对这重大的条款，怕是朝中没几人能记得或重视。所以，日本出兵朝鲜也并非是没有依据的，怪只怪当时签订这条约之时，没人想到会埋下祸根，从而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至于两军会在朝鲜兵戎相见，开打前是否还应该通知对方，那就真是好笑了，因为去，肯定是要战的。
叶志超作为朝鲜战场的陆军前敌主帅，对朝鲜战争的失败肯定是要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首先他就不是报着必死报国之心去的，而是被逼无奈才去应个景儿的，在战前便三番五次电告李鸿章要求回国，请李鸿章换将，只是中堂大人不肯。他只有勉为其难，然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的淮军悍将了，而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加上年事已高，一心只想着如何能早点回国。在这样统帅带领下的清军，一战即溃的结果是很容易想到的。
但，军心涣散，人尽思跑却是当时的实际情况，除少数如左宝贵这样的忠勇之人外，绝大部分人是不愿意效命抗敌的，所以，要把这责任全部推在叶志超的头上，怕也有点不是太合适。
现在为叶志超翻案的文章重点是在于这“如何跑”，他们指出这“狂奔五百里”是不实之言，叶志超并没有过鸭绿江，而是边退边防，先是退到安州北部防守，然后又防守于义州。跨过鸭绿江回国是接到了朝廷的命令，回国也不是修整，而同样要在九连城防守。当然，还有其它更多不同的说法，以说明叶志超是被冤枉的。
其实我觉得，败就是败了，跑就是跑了，至于如何败，如何跑这都不重要，都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是采信的史料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罢了。至于还有一种是为李鸿章保存实力，免遭步僧格林沁后尘的说法，我觉得那真是想多了。
关键是败了总要有个人出来担责任，海军自有丁汝昌担，陆军当然就应该由他叶志超来担了，除非你如左将军一样的战死殉国。就如同当年崇祯杀熊廷弼一样，命令是你发布的，大家都是遵照你的命令撤退的，你不担责任谁担？至于后来一大堆的盆子扣在你头上，那也是你活该。
这其中有个张冠李戴的故事，不妨叫作“叶冠卫戴”。叶志超到朝鲜后曾收夫人的来信，嘱咐他“勿身先士卒”。不幸的是这信落到了日军手中，被日人写进教科书广为宣传，以说明中国军队就是由这样一帮将领所统帅，其贪生怕死之状，一堪一击云云。搞笑的是他们弄错了对象，将这安在了卫汝贵的头上，以至于卫汝贵留下了这“勿当前敌”的段子，最终还顶了叶志超的缸，被朝廷处斩，成为陆军被处斩的最高将领。
叶志超是幸运的，尽管他被判为“斩监候”，毕竟是没有“斩立决”，这就如同今天的死缓同立即执行一样，有本质的区别。最终朝廷还是要倚重李鸿章去马关签约，看在李中堂的面子上，叶志超在蹲了几年小牢后被赦回家，最终在家乡病逝。至于他狂奔五百里之事，怕是万世也说不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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