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欧洲经济减速，却未重创土耳其经济。多年来，土耳其不仅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更备受国际资本追捧。2017年GDP增速高达7.4%，人均GDP为10512美元 。
然而，2018年8个月内，土耳其里拉跌幅近50%，通膨飙升。《纽约时报》宣称“土耳其可能是下一个解体的国家”。悲观情绪迅速传导至阿根廷、印尼等全球新兴市场国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反击，“根本没有经济危机”，“全是操纵”……
第一章 “告别”牛羊肉
中产家庭的午餐“降级”
“五羊餐厅”是一家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中心区的中餐馆，由上世纪90年代初到此营商的华商所建，在当地颇有名气，但也价格不菲。
夏日的午后，艾尔丹姆先生应邀在此一面品尝着钟爱的牛肉套餐，一面回忆近一个月前，当一家人正在法国诺曼底享受大西洋的海风时，汇率暴跌造成的窘迫……
艾尔丹姆曾是土耳其国营媒体常驻纽约的一名记者，月入20000里拉（约合人民币25900元，按12月汇率换算，下文同）让他和家人享受着一份十分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在土耳其，2018年法定的最低工资为税后1600里拉（约合2070元人民币），有着“土耳其的清华”之称的中东科技大学一名助理教授的工资到手约3500里拉（约合4500元人民币）。
安卡拉退休汉学教授欧凯家的午餐，以卷饼、蜂蜜、无花果酱、杏仁干、红茶为主。
丰厚的收入支撑了艾尔丹姆一家对海外旅行和法国料理的钟爱，今年已经是他们第四次来此度假。往常，一周多的假期往往会花掉五六千欧元，对他们一家人最看重的午餐，男主人会花上60-70欧元来满足全家人的味蕾。
但今年8月10日这天，土耳其里拉兑欧元汇率暴跌近20%，创下今年年内单日最大跌幅。相应的，里拉兑美元的单日跌幅也达18%。
“那天的贬值让我感到很窘迫。”艾尔丹姆仍清晰记得当时晴天霹雳般的感觉。要知道，就在2018年年初，20000里拉还能换5275美元（约合36269元人民币，年初汇率），而到8月，却只能换取2931美元（约合20152元人民币，8月汇率），跌幅近50%。
突然的暴跌让身处境外的艾尔丹姆一时陷于恐慌，他不清楚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个体在经济大潮面前的无力感，让他迅速决定将当日的午餐简化为一根法式长棍面包和一块卡芒贝尔奶酪，总计10欧元，“当时就是不敢花钱。因为我觉得必须省钱度日了。”
实际上，由于工作习惯，艾尔丹姆时常阅读多种外文报道，因此对于汇率下跌，并非像不少土耳其人那样毫无准备。在大约3个月前，他就提前换取了数千欧元。他还曾劝说亲戚提前将存款换为外币，但对方没有听。尽管如此，艾尔丹姆坦承他还是低估了里拉的脆弱性，为没有换取更多的欧元而叹气。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号召民众拿出外汇与黄金兑换里拉，支持本币。艾尔丹姆对此却轻蔑一笑，“政府自己的错，凭什么要民众替他买单呢？”
然而，无论从财力还是心理上，大多数土耳其人远没有艾尔丹姆一家抗风险的能力。根据土耳其的官方数据显示，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适龄劳动力只能拿到国家最低工资。
卡亚年过三十，在位于安卡拉闹市区的一家花店工作。他是店内唯一的员工，每天工作12小时。尽管月收入2000里拉，但也只比最低工资略高一点。
土耳其人钟爱花卉，即便是平日，买上一束鲜花装点屋内也属稀疏平常。漫步街头，在居民家造型优雅的窗外、在餐厅的矮围栏上、甚至街头或巷尾，随时可见“正在绽放的惊喜”。 但在花店内，盛开的鲜花却不多，且多数为绿植，室内布置也略显空旷。
卡亚说，花店的生意从2010年后就逐渐滑坡了，进入2018年，花店的进口花卉价格更是上涨了300%，即便是土耳其国产的花卉也上涨了30-40%。受此影响，花店的收入对比去年已经下降了约六成，近半年已经没什么盈利，只能维持运转。
卡亚记得，过去的8年多来，主要物价、税收及社会保险的缴纳额度都在上涨，而食物已经变成最大的开销。
2018年9月上旬，伊斯坦布尔，从廉价超市购物归来的妇人。
工资增长追不上CPI
艾尔丹姆先生是一名健身爱好者，几乎日日必须吃肉，尤其青睐进口的巴西牛排。“牛排的价格在半年里至少涨了50%。” 艾尔丹姆无奈地耸耸肩，“现在只能选择鸡肉了。”
脱胎于古代游牧民族的土耳其，畜牧业并不发达。相对于需要大量进口的红肉，价格更亲民的鸡肉和冬季产自黑海的鱼肉才是土耳其人平日生活中主要的肉类来源。而西红柿、茄子、土豆、青椒则是常见的蔬菜。
“牛羊肉是有钱人的食物。”大众收入水平的卡亚在谈到自己的饮食结构时直言不讳。
“一份大豆炒饭，年初还是3.5里拉一盘，如今快到7里拉，几乎涨了一倍。”卡亚抱怨道。大豆炒饭是他日常的主食之一。
依照现在的物价水平，要想过上比较舒服的生活，卡亚认为，月收入至少应在3000里拉（约合3800元人民币）。
