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歐洲經濟減速，卻未重創土耳其經濟。多年來，土耳其不僅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新興經濟體之一，更備受國際資本追捧。2017年GDP增速高達7.4%，人均GDP為10512美元 。
然而，2018年8個月內，土耳其里拉跌幅近50%，通膨飆升。《紐約時報》宣稱“土耳其可能是下一個解體的國家”。悲觀情緒迅速傳導至阿根廷、印尼等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反擊，“根本沒有經濟危機”，“全是操縱”……
第一章 “告別”牛羊肉
中產家庭的午餐“降級”
“五羊餐廳”是一家位於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中心區的中餐館，由上世紀90年代初到此營商的華商所建，在當地頗有名氣，但也價格不菲。
夏日的午後，艾爾丹姆先生應邀在此一面品嚐著鍾愛的牛肉套餐，一面回憶近一個月前，當一家人正在法國諾曼底享受大西洋的海風時，匯率暴跌造成的窘迫……
艾爾丹姆曾是土耳其國營媒體常駐紐約的一名記者，月入20000里拉（約合人民幣25900元，按12月匯率換算，下文同）讓他和家人享受著一份十分體面的中產階級生活。在土耳其，2018年法定的最低工資為稅後1600里拉（約合2070元人民幣），有著“土耳其的清華”之稱的中東科技大學一名助理教授的工資到手約3500里拉（約合4500元人民幣）。
安卡拉退休漢學教授歐凱家的午餐，以捲餅、蜂蜜、無花果醬、杏仁幹、紅茶為主。
豐厚的收入支撐了艾爾丹姆一家對海外旅行和法國料理的鐘愛，今年已經是他們第四次來此度假。往常，一週多的假期往往會花掉五六千歐元，對他們一家人最看重的午餐，男主人會花上60-70歐元來滿足全家人的味蕾。
但今年8月10日這天，土耳其里拉兌歐元匯率暴跌近20%，創下今年年內單日最大跌幅。相應的，里拉兌美元的單日跌幅也達18%。
“那天的貶值讓我感到很窘迫。”艾爾丹姆仍清晰記得當時晴天霹靂般的感覺。要知道，就在2018年年初，20000里拉還能換5275美元（約合36269元人民幣，年初匯率），而到8月，卻只能換取2931美元（約合20152元人民幣，8月匯率），跌幅近50%。
突然的暴跌讓身處境外的艾爾丹姆一時陷於恐慌，他不清楚這種情況會持續多久。個體在經濟大潮面前的無力感，讓他迅速決定將當日的午餐簡化為一根法式長棍麵包和一塊卡芒貝爾奶酪，總計10歐元，“當時就是不敢花錢。因為我覺得必須省錢度日了。”
實際上，由於工作習慣，艾爾丹姆時常閱讀多種外文報道，因此對於匯率下跌，並非像不少土耳其人那樣毫無準備。在大約3個月前，他就提前換取了數千歐元。他還曾勸說親戚提前將存款換為外幣，但對方沒有聽。儘管如此，艾爾丹姆坦承他還是低估了里拉的脆弱性，為沒有換取更多的歐元而嘆氣。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曾號召民眾拿出外匯與黃金兌換里拉，支持本幣。艾爾丹姆對此卻輕蔑一笑，“政府自己的錯，憑什麼要民眾替他買單呢？”
然而，無論從財力還是心理上，大多數土耳其人遠沒有艾爾丹姆一家抗風險的能力。根據土耳其的官方數據顯示，全國超過三分之一的適齡勞動力只能拿到國家最低工資。
卡亞年過三十，在位於安卡拉鬧市區的一家花店工作。他是店內唯一的員工，每天工作12小時。儘管月收入2000里拉，但也只比最低工資略高一點。
土耳其人鍾愛花卉，即便是平日，買上一束鮮花裝點屋內也屬稀疏平常。漫步街頭，在居民家造型優雅的窗外、在餐廳的矮圍欄上、甚至街頭或巷尾，隨時可見“正在綻放的驚喜”。 但在花店內，盛開的鮮花卻不多，且多數為綠植，室內佈置也略顯空曠。
