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世浮心须消转，藏剑回望旧江南。民国十二年初秋的旧江南，西子湖畔，柳色仍然明丽，湖上瓜皮船来去。少年在西泠印社喝茶，凝视着对岸的雷峰塔。九世纪吴越王王妃修建的古塔已现颓势，高大、苍古，伫立如老僧。翌年，雷峰塔轰然倒塌，塔下瓦砾传有蝮蛇之巢，不知是不是白素贞的遗族。
雷峰塔最后的遗像
少年名唤吉川幸次郎，年仅十九，其时方考上了京都大学，来中国作一次短暂的壮游，于是深深爱上了这个古老国度——学汉语，着汉服，视中国为“天生的恋人”。五年后，他取得了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留学的资格，三年间听遍杨锺义、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沈兼士等学者的课，耳濡目染二十年代北平一批杰出文史学者的学养与风范。他宴请的师长，喝得醉醺醺，在酒席上激烈争论起郑玄经学的评价问题，“先生，请问……”，“那么，请问……”这样的学术风景，令年轻的吉川瞠目而视，旋又为之倾倒。
北平旧风景
吉川来华之前，为自己立了二条训诫。一是不看戏，不要成为戏迷；二是不要记住中国菜名，不要成为吃货。戏迷和吃货，正是当年所谓中国通的标志，吉川要反其道而行之，他在中国最大的支出就是买书，成为了北平琉璃厂、来薰阁、隆福寺几家旧书店的大主顾。常常是早上，吉川还没起床的时候，书店店员就送来新到书的第一卷到宿舍给他翻阅，要买的，就说“留下”；想考虑几天再回复的，就说“看一看”。有时候吉川也亲自到书店看书，看得忘记了辰光，老板就留他晚饭。当他回到日本的时候，寄书回国的邮费就花了200日元，相当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20万日元。后来吉川这样回忆：“来薰阁是我昭和初年北京留学时很相熟的古书店，其主人陈杭，字济川，是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值得怀念的人物之一。”陈济川常穿灰色的长袍，“北魏佛像那样的容颜”，与吉川互称“先生”，从不像商人一样使用卑微的语言。当年北平的书店与学者之间，是对等的文雅之交。
归国前，他又重游江南，重温了少年的回忆。这一次，颇爱乾嘉学术的他去苏州见王念孙的子孙，去宝应欲见刘宝楠的子孙而不得，去南京见了黄侃和吴梅，这已不是异国少年的冶游，而是以乾嘉学派继承者自居的青年学人的朝圣之旅。吉川写了几首七绝纪游，其中一首是：
词客哀时吴瞿庵，漫将吹笛老江南。书生何幸成倾盖，人日草堂春酒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南京
他回国后任教于母校京都大学，就职硕学鸿儒荟萃的东方研究所，走上了他的日本前辈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的道路。年方而立的吉川在东方研究所主讲《毛诗正义》，并加校勘，每周还以定期“会读”的方式，研究《尚书正义》，探讨中国帝王主持君臣会议以及历代鼎革放伐之诏勒，一时成为学术热门，汉学泰斗之气象已成。其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京大学人多因反战而被投狱，吉川幸次郎因亲华而受监视。他闭门著书，安静地目睹不可一世的大和军队走向了最终的灭亡。
吉川对中国的爱，超乎常人的想象。少年游江南时，他就说，中国的山水要比日本的苍翠和可爱——大概是因为江南地区的植被种类要比日本丰富。他以被认为是一个中国人为荣——在苏州，他夜访旧书店，用流利的汉语与老板交谈，为了好玩自称姓“江”。老板遇上一个爱书人，相谈甚欢，到一个去世的藏书家家中购买旧书，“江先生，这儿有这么多书。怎么样？”吉川却渐渐恐惧起来，担心被当成藏头露尾的日本密探。老板得悉真相后，不但不介意，还热情相邀到家中吃饭。回到日本后，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着汉服，保持着中国的生活习惯，因为被京都大学的桑原隲藏教授误认是中国人而暗自高兴。在讲课的时候，他往往用“贵国”指日本，而用“我国”指中国。这个“我国”，大概并不是地理或者政治意义上的中国，而是吉川长年浸润其中的，由杜甫、韦庄的诗词，陈寅恪、黄侃、吴梅的经史词曲构建的文化中国，这是他的文化母国和精神家园。
1951年，离开了中国很多年的吉川，听说北京古书店大半倒闭了，担心旧友陈济川受到冲击，特意托了前往北京访问的朋友山本敬太郎去打听。山本回信说，那个人北魏佛像一样的容颜至今未变，不同的是从他口中不断地涌现“社会主义”这个词，而自信地推荐给人看的古书却没有了，不禁使人感到困惑和缺憾。
2016.3.22 春夜，有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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