“几乎所有的食品都涨价了，但这些食品不是一起涨，而是一个接着一个涨。”法伊提来到土耳其留学近两年，住在由政府营建的、相对便宜的学生宿舍里。法伊提在安卡拉市中心科兹莱广场附近的一家超市里告诉记者说，“土耳其政府对物价有控制，但上涨还是出现了，比如一盒装有30枚的鸡蛋，不到一个月从12里拉涨到近17里拉。”
2018年8月末，土耳其大学生宿舍内一顿颇具代表性的晚餐，主食为大米，主菜为黄豆，另有一碗南瓜粥，饮料为一杯红茶。即便是这样一顿简单的餐食，餐厅经营者也抱怨称需要政府更多的补贴，否则经营难以为继。
近年来，土耳其政府接连提高国家的最低工资水平，四年里，已经从每月税前1021.5里拉上涨至2029.5里拉（约合2600元人民币），但民众的获得感与这种增长并不相称。
根据今年10月土耳其统计研究所公布的一份数据显示，土耳其9月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CPI）较去年同期同比上涨24.52%，刷新2003年底以来的最高纪录，也是连续第四个月刷新这一纪录。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0.88%，年增长率高达46.15％。
土耳其地毯的“黄金时代”
年逾五十的土耳其地毯商人埃布贝克对于土耳其的“黄金时代”念念不忘。无论是生意还是生活，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是他眼中土耳其最好的时光。
纺织业是土耳其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2017年纺织和服装行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地毯、家纺家居产品和皮革皮草制品是最具特色的纺织品门类。正是土耳其地毯的悠久历史，奠定了纺织业的基础。
“这些地毯是我的孩子，”埃布贝克先生在位于阿拉斯塔市集（Arasta Bazaar）的店面里如数家珍般一一介绍道。
“这个图案是女人怀了孕叉着腰走路，代表着丰收；这幅图横着看是羊角，这些都是古文化：羊头和手部的动作结合在一起代表了家族兴旺；安卡拉的女人头发扎成不同的发辫有着不同的含义……扎一个辫子表示未婚，扎两个辫子就表示结婚了。”
阿拉斯塔市集并不在安卡拉，而是位于伊斯坦布尔著名景点蓝色清真寺正后方。埃布贝克在这个市场营生已经35年，他的店小巧而别致。
2018年8月29日，伊斯坦布尔一地毯店，地摊商人向客人介绍花纹寓意。
“‘9·11’事件后生意就不太好做了，因为欧美和澳洲的游客少了很多。”埃布贝克回忆说，“过去我们买货都用里拉，现在要报美元价。但因为在销售的时候价格要以里拉报价，我们的利润也就薄了。”
埃布贝克店中出售的都是安纳多利亚符号的手工地毯，这一高原地区的图案迄今已有千年历史，很早便引起了欧洲的注意，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画家还把它们画进了作品中，那是无限荣光的岁月。土耳其地毯自那以后也逐渐从小作坊作业发展成了规模巨大的产业。
如今，年轻一代的土耳其人已经不再热衷于此，行业在衰落，集市上的地毯店也越来越少。
由于担心这种古老的制造工艺失传，土耳其文化部特别出资资助与纺织、染色有关的保护项目。但埃布贝克并不因此推崇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治下的经济政策——后者实际统治这个国家已经超过15年。
“经济（增长）数据看上去还不错，但是从我的角度而言，并不好。因为很多东西都涨价了，比如石油，工资每年只涨5%-6%，但是物价却涨了40%-50%，工资的涨幅与物价的涨幅差距太大。”
土耳其是一个原油匮乏的国家，年内国际原油的大幅上涨，使其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内外压力。
“输入性通胀的压力也进一步催生了物价的上涨，尤其是油价。”中东科技大学一位要求匿名的经济学家告诉澎湃新闻说。
实际有效汇率（绿线）与能源价格（黑线）的对比，可见当二者呈负相关的关系，能源价格攀升，对应的实际有效汇率便会贬值。换言之，土耳其的汇率受到油价影响较大，且呈负相关关系。来源：土耳其央行 哈沃分析基金（Haver Analyticsand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作为国际贸易中的大宗商品，石油进口会产生大量的外汇支出，账户赤字更令人忧心；此外，物价的上涨势必带动包括生产、物流运输、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成本的上涨。
运营成本也在上涨，埃布贝克以他们集市店面的房租举例，房租的合同一年一签，每年会根据前一年的通胀数据而调整，而今年9月的通胀已经飙升至近25%。按照政府公布的通胀数据，去年和前年他的店房租上涨的幅度分别为8%和10%。
“降低通货膨胀率是稳定里拉的关键因素。”土耳其GCM外汇公司分析师恩维尔认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2018年土耳其经济危机的最大起因，但他也向澎湃新闻坦言，物价稳定极其重要，“物价波动很大，说明土耳其市场是有结构性缺陷的。”
2017年 土耳其（红点）及各国实际政策利率与通胀水平对比。来源：哈沃分析基金（Haver Analyticsand Fund） 备注：由于高通胀水平的影响，名义政策利率实际上缩水了。