卡亞說，花店的生意從2010年後就逐漸滑坡了，進入2018年，花店的進口花卉價格更是上漲了300%，即便是土耳其國產的花卉也上漲了30-40%。受此影響，花店的收入對比去年已經下降了約六成，近半年已經沒什麼盈利，只能維持運轉。
卡亞記得，過去的8年多來，主要物價、稅收及社會保險的繳納額度都在上漲，而食物已經變成最大的開銷。
2018年9月上旬，伊斯坦布爾，從廉價超市購物歸來的婦人。
工資增長追不上CPI
艾爾丹姆先生是一名健身愛好者，幾乎日日必須吃肉，尤其青睞進口的巴西牛排。“牛排的價格在半年裡至少漲了50%。” 艾爾丹姆無奈地聳聳肩，“現在只能選擇雞肉了。”
脫胎於古代遊牧民族的土耳其，畜牧業並不發達。相對於需要大量進口的紅肉，價格更親民的雞肉和冬季產自黑海的魚肉才是土耳其人平日生活中主要的肉類來源。而西紅柿、茄子、土豆、青椒則是常見的蔬菜。
“牛羊肉是有錢人的食物。”大眾收入水平的卡亞在談到自己的飲食結構時直言不諱。
“一份大豆炒飯，年初還是3.5里拉一盤，如今快到7里拉，幾乎漲了一倍。”卡亞抱怨道。大豆炒飯是他日常的主食之一。
依照現在的物價水平，要想過上比較舒服的生活，卡亞認為，月收入至少應在3000里拉（約合3800元人民幣）。
“幾乎所有的食品都漲價了，但這些食品不是一起漲，而是一個接著一個漲。”法伊提來到土耳其留學近兩年，住在由政府營建的、相對便宜的學生宿舍裡。法伊提在安卡拉市中心科茲萊廣場附近的一家超市裡告訴記者說，“土耳其政府對物價有控制，但上漲還是出現了，比如一盒裝有30枚的雞蛋，不到一個月從12里拉漲到近17里拉。”
2018年8月末，土耳其大學生宿舍內一頓頗具代表性的晚餐，主食為大米，主菜為黃豆，另有一碗南瓜粥，飲料為一杯紅茶。即便是這樣一頓簡單的餐食，餐廳經營者也抱怨稱需要政府更多的補貼，否則經營難以為繼。
近年來，土耳其政府接連提高國家的最低工資水平，四年裡，已經從每月稅前1021.5里拉上漲至2029.5里拉（約合2600元人民幣），但民眾的獲得感與這種增長並不相稱。
根據今年10月土耳其統計研究所公佈的一份數據顯示，土耳其9月核心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同比上漲24.52%，刷新2003年底以來的最高紀錄，也是連續第四個月刷新這一紀錄。9月生產者價格指數環比上漲10.88%，年增長率高達46.15％。
土耳其地毯的“黃金時代”
年逾五十的土耳其地毯商人埃布貝克對於土耳其的“黃金時代”念念不忘。無論是生意還是生活，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是他眼中土耳其最好的時光。
紡織業是土耳其經濟的重要支柱之一，2017年紡織和服裝行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5.5%，地毯、家紡家居產品和皮革皮草製品是最具特色的紡織品門類。正是土耳其地毯的悠久歷史，奠定了紡織業的基礎。
“這些地毯是我的孩子，”埃布貝克先生在位於阿拉斯塔市集（Arasta Bazaar）的店面裡如數家珍般一一介紹道。
“這個圖案是女人懷了孕叉著腰走路，代表著豐收；這幅圖橫著看是羊角，這些都是古文化：羊頭和手部的動作結合在一起代表了家族興旺；安卡拉的女人頭髮紮成不同的髮辮有著不同的含義……扎一個辮子表示未婚，扎兩個辮子就表示結婚了。”
阿拉斯塔市集並不在安卡拉，而是位於伊斯坦布爾著名景點藍色清真寺正後方。埃布貝克在這個市場營生已經35年，他的店小巧而別緻。
2018年8月29日，伊斯坦布爾一地毯店，地攤商人向客人介紹花紋寓意。
“‘9·11’事件後生意就不太好做了，因為歐美和澳洲的遊客少了很多。”埃布貝克回憶說，“過去我們買貨都用里拉，現在要報美元價。但因為在銷售的時候價格要以里拉報價，我們的利潤也就薄了。”
