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世浮心須消轉，藏劍回望舊江南。民國十二年初秋的舊江南，西子湖畔，柳色仍然明麗，湖上瓜皮船來去。少年在西泠印社喝茶，凝視著對岸的雷峰塔。九世紀吳越王王妃修建的古塔已現頹勢，高大、蒼古，佇立如老僧。翌年，雷峰塔轟然倒塌，塔下瓦礫傳有蝮蛇之巢，不知是不是白素貞的遺族。
雷峰塔最後的遺像
少年名喚吉川幸次郎，年僅十九，其時方考上了京都大學，來中國作一次短暫的壯遊，於是深深愛上了這個古老國度——學漢語，著漢服，視中國為“天生的戀人”。五年後，他取得了在北京大學文學院留學的資格，三年間聽遍楊鍾義、馬裕藻、朱希祖、錢玄同、沈兼士等學者的課，耳濡目染二十年代北平一批傑出文史學者的學養與風範。他宴請的師長，喝得醉醺醺，在酒席上激烈爭論起鄭玄經學的評價問題，“先生，請問……”，“那麼，請問……”這樣的學術風景，令年輕的吉川瞠目而視，旋又為之傾倒。
北平舊風景
吉川來華之前，為自己立了二條訓誡。一是不看戲，不要成為戲迷；二是不要記住中國菜名，不要成為吃貨。戲迷和吃貨，正是當年所謂中國通的標誌，吉川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中國最大的支出就是買書，成為了北平琉璃廠、來薰閣、隆福寺幾家舊書店的大主顧。常常是早上，吉川還沒起床的時候，書店店員就送來新到書的第一卷到宿舍給他翻閱，要買的，就說“留下”；想考慮幾天再回復的，就說“看一看”。有時候吉川也親自到書店看書，看得忘記了辰光，老闆就留他晚飯。當他回到日本的時候，寄書回國的郵費就花了200日元，相當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的20萬日元。後來吉川這樣回憶：“來薰閣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學時很相熟的古書店，其主人陳杭，字濟川，是我認識的中國人中，最值得懷念的人物之一。”陳濟川常穿灰色的長袍，“北魏佛像那樣的容顏”，與吉川互稱“先生”，從不像商人一樣使用卑微的語言。當年北平的書店與學者之間，是對等的文雅之交。
歸國前，他又重遊江南，重溫了少年的回憶。這一次，頗愛乾嘉學術的他去蘇州見王念孫的子孫，去寶應欲見劉寶楠的子孫而不得，去南京見了黃侃和吳梅，這已不是異國少年的冶遊，而是以乾嘉學派繼承者自居的青年學人的朝聖之旅。吉川寫了幾首七絕紀遊，其中一首是：
詞客哀時吳瞿庵，漫將吹笛老江南。書生何幸成傾蓋，人日草堂春酒酣。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南京
他回國後任教於母校京都大學，就職碩學鴻儒薈萃的東方研究所，走上了他的日本前輩內藤湖南、狩野直喜的道路。年方而立的吉川在東方研究所主講《毛詩正義》，並加校勘，每週還以定期“會讀”的方式，研究《尚書正義》，探討中國帝王主持君臣會議以及歷代鼎革放伐之詔勒，一時成為學術熱門，漢學泰斗之氣象已成。其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京大學人多因反戰而被投獄，吉川幸次郎因親華而受監視。他閉門著書，安靜地目睹不可一世的大和軍隊走向了最終的滅亡。
吉川對中國的愛，超乎常人的想象。少年遊江南時，他就說，中國的山水要比日本的蒼翠和可愛——大概是因為江南地區的植被種類要比日本豐富。他以被認為是一箇中國人為榮——在蘇州，他夜訪舊書店，用流利的漢語與老闆交談，為了好玩自稱姓“江”。老闆遇上一個愛書人，相談甚歡，到一個去世的藏書家家中購買舊書，“江先生，這兒有這麼多書。怎麼樣？”吉川卻漸漸恐懼起來，擔心被當成藏頭露尾的日本密探。老闆得悉真相後，不但不介意，還熱情相邀到家中吃飯。回到日本後，他在很長的時間裡仍然著漢服，保持著中國的生活習慣，因為被京都大學的桑原隲藏教授誤認是中國人而暗自高興。在講課的時候，他往往用“貴國”指日本，而用“我國”指中國。這個“我國”，大概並不是地理或者政治意義上的中國，而是吉川長年浸潤其中的，由杜甫、韋莊的詩詞，陳寅恪、黃侃、吳梅的經史詞曲構建的文化中國，這是他的文化母國和精神家園。
1951年，離開了中國很多年的吉川，聽說北京古書店大半倒閉了，擔心舊友陳濟川受到衝擊，特意託了前往北京訪問的朋友山本敬太郎去打聽。山本回信說，那個人北魏佛像一樣的容顏至今未變，不同的是從他口中不斷地湧現“社會主義”這個詞，而自信地推薦給人看的古書卻沒有了，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和缺憾。
2016.3.22 春夜，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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