第二章 “土耳其奇迹”
大工程和“奥斯曼梦”
方特（化名）是祖籍在新疆的上海人，从上海大学毕业后，因为有亲戚在土耳其做贸易，就来到了这个遥远的国度。他工作的企业是位列世界500强的央企，从事与电力能源、市政建设、环境有关的项目，在土耳其的业务也以能源项目为主。这家公司2008年进入土耳其市场，方特于2009年加入，现在是这家企业驻土耳其代表处的负责人。
方特所在的这家大型中资企业正在跟进的项目之一是 “大伊斯坦布尔三层隧道”，这是土耳其的第三条联通亚欧大陆的海底通道。隧道将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底部，旨在缓解伊斯坦布尔路面交通状况。
即便土耳其已经耗费巨资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修建了三座大桥和两条隧道来联通欧亚两洲，但埃尔多安政府仍积极筹建规模更为宏大的第三条隧道。图为伊斯坦布尔第三座海峡大桥，于2016年开通。
2015年2月，土耳其官方宣布了建设计划。隧道全长31公里，中层为双向铁路轨道，上下两层为双向四车道的公路隧道，中间层为快速轨道交通的三层隧道结构。这也将成为世界上第一条三层海底隧道，计划在5年内完工。
方特正在关注的第二个项目是计划中的伊斯坦布尔新运河。近年来，埃尔多安政府提出要建一条大致平行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运河，缓解博斯普鲁斯海峡已相当紧张的通行能力。一旦开工，这个项目就会成为土耳其最大的工程。
博斯普鲁斯海峡是沟通欧亚两洲的交通要道，也是黑海沿岸国家进出外海的第一道关口。而扼守这道海峡的伊斯坦布尔，因其紧要的战略位置、四通八达的商道以及十分坚固的防御，在近两千年来都是亚欧大陆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被视为控制巴尔干与小亚细亚半岛，影响中东与黑海的战略节点。
定都于此、并曾为中东主宰的奥斯曼帝国，即便在国力日衰后也曾凭借这道海峡在欧洲列强间游走获益，而在奥斯曼的废墟上重建的土耳其，也希望尽可能挖掘利用海峡的战略与经济意义，恢复其大国地位。
“土耳其有一个奥斯曼梦，他们要开一条新运河。这个项目如果能做成的话，就是一个很大的游戏。”方特向澎湃新闻介绍说。
规划中的伊斯坦布尔运河及同样耗资巨大的第三机场。
谈到土耳其的运河项目时，土耳其最大的穆斯林工商业组织、独立实业家和商人协会（MÜSIAD）安卡拉分会主席伊尔汗显得神采奕奕。这并不单纯是因为其战略意义，更多的是其背后蕴含的商机。
对伊尔汗主席的采访原定于在MÜSIAD安卡拉分会的办公室进行，但在其秘书与记者商定采访的问题后，对方主动将采访地点改在了伊尔汗在安卡拉投资的、也是该市最大的房地产建设工地旁。MÜSIAD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直言，希望中国记者能够亲眼看看房地产实际的建设情况，用事实证明CNN、BBC等西方主流媒体对土耳其经济困境的描述过于夸张了。
在采访中，伊尔汗先生一开始对特朗普上台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动侃侃而谈，但当被问及房地产的现状时，他虽然否认整个行业陷于停滞，但他的神情明显变得黯淡起来。稍顷，他转而强调“土耳其房地产的未来在于提高建设质量”，而博斯普鲁斯运河将给土耳其房地产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伊尔汗先生表示，在运河修建的同时，土耳其政府已计划沿运河两岸打造一片集休闲、娱乐与绿地于一体的高档住宅区——伊尔汗强调，这一“迄今为止土耳其最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将成为一项吸引巨大投资、影响深远、提高伊斯坦布尔战略价值并推动土耳其经济增长的重大工程。
在计划中的运河北段的东侧，则是投资上百亿美元、号称世界最大的伊斯坦布尔第三机场……
近些年土耳其的基建领跑全球。全球正在建设的十大超级项目，土耳其独占六个。从世界银行发布的私人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数据显示，中国、巴西和印度的投资承诺额逐渐减少，而土耳其成为新宠。
土耳其急速增长的外债。
可是，基建虽然引领了过去几年土耳其的GDP增长，也一步步推高了土耳其的外债。建筑业与房地产在2010年和2017年分别占到GDP的7.7%和8.4%。而2003年，土耳其吸引到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尚不足20亿美元，甚至低于仅有伊斯坦布尔一半人口的匈牙利。到2015年，土耳其吸引的FDI总额已达到1500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欧盟。基建项目能够引入大量外资，正说明过去这些年土耳其对于国际资本的巨大吸引力，而这都源自2003年前后土耳其政局的关键转折点。
土耳其外债变化情况。
埃尔多安的政治成功