埃布貝克店中出售的都是安納多利亞符號的手工地毯，這一高原地區的圖案迄今已有千年歷史，很早便引起了歐洲的注意，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畫家還把它們畫進了作品中，那是無限榮光的歲月。土耳其地毯自那以後也逐漸從小作坊作業發展成了規模巨大的產業。
如今，年輕一代的土耳其人已經不再熱衷於此，行業在衰落，集市上的地毯店也越來越少。
由於擔心這種古老的製造工藝失傳，土耳其文化部特別出資資助與紡織、染色有關的保護項目。但埃布貝克並不因此推崇現任總統埃爾多安治下的經濟政策——後者實際統治這個國家已經超過15年。
“經濟（增長）數據看上去還不錯，但是從我的角度而言，並不好。因為很多東西都漲價了，比如石油，工資每年只漲5%-6%，但是物價卻漲了40%-50%，工資的漲幅與物價的漲幅差距太大。”
土耳其是一個原油匱乏的國家，年內國際原油的大幅上漲，使其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內外壓力。
“輸入性通脹的壓力也進一步催生了物價的上漲，尤其是油價。”中東科技大學一位要求匿名的經濟學家告訴澎湃新聞說。
實際有效匯率（綠線）與能源價格（黑線）的對比，可見當二者呈負相關的關係，能源價格攀升，對應的實際有效匯率便會貶值。換言之，土耳其的匯率受到油價影響較大，且呈負相關關係。來源：土耳其央行 哈沃分析基金（Haver Analyticsand Fund）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作為國際貿易中的大宗商品，石油進口會產生大量的外匯支出，賬戶赤字更令人憂心；此外，物價的上漲勢必帶動包括生產、物流運輸、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成本的上漲。
運營成本也在上漲，埃布貝克以他們集市店面的房租舉例，房租的合同一年一簽，每年會根據前一年的通脹數據而調整，而今年9月的通脹已經飆升至近25%。按照政府公佈的通脹數據，去年和前年他的店房租上漲的幅度分別為8%和10%。
“降低通貨膨脹率是穩定里拉的關鍵因素。”土耳其GCM外匯公司分析師恩維爾認為，儘管美國總統特朗普是2018年土耳其經濟危機的最大起因，但他也向澎湃新聞坦言，物價穩定極其重要，“物價波動很大，說明土耳其市場是有結構性缺陷的。”
2017年 土耳其（紅點）及各國實際政策利率與通脹水平對比。來源：哈沃分析基金（Haver Analyticsand Fund） 備註：由於高通脹水平的影響，名義政策利率實際上縮水了。
第二章 “土耳其奇蹟”
大工程和“奧斯曼夢”
方特（化名）是祖籍在新疆的上海人，從上海大學畢業後，因為有親戚在土耳其做貿易，就來到了這個遙遠的國度。他工作的企業是位列世界500強的央企，從事與電力能源、市政建設、環境有關的項目，在土耳其的業務也以能源項目為主。這家公司2008年進入土耳其市場，方特於2009年加入，現在是這家企業駐土耳其代表處的負責人。
方特所在的這家大型中資企業正在跟進的項目之一是 “大伊斯坦布爾三層隧道”，這是土耳其的第三條聯通亞歐大陸的海底通道。隧道將穿過博斯普魯斯海峽底部，旨在緩解伊斯坦布爾路面交通狀況。
即便土耳其已經耗費巨資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修建了三座大橋和兩條隧道來聯通歐亞兩洲，但埃爾多安政府仍積極籌建規模更為宏大的第三條隧道。圖為伊斯坦布爾第三座海峽大橋，於2016年開通。
2015年2月，土耳其官方宣佈了建設計劃。隧道全長31公里，中層為雙向鐵路軌道，上下兩層為雙向四車道的公路隧道，中間層為快速軌道交通的三層隧道結構。這也將成為世界上第一條三層海底隧道，計劃在5年內完工。