2003年，土耳其政坛迎来一个关键转折点：埃尔多安带领刚刚成立的正发党赢下大选（土耳其当时还是内阁制，总统只是虚位）。2001年至2002年间，土耳其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
首次担任总理的埃尔多安，在担任过世界银行副主席的前财政部长德尔维什（Kemal Dervi）协助下，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计划，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60亿美元的援助，成功将土耳其拉出了经济危机的泥潭。
2018年8月，安卡拉主干道路旁的灯箱广告，文字大体意思是“宰牲节是让人重新认识人间兄弟情谊的契机”。尽管时值传统节日，但埃尔多安并未放掉借机展示其亲民姿态的机会。
那时的政府里吸引了一批国家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才。彼时，在德尔维什重新组建的管理团队中，共和人民党籍的费克临危受命，出任财政部副部长，参与制定了土耳其经济转型方案的全过程。他主要负责与IMF等国际机构的统筹与协作。
“为了让没濒临破产的银行业重新恢复活力，经济领域重新赢得失去的信心，我们实施了一系列接地气的、便于让人民监管的政策。”费克先生近日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澎湃新闻回忆道。如今，他担任土耳其第一大反对党——共和人民党（CHP）的发言人和负责经济政策的副主席，该党也系全力倡导土耳其现代化的“国父”凯末尔创建。
“当时百分之七十的通货膨胀率一下就降到了百分之三十，银行业也逐渐重整了旗鼓，当然，这里面也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费克说道。
经济改革政策，包括建立预算、竞标系统，完善央行的独立性，制订避免土耳其银行业破产的干预措施等，在当时新担任总理的埃尔多安的坚定支持下，成效很快得到了国际市场的认可，国际资本对于这一新兴经济国家的投资意向大增。
2002-2007年之间，土耳其的GDP年增长率平均超过7%，人均GDP在这段时期几近增加了3倍，在这个新兴国家中催生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群体。
那是创造了“土耳其奇迹”的埃尔多安执政的第一个十年。“在埃尔多安多年的统治下，土耳其提供了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强人政治成功的故事。”美国《大西洋杂志》今年9月刊撰文写道。
2018年9月，伊斯坦布尔主干道，建筑表面埃尔多安的宣传画。
英国Blue Bay资产管理公司提莫西·艾什告诉澎湃新闻，10年前的“土耳其奇迹”是由于当时推出的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传统”，“土耳其采取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且处于IMF和欧盟的框架下，推进了结构性改革，包括私有化改革。那段时间里土耳其的经济增长很强劲，通胀温和，汇率平稳，由于国际资本流入，经常账户也较为平衡。”
走在改革道路之上的土耳其，当时被西方世界视为有望成为连接东、西方市场的战略桥梁，一个国际舞台上大有前途的崛起中的新兴大国。2005年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正式开启便是一大例证，土耳其的对外开放之路似乎越走越宽阔。
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热钱
2003年到2014年的11年里，埃尔多安的执政之路也顺风顺水，成功连续三次组阁。
土耳其国内的经济增长也表现喜人，除了2009年因为经济危机出现下滑，其他年份里的GDP年增长率都维持在6%以上，跑赢了绝大多数中等收入国家，最高时一度达到11.11%。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不期而遇，一度让人猜测土耳其的经济前景将陷入暗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都说土耳其是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后来发现我们是受影响最小的。”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DEIK）主席奈尔近日告诉澎湃新闻说，他在过去近30年里曾经历过多次经济危机，对此他早已见怪不怪。
共和人民党副主席费克在党内分管经济事务，他将土耳其能平安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归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2008年末以后世界经济的模式改变了，投资者认为世界经济会向中国和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市场转移。它们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所以外资入场。