方特正在關注的第二個項目是計劃中的伊斯坦布爾新運河。近年來，埃爾多安政府提出要建一條大致平行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運河，緩解博斯普魯斯海峽已相當緊張的通行能力。一旦開工，這個項目就會成為土耳其最大的工程。
博斯普魯斯海峽是溝通歐亞兩洲的交通要道，也是黑海沿岸國家進出外海的第一道關口。而扼守這道海峽的伊斯坦布爾，因其緊要的戰略位置、四通八達的商道以及十分堅固的防禦，在近兩千年來都是亞歐大陸上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被視為控制巴爾幹與小亞細亞半島，影響中東與黑海的戰略節點。
定都於此、並曾為中東主宰的奧斯曼帝國，即便在國力日衰後也曾憑藉這道海峽在歐洲列強間遊走獲益，而在奧斯曼的廢墟上重建的土耳其，也希望儘可能挖掘利用海峽的戰略與經濟意義，恢復其大國地位。
“土耳其有一個奧斯曼夢，他們要開一條新運河。這個項目如果能做成的話，就是一個很大的遊戲。”方特向澎湃新聞介紹說。
規劃中的伊斯坦布爾運河及同樣耗資巨大的第三機場。
談到土耳其的運河項目時，土耳其最大的穆斯林工商業組織、獨立實業家和商人協會（MÜSIAD）安卡拉分會主席伊爾汗顯得神采奕奕。這並不單純是因為其戰略意義，更多的是其背後蘊含的商機。
對伊爾汗主席的採訪原定於在MÜSIAD安卡拉分會的辦公室進行，但在其秘書與記者商定採訪的問題後，對方主動將採訪地點改在了伊爾汗在安卡拉投資的、也是該市最大的房地產建設工地旁。MÜSIAD對外關係委員會副主席侯賽因直言，希望中國記者能夠親眼看看房地產實際的建設情況，用事實證明CNN、BBC等西方主流媒體對土耳其經濟困境的描述過於誇張了。
在採訪中，伊爾汗先生一開始對特朗普上臺後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侃侃而談，但當被問及房地產的現狀時，他雖然否認整個行業陷於停滯，但他的神情明顯變得黯淡起來。稍頃，他轉而強調“土耳其房地產的未來在於提高建設質量”，而博斯普魯斯運河將給土耳其房地產帶來新的投資機遇。
伊爾汗先生表示，在運河修建的同時，土耳其政府已計劃沿運河兩岸打造一片集休閒、娛樂與綠地於一體的高檔住宅區——伊爾汗強調，這一“迄今為止土耳其最雄心勃勃的基礎設施項目”將成為一項吸引巨大投資、影響深遠、提高伊斯坦布爾戰略價值並推動土耳其經濟增長的重大工程。
在計劃中的運河北段的東側，則是投資上百億美元、號稱世界最大的伊斯坦布爾第三機場……
近些年土耳其的基建領跑全球。全球正在建設的十大超級項目，土耳其獨佔六個。從世界銀行發佈的私人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數據顯示，中國、巴西和印度的投資承諾額逐漸減少，而土耳其成為新寵。
土耳其急速增長的外債。
可是，基建雖然引領了過去幾年土耳其的GDP增長，也一步步推高了土耳其的外債。建築業與房地產在2010年和2017年分別佔到GDP的7.7%和8.4%。而2003年，土耳其吸引到的FDI（外國直接投資）尚不足20億美元，甚至低於僅有伊斯坦布爾一半人口的匈牙利。到2015年，土耳其吸引的FDI總額已達到1500億美元，其中絕大多數來自歐盟。基建項目能夠引入大量外資，正說明過去這些年土耳其對於國際資本的巨大吸引力，而這都源自2003年前後土耳其政局的關鍵轉折點。
土耳其外債變化情況。
埃爾多安的政治成功
2003年，土耳其政壇迎來一個關鍵轉折點：埃爾多安帶領剛剛成立的正發黨贏下大選（土耳其當時還是內閣制，總統只是虛位）。2001年至2002年間，土耳其剛剛經歷了一場嚴重的經濟危機。
首次擔任總理的埃爾多安，在擔任過世界銀行副主席的前財政部長德爾維什（Kemal Dervi）協助下，制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計劃，獲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60億美元的援助，成功將土耳其拉出了經濟危機的泥潭。
2018年8月，安卡拉主幹道路旁的燈箱廣告，文字大體意思是“宰牲節是讓人重新認識人間兄弟情誼的契機”。儘管時值傳統節日，但埃爾多安並未放掉藉機展示其親民姿態的機會。
那時的政府裡吸引了一批國家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才。彼時，在德爾維什重新組建的管理團隊中，共和人民黨籍的費克臨危受命，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參與制定了土耳其經濟轉型方案的全過程。他主要負責與IMF等國際機構的統籌與協作。
“為了讓沒瀕臨破產的銀行業重新恢復活力，經濟領域重新贏得失去的信心，我們實施了一系列接地氣的、便於讓人民監管的政策。”費克先生近日在他的辦公室裡向澎湃新聞回憶道。如今，他擔任土耳其第一大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的發言人和負責經濟政策的副主席，該黨也系全力倡導土耳其現代化的“國父”凱末爾創建。
“當時百分之七十的通貨膨脹率一下就降到了百分之三十，銀行業也逐漸重整了旗鼓，當然，這裡面也付出了很大的成本。”費克說道。
經濟改革政策，包括建立預算、競標系統，完善央行的獨立性，制訂避免土耳其銀行業破產的干預措施等，在當時新擔任總理的埃爾多安的堅定支持下，成效很快得到了國際市場的認可，國際資本對於這一新興經濟國家的投資意向大增。
2002-2007年之間，土耳其的GDP年增長率平均超過7%，人均GDP在這段時期幾近增加了3倍，在這個新興國家中催生了一個新的中產階級群體。
那是創造了“土耳其奇蹟”的埃爾多安執政的第一個十年。“在埃爾多安多年的統治下，土耳其提供了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強人政治成功的故事。”美國《大西洋雜誌》今年9月刊撰文寫道。
2018年9月，伊斯坦布爾主幹道，建築表面埃爾多安的宣傳畫。
英國Blue Bay資產管理公司提莫西·艾什告訴澎湃新聞，10年前的“土耳其奇蹟”是由於當時推出的的經濟政策還較為“傳統”，“土耳其採取緊縮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且處於IMF和歐盟的框架下，推進了結構性改革，包括私有化改革。那段時間裡土耳其的經濟增長很強勁，通脹溫和，匯率平穩，由於國際資本流入，經常賬戶也較為平衡。”
走在改革道路之上的土耳其，當時被西方世界視為有望成為連接東、西方市場的戰略橋樑，一個國際舞臺上大有前途的崛起中的新興大國。2005年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談判正式開啟便是一大例證，土耳其的對外開放之路似乎越走越寬闊。
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熱錢
2003年到2014年的11年裡，埃爾多安的執政之路也順風順水，成功連續三次組閣。
土耳其國內的經濟增長也表現喜人，除了2009年因為經濟危機出現下滑，其他年份裡的GDP年增長率都維持在6%以上，跑贏了絕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最高時一度達到11.11%。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期而遇，一度讓人猜測土耳其的經濟前景將陷入暗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都說土耳其是受影響最大的國家之一，後來發現我們是受影響最小的。”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DEIK）主席奈爾近日告訴澎湃新聞說，他在過去近30年裡曾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對此他早已見怪不怪。