土耳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全要素增长率再次重提增速，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动力。 来源：土耳其国家统计局
土耳其的经常账户长期是赤字，2018年上半年，外债总额达4570亿美元，占GDP的51.8%左右。虽然在2002-2015年期间，土耳其政府的财政支出翻了两番，达到了5000亿美元。这样的外向型经济经不起外来的冲击，在特朗普政府扭转对外政策，美联储连续加息，带动美元资本回流之后，土耳其经济立刻陷入动荡。
土耳其也存在债务问题。在2002-2015年期间，土耳其政府的财政支出翻了两番，达到了5000亿美元。不过，与饱受债务之苦的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相比，可以说土耳其尚处于可控状态。
事实上，尽管大量热钱的涌入与土耳其经济如今的脆弱性息息相关。但交通、医疗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着实为埃尔多安政府加分不少。例如，野村证券资深土耳其分析师伊楠尽管担心土耳其经济正在陷入技术性衰退，但他也肯定了正发党在普及大众的就业、住房、医疗和教育方面很成功，这是值得借鉴的地方。
2014年，连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的高速铁路通车——这是中国参与合建的第一个海外高铁项目。为陪伴女儿上大学而搬到安卡拉做生意的伊莉蒂姆一家，对土耳其第一条高铁感触尤深。
尽管收入不菲且拥有汽车，但伊莉蒂姆夫人表示，高铁建成后，从安卡拉到家乡埃斯基谢希尔的时间能从3个小时缩减到一个半小时，而且更便宜，更舒适。此外，大批桥梁、公路的修建，让她真心感觉到埃尔多安政府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实事。
2018年8月末，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的高铁车厢内。该段高铁是中国参与合建的第一个海外高铁项目，但车厢布局与乘坐体验和中国国内高铁仍有较大不同。由于舱内座椅布局相对稀疏，因此空间更为宽敞，座椅乘坐舒适感也更高。
迈哈莱特先生对政府在卫生医疗上的改善也感到满意。迈哈莱特在安卡拉一家公司做保安，只能拿到最低工资。因此，埃尔多安任内对效率与服务饱受诟病的公立医疗系统的改革，使广大土耳其中低收入群体获益匪浅。
迈哈莱特说，土耳其公费医疗已经实现了完全免费，而随着电脑的普遍运用与管理模式的变化，原本最为漫长的挂号与检查的等待时间大幅缩短。甚至当人们需要去服务更好的私立医院时，政府也会承担一半的医疗费用。
切实政绩形成的民意基础使得埃尔多安政府民意的基本盘非常牢固。因此，当埃尔多安号召民众支持抵抗美国的经济压力时，两位受访者都表示会坚决支持总统。而与此同时，耗资12亿欧元、将成为欧洲最大医院的安卡拉毕尔肯医疗综合体（Bilkent Integrated Healthcare Campus）的建设工地却因汇率的暴跌而引起外界对其前景的批评与质疑。
由于汇率暴跌引发的对土耳其还贷能力的担忧，一位匿名的金融人士对记者表示，外部投资者已经不再对基建项目大量投资，而承建方目前也不敢再接受外资贷款。事实上，整个基建行业的资金链都面临断裂的风险。
房地产市场苦于无贷款
除了大型基建，房地产也是承接热钱最好的场所之一。
2017年，外来直接投资（FDI）流入房地产和建筑业金额占到所有FDI总额的40%。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发布的2017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将土耳其位列对FDI最具前景的经济体第九位。
国际投资者对土耳其楼市的贡献不容小觑。
由于从2012年到2017年间，土耳其里拉对美元贬值超过了100%，国际投资者发现土耳其楼市远比欧洲楼市价钱实惠。2014年至2017年，土耳其楼市中国际投资者的购置率年均增长达到19.49%。
强劲的国内外需求带来的是房价的上涨。据全球规模最大的房产咨询公司Knight Frank公布的全球房价指数显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土耳其房价年增长率达11%，在全球居于前列。而进入三季度后，随着汇率暴跌、通胀骤升，房价也有所回落。
土耳其实际房价增长率，由图可见住宅的价格跟新建房屋的价格几乎同时涨落，说明住宅需求旺盛，2013-2014年是房价的峰值。蓝线-居民住宅价格 红线-新建房屋价格 来源：土耳其央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房地产已然成了土耳其的支柱产业之一。以伊斯坦布尔为例，平均房价眼下约在1.5万元人民币/平米，而最贵区域的房价要到约3.5万元人民币/平米起。
房地产融资顾问锡南恰好在10年前与朋友一起创办了一家融资咨询公司Investo。
锡南向澎湃新闻介绍说，土耳其房地产行业的转折点在2009年-2010年。在那之前大量外资进入土耳其，建起了一座座购物中心，在欧美市场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房地产市场则主要受本土资本的支撑，也延续了这波购物中心与写字楼的建造热潮。