共和人民黨副主席費克在黨內分管經濟事務，他將土耳其能平安度過2008年金融危機歸因於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2008年末以後世界經濟的模式改變了，投資者認為世界經濟會向中國和土耳其這樣的新興市場轉移。它們會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動力，所以外資入場。
土耳其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後，土耳其全要素增長率再次重提增速，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動力。 來源：土耳其國家統計局
土耳其的經常賬戶長期是赤字，2018年上半年，外債總額達4570億美元，佔GDP的51.8%左右。雖然在2002-2015年期間，土耳其政府的財政支出翻了兩番，達到了5000億美元。這樣的外向型經濟經不起外來的衝擊，在特朗普政府扭轉對外政策，美聯儲連續加息，帶動美元資本回流之後，土耳其經濟立刻陷入動盪。
土耳其也存在債務問題。在2002-2015年期間，土耳其政府的財政支出翻了兩番，達到了5000億美元。不過，與飽受債務之苦的地中海沿岸的歐洲國家相比，可以說土耳其尚處於可控狀態。
事實上，儘管大量熱錢的湧入與土耳其經濟如今的脆弱性息息相關。但交通、醫療等基礎設施的改善，著實為埃爾多安政府加分不少。例如，野村證券資深土耳其分析師伊楠儘管擔心土耳其經濟正在陷入技術性衰退，但他也肯定了正發黨在普及大眾的就業、住房、醫療和教育方面很成功，這是值得借鑑的地方。
2014年，連接安卡拉和伊斯坦布爾的高速鐵路通車——這是中國參與合建的第一個海外高鐵項目。為陪伴女兒上大學而搬到安卡拉做生意的伊莉蒂姆一家，對土耳其第一條高鐵感觸尤深。
儘管收入不菲且擁有汽車，但伊莉蒂姆夫人表示，高鐵建成後，從安卡拉到家鄉埃斯基謝希爾的時間能從3個小時縮減到一個半小時，而且更便宜，更舒適。此外，大批橋樑、公路的修建，讓她真心感覺到埃爾多安政府為普通人、特別是農村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實事。
2018年8月末，安卡拉至伊斯坦布爾的高鐵車廂內。該段高鐵是中國參與合建的第一個海外高鐵項目，但車廂佈局與乘坐體驗和中國國內高鐵仍有較大不同。由於艙內座椅佈局相對稀疏，因此空間更為寬敞，座椅乘坐舒適感也更高。
邁哈萊特先生對政府在衛生醫療上的改善也感到滿意。邁哈萊特在安卡拉一家公司做保安，只能拿到最低工資。因此，埃爾多安任內對效率與服務飽受詬病的公立醫療系統的改革，使廣大土耳其中低收入群體獲益匪淺。
邁哈萊特說，土耳其公費醫療已經實現了完全免費，而隨著電腦的普遍運用與管理模式的變化，原本最為漫長的掛號與檢查的等待時間大幅縮短。甚至當人們需要去服務更好的私立醫院時，政府也會承擔一半的醫療費用。
切實政績形成的民意基礎使得埃爾多安政府民意的基本盤非常牢固。因此，當埃爾多安號召民眾支持抵抗美國的經濟壓力時，兩位受訪者都表示會堅決支持總統。而與此同時，耗資12億歐元、將成為歐洲最大醫院的安卡拉畢爾肯醫療綜合體（Bilkent Integrated Healthcare Campus）的建設工地卻因匯率的暴跌而引起外界對其前景的批評與質疑。