以伊斯坦布尔最大购物中心、地标性建筑Zorlu Centre为例——锡南口中最津津乐道的项目——融资集合了来自荷兰、美国和德国的资金，运用了国际上最为先进的Reits模式。
相较之下，“土耳其房地产商的主要融资方式是银行贷款，这种传统融资方式有很多不足之处，一方面占用银行大量资本金，其次，银行与开发商之间的关系有太多不透明之处。”锡南告诉澎湃新闻说。
热钱涌入下，土耳其兴起商业地产潮。
数年前来到首都安卡拉的房地产公司中介伊莉蒂姆最近业绩还不错，刚刚卖掉市区的一小块土地，赚了20000里拉。尽管对自己的成绩颇为自豪，但伊莉蒂姆先生坦承，整个公司在年内的生意都很困难，已经有多位同事被迫离职。
从2017年开始，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就基本保持在10%以上，今年9月更是超过了25%。远高于土耳其央行5%的目标通胀水平。为了稳定物价，央行不得不提升利率，高利率也增加了借钱难度。到2017年底，土耳其银行利率已经一路飙到了17.75%。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金融圈人士9月初告诉澎湃新闻，现在的商业银行不太愿意放贷，而这又累及加工、制造与建筑等实体行业。
危机期间，澎湃新闻记者在土耳其观察到，房地产协会加大了宣传力度，为众多楼盘组织促销活动，提供多项降价优惠政策。伊斯坦布尔一位房地产中介称，这些楼盘主要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郊区，消费群体也较为年轻，承受能力较弱。
“受到信贷和物价的影响，现在房地产市场几乎停滞了。”伊莉蒂姆先生对记者表示，他的说法得到了多位土耳其房地产业内人士的证实。
2018年8月，高速旁在建的新住宅。
土耳其央行的独立性一再受到诟病，在许多观察家看来，主要原因就在于埃尔多安的转变——转向非常规经济政策，他成为低利率的支持者，反对高利率。因为他的这一立场，国际投资者认为土耳其央行加息的步调过慢，正反映出央行政策受到了政治的影响。
证券分析师伊楠明确强调，土耳其政府亟需退出非常规政策，“高利率引发通胀的想法是错误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章 国际唱衰论
内政引发外资出逃
此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外资的大量撤出。外资何以不再看好土耳其？
事实是，埃尔多安虽然为土耳其创造了经济奇迹，但对其的反对声也越来越烈。
在共和人民党副主席费克看来，从2014年直选总统开始，对埃尔多安狂热的个人崇拜使得土耳其失去了方向，也导致政治运作和经济发展两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政府离法治越来越远，对投资者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也没有对土耳其经济做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土耳其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反而选择通过热钱投资造成了严重的泡沫化，用热钱和外债隐藏政府本身存在的问题。”作为曾在埃尔多安政府效力的经济学家兼执行官员，费克直接批评说。
2018年9月5日，里拉对美元汇率再度下跌至6.8，这是伊斯坦布尔赶来换钱的普通民众。
埃尔多安于2015年任命自己的女婿、之前担任土耳其一家大型企业CEO的阿尔巴伊拉克为能源部长，投资者的信心迅速遭到打击。同年，后者还成为国会议员，进入土耳其政治核心圈。2018年7月，在土耳其外债不断上升和市场信心大减的情况下，埃尔多安进一步任命他为财政部长，引起金融市场恐慌，不少人直接炮轰阿尔巴伊拉克并未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历来处理经济问题和应对危机。
安卡拉律师协会主席哈坎对记者直言，土耳其经济面临的问题，根源于政治问题。腐败与不透明的存在导致土耳其缺乏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而这又进一步削减了外部的投资热情；同时，总统制的确立，导致政府决策缺乏足够的讨论与纠错能力。
2016年发生未遂政变之后，土耳其一直处于国家紧急状态，大多数法令无需议会审议，总统有权自行颁布，经济决策亦然——总统在政变后放开了信贷闸门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土耳其央行试图约束增长，提升利率以稳定里拉、控制通胀，但此举却激怒了埃尔多安。
证券分析师伊楠告诉澎湃新闻，“土耳其最大的问题是央行……因为埃尔多安反对加息，央行的行动持续落后于通胀的上涨幅度。”
2017年4月，埃尔多安发动全民公投——投票通过总统制的宪法修正案。在巨大争议和质疑中，修正案以微弱优势公投通过，土耳其正式从议会制转变为总统制，自1876年改革以来，土耳其国家权力重在议会的总体趋势至此被彻底扭转。
2018年8月，伊斯坦布尔，警察每周六封锁独立大街，禁止示威游行。
安卡拉大学一位匿名学者对澎湃新闻表示，依照这一发展趋势，“国会在未来很可能从权力中心沦为精心装扮的摆设”。
一位要求匿名的土耳其政府内负责民调的官员表示，如果埃尔多安没有提前举行修宪公投和大选，“肯定会在选举中失利。”
土耳其原定在年末举行公投，但埃尔多安选择提前至7月举行。
中东科技大学一位政治学家分析，由于经济困境引发的财政困境，使政府断难维持对普通民众生活必需品如汽油、食品的高额补贴。如果不能提前举行选举，则破产的政府难以说服传统支持者。
与西方关系不断吃紧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也不断吃紧，他今年5月出访伦敦被视为一个转折点。
常驻伦敦的伊楠将他的观察告诉澎湃新闻时说，很多投资者希望埃尔多安在外国投资者面前展现更温和的立场，但他没有表现出任何向国际投资者让步的姿态。“投资者对土耳其失去了胃口。”当天的英国《金融时报》以此为标题报道。
在今年8月危机引发全球关注之后一个月，埃尔多安在安卡拉举行的老兵日活动上回击说，土耳其根本没有经济危机，“全是操纵。我们正迈向未来，每天（经济）都变得更强劲。”
8月17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和标准普尔相继下调了土耳其的评级至“非投资”级别，并警告土耳其严重的货币危机将导致沉重的经济和金融负担。
2018年9月上旬，伊斯坦布尔多家购物场所，因为汇率贬值迎来购物潮。
伊斯坦布尔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萨迪克却直言，大多数评级公司都是美国公司，“都是政治”。他告诉澎湃新闻，在经历了2001年的危机后，土耳其的银行已经强健了很多，土耳其的实体经济也比十年前更强了，更能应对外部冲击，“土耳其人相信里拉最后会稳定下来，于是在交易时坚持用里拉，所以这只是暂时的。”
伊楠肯定土耳其在过去有过迅速从经济危机中恢复的历史，不能否认现在也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必须承认，眼前危机的严重程度比以往都要严重得多。
英国Blue Bay资产管理公司的资深新兴市场分析师艾什坐标也在伦敦，他向澎湃新闻断言，土耳其目前面临的是经济硬着陆，因为资本正在撤出，市场利率急剧飙升，经济很有可能在明年呈现为技术性衰退。
根据土耳其政府公布的新经济规划，预计今明两年土耳其经济增速分别为3.8%和2.3%，下调了预期。
2018年8月汇率危机期间，埃尔多安还鼓励民众弃用“苹果”，改用“三星”及国产手机，响应者众多，但反应冷淡者也为数不少。
相比于国际投资者，伊斯坦布尔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萨迪克却依旧乐观。“长期来看，我是乐观的，我们有机制去防止经济崩溃。”萨迪克告诉澎湃新闻说，“我们最大的风险在于政治，但是现在政府机构也已经知道问题所在，尤其是地方选举会在明年3月举行，在那之后你会看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出台。”
2019年3月30日是土耳其五年一度的地方选举日，此次选举结果将直接影响次年进行的大国民议会选举。2014年的全国地方选举结果出炉后里拉汇率升值，土耳其里拉对美元汇率曾首次回升至2.16。
土耳其本土最大的家族投行之一、ÜNLÜ & Co 另类投资资产管理公司副主席埃姆雷也向澎湃新闻坦言，危机之下，现在的土耳其最需要的就是外资，由于资产价格较低，现在是外资进场的最佳时机。
第四章 “年轻”的希望与迷茫
年轻经济体：喜人的人口增长率
国际上一片悲观唱衰论调，但不可否认，除了城市建设中随处可见的大兴土木，土耳其社会涌现着让人无法忽视的年轻活力。
土耳其统计部门数据显示，土耳其人口增长率较高，人口结构也十分年轻，现代化和城镇化也在快速推进。2017年，土耳其约有8081万人口，位列欧洲第三人口大国。其中，51.2%的人口年龄低于30岁，人口结构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每年有近50万人结婚，组建新的家庭。由于家庭观念的改变，家庭规模逐渐减小，土耳其每年新增约50万套住房。截至2016年，土耳其已经拥有20余座人口超百万的城市。
土耳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奈尔谈及国家发展优势时也乐观提及，在发达国家苦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之际，土耳其仍是一个年轻的经济体，有着喜人的人口增长率。
土耳其的劳动参与率显著低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有着大量年轻人口的土耳其在提升劳动参与率上大有潜力。来源：土耳其央行与世界银行发展指数
此外，近年来，土耳其制造业崛起势头也堪称迅猛。在普通家电领域，土耳其家电制造商巨头Arcelik已经并购了日本东芝部分业务，甚至在英法等传统制造业强国的市场占有率也位居榜首。
而在市场相对封闭的军工制造业，土耳其甚至已经开始从传统军工大国口中分一杯羹。其制造的武装直升机、护卫舰不仅在沙特、巴基斯坦拿下大单，新开发的高科技装备也频频亮相世界著名防务展。