由於匯率暴跌引發的對土耳其還貸能力的擔憂，一位匿名的金融人士對記者表示，外部投資者已經不再對基建項目大量投資，而承建方目前也不敢再接受外資貸款。事實上，整個基建行業的資金鍊都面臨斷裂的風險。
房地產市場苦於無貸款
除了大型基建，房地產也是承接熱錢最好的場所之一。
2017年，外來直接投資（FDI）流入房地產和建築業金額佔到所有FDI總額的40%。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上發佈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中，將土耳其位列對FDI最具前景的經濟體第九位。
國際投資者對土耳其樓市的貢獻不容小覷。
由於從2012年到2017年間，土耳其里拉對美元貶值超過了100%，國際投資者發現土耳其樓市遠比歐洲樓市價錢實惠。2014年至2017年，土耳其樓市中國際投資者的購置率年均增長達到19.49%。
強勁的國內外需求帶來的是房價的上漲。據全球規模最大的房產諮詢公司Knight Frank公佈的全球房價指數顯示，截至2018年二季度，土耳其房價年增長率達11%，在全球居於前列。而進入三季度後，隨著匯率暴跌、通脹驟升，房價也有所回落。
土耳其實際房價增長率，由圖可見住宅的價格跟新建房屋的價格幾乎同時漲落，說明住宅需求旺盛，2013-2014年是房價的峰值。藍線-居民住宅價格 紅線-新建房屋價格 來源：土耳其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房地產已然成了土耳其的支柱產業之一。以伊斯坦布爾為例，平均房價眼下約在1.5萬元人民幣/平米，而最貴區域的房價要到約3.5萬元人民幣/平米起。
房地產融資顧問錫南恰好在10年前與朋友一起創辦了一家融資諮詢公司Investo。
錫南向澎湃新聞介紹說，土耳其房地產行業的轉折點在2009年-2010年。在那之前大量外資進入土耳其，建起了一座座購物中心，在歐美市場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後，房地產市場則主要受本土資本的支撐，也延續了這波購物中心與寫字樓的建造熱潮。
以伊斯坦布爾最大購物中心、地標性建築Zorlu Centre為例——錫南口中最津津樂道的項目——融資集合了來自荷蘭、美國和德國的資金，運用了國際上最為先進的Reits模式。
相較之下，“土耳其房地產商的主要融資方式是銀行貸款，這種傳統融資方式有很多不足之處，一方面佔用銀行大量資本金，其次，銀行與開發商之間的關係有太多不透明之處。”錫南告訴澎湃新聞說。
熱錢湧入下，土耳其興起商業地產潮。
數年前來到首都安卡拉的房地產公司中介伊莉蒂姆最近業績還不錯，剛剛賣掉市區的一小塊土地，賺了20000里拉。儘管對自己的成績頗為自豪，但伊莉蒂姆先生坦承，整個公司在年內的生意都很困難，已經有多位同事被迫離職。
從2017年開始，土耳其的通貨膨脹率就基本保持在10%以上，今年9月更是超過了25%。遠高於土耳其央行5%的目標通脹水平。為了穩定物價，央行不得不提升利率，高利率也增加了借錢難度。到2017年底，土耳其銀行利率已經一路飆到了17.75%。不願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金融圈人士9月初告訴澎湃新聞，現在的商業銀行不太願意放貸，而這又累及加工、製造與建築等實體行業。
危機期間，澎湃新聞記者在土耳其觀察到，房地產協會加大了宣傳力度，為眾多樓盤組織促銷活動，提供多項降價優惠政策。伊斯坦布爾一位房地產中介稱，這些樓盤主要位於伊斯坦布爾的郊區，消費群體也較為年輕，承受能力較弱。
“受到信貸和物價的影響，現在房地產市場幾乎停滯了。”伊莉蒂姆先生對記者表示，他的說法得到了多位土耳其房地產業內人士的證實。
2018年8月，高速旁在建的新住宅。