MÜSIAD与土耳其军工制造业关系紧密，其对外关系委员会副主席侯赛因对记者表示，土耳其已经认识到，制造业是土耳其经济的未来。而在2018年总统大选后，埃尔多安就提出制造业出口要到2023年土耳其建国100周年时翻10倍的目标。
VESTEL是土耳其本土知名的家电制造品牌，甚至在英法等欧洲老牌工业强国的市场占有率也稳居前列。店员表示，尽管土耳其人对“德国制造”有不可思议的迷信，但得益于技术进步与政府倡导，相对廉价的本土制造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青睐。
侯赛因从德国留学归来，他表示对国家充满信心，相信土耳其不会轻易臣服于美国的经济压力。根据土耳其政府的扶持政策，任何中小型制造业企业的创业者，不仅可以享受地价优惠、无息贷款等优惠，而且政府将帮忙垫付初期工人的社保费用，其中高技术企业还将获得长达5年的免纳税期。
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发展加大了内部需求（城市化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长），由房地产带动的诸如家电市场及其他相关产业潜力巨大。土耳其政府一直实行鼓励生育的积极生育政策，2007年以来，人口增长率长期维持在1.3%左右，而土耳其人口平均年龄在31岁左右。
根据土耳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和对未来的预期，土耳其人口将在2015～2023年之间净增加510万。相应地，伴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也预计于2023年增加760万。
另外，这个新兴国家的人们对于教育有着同中国人一样的尊重和重视。
2018年8月，伊斯坦布尔，开学前采购的学生与家长。
不过，近年来，随着私立教育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更愿意把子女送到私立学校，尤其是外国知名教育品牌开设的学校。
艾尔丹姆先生的女儿就在一所由法国人开设的私立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每年高达7000欧元的学费着实不菲，且根据校方要求，学费必须使用欧元支付。
艾尔丹姆庆幸自己在汇率下跌前6个月就提前兑换了5000欧元，当时他用了约25000里拉（约合人民币32000元）。如果等到开学前的8月底再去兑换，他要拿出40000里拉——这几乎是一个典型的土耳其中产全年的工资收入。
走还是留：年轻中产面临的问题
即便如此，像艾尔丹姆先生这样的土耳其家庭，仍然坚持选择欧洲人开设的私立学校。他坦言，私立学校的现代教育理念、国际化水平以及给予孩子更加自由的成长氛围是家长们做此选择的最主要原因。
2018年9月，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是亚洲。
像艾尔丹姆这样的父母，通常被描述为生活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富裕区域的西方化世俗精英，往往被拿来和生活在安纳托利亚的虔诚中下层穆斯林教徒对比。
凯末尔主义者曾用“黑土耳其人”一词指下层或务农的土耳其人，暗示他们未经开化，男权思想严重，尚未现代化，深陷伊斯兰教的困局，前者则被对应称为“白土耳其人”的称号。
伊斯坦布尔本身是土耳其唯一一座位于欧洲的城市。埃尔多安也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的卡瑟姆帕夏区，但他也自称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员。
奈尔对于土耳其的发展道路信心满满。但他也承认，土耳其的美好未来首先要重视教育。
地毯商埃布贝克的儿子今年25岁，是名航天工程师，曾在德国工作过一年，回到土耳其后对现状很不满，正在考虑移居欧洲。
欧洲还是亚洲？这个身份不仅困扰着土耳其国家，也困扰着许多年轻的个体。
如今，在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都居住着大量土耳其人。荷兰IT技术工人短缺，放开了诸多政策吸引IT和工程类技术人才。
“我儿子的三个朋友都在荷兰找到了工作，月薪能达到2500欧元，比土耳其的薪资水平高很多。现在朋友们也建议他去荷兰。”颇显老态的埃布贝克嘴角挤出一丝无奈，“目前得先把兵役的问题解决，交15000里拉（约合19600元人民币）就只用服一个月的兵役，否则就要服18个月的兵役。”
这样的年轻人在土耳其还很多，他们成为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主力军。
埃姆雷已经跻身金融机构管理层，但妻子却希望移居美国或欧洲，因为伊斯坦布尔的私立教育越来越贵。埃姆雷回伊斯坦布尔之前在美国生活过十余年，他自己还不想走。
菲坎是知名外媒的金融记者，他的妻子在土耳其一家智库工作，但就在这个冬天，他们也计划移居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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