土耳其央行的獨立性一再受到詬病，在許多觀察家看來，主要原因就在於埃爾多安的轉變——轉向非常規經濟政策，他成為低利率的支持者，反對高利率。因為他的這一立場，國際投資者認為土耳其央行加息的步調過慢，正反映出央行政策受到了政治的影響。
證券分析師伊楠明確強調，土耳其政府亟需退出非常規政策，“高利率引發通脹的想法是錯誤的，也是非常有害的。”
第三章 國際唱衰論
內政引發外資出逃
此次危機的直接導火索是外資的大量撤出。外資何以不再看好土耳其？
事實是，埃爾多安雖然為土耳其創造了經濟奇蹟，但對其的反對聲也越來越烈。
在共和人民黨副主席費克看來，從2014年直選總統開始，對埃爾多安狂熱的個人崇拜使得土耳其失去了方向，也導致政治運作和經濟發展兩方面出現嚴重問題。
“政府離法治越來越遠，對投資者產生負面影響的同時，也沒有對土耳其經濟做結構性改革以增強土耳其經濟的全球競爭力，反而選擇通過熱錢投資造成了嚴重的泡沫化，用熱錢和外債隱藏政府本身存在的問題。”作為曾在埃爾多安政府效力的經濟學家兼執行官員，費克直接批評說。
2018年9月5日，里拉對美元匯率再度下跌至6.8，這是伊斯坦布爾趕來換錢的普通民眾。
埃爾多安於2015年任命自己的女婿、之前擔任土耳其一家大型企業CEO的阿爾巴伊拉克為能源部長，投資者的信心迅速遭到打擊。同年，後者還成為國會議員，進入土耳其政治核心圈。2018年7月，在土耳其外債不斷上升和市場信心大減的情況下，埃爾多安進一步任命他為財政部長，引起金融市場恐慌，不少人直接炮轟阿爾巴伊拉克並未具備足夠的能力和資歷來處理經濟問題和應對危機。
安卡拉律師協會主席哈坎對記者直言，土耳其經濟面臨的問題，根源於政治問題。腐敗與不透明的存在導致土耳其缺乏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而這又進一步削減了外部的投資熱情；同時，總統制的確立，導致政府決策缺乏足夠的討論與糾錯能力。
2016年發生未遂政變之後，土耳其一直處於國家緊急狀態，大多數法令無需議會審議，總統有權自行頒佈，經濟決策亦然——總統在政變後放開了信貸閘門以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土耳其央行試圖約束增長，提升利率以穩定里拉、控制通脹，但此舉卻激怒了埃爾多安。
證券分析師伊楠告訴澎湃新聞，“土耳其最大的問題是央行……因為埃爾多安反對加息，央行的行動持續落後於通脹的上漲幅度。”
2017年4月，埃爾多安發動全民公投——投票通過總統制的憲法修正案。在巨大爭議和質疑中，修正案以微弱優勢公投通過，土耳其正式從議會制轉變為總統制，自1876年改革以來，土耳其國家權力重在議會的總體趨勢至此被徹底扭轉。
2018年8月，伊斯坦布爾，警察每週六封鎖獨立大街，禁止示威遊行。
安卡拉大學一位匿名學者對澎湃新聞表示，依照這一發展趨勢，“國會在未來很可能從權力中心淪為精心裝扮的擺設”。
一位要求匿名的土耳其政府內負責民調的官員表示，如果埃爾多安沒有提前舉行修憲公投和大選，“肯定會在選舉中失利。”
土耳其原定在年末舉行公投，但埃爾多安選擇提前至7月舉行。
中東科技大學一位政治學家分析，由於經濟困境引發的財政困境，使政府斷難維持對普通民眾生活必需品如汽油、食品的高額補貼。如果不能提前舉行選舉，則破產的政府難以說服傳統支持者。
與西方關係不斷吃緊
埃爾多安領導下的土耳其與西方世界的關係也不斷吃緊，他今年5月出訪倫敦被視為一個轉折點。
常駐倫敦的伊楠將他的觀察告訴澎湃新聞時說，很多投資者希望埃爾多安在外國投資者面前展現更溫和的立場，但他沒有表現出任何向國際投資者讓步的姿態。“投資者對土耳其失去了胃口。”當天的英國《金融時報》以此為標題報道。
在今年8月危機引發全球關注之後一個月，埃爾多安在安卡拉舉行的老兵日活動上回擊說，土耳其根本沒有經濟危機，“全是操縱。我們正邁向未來，每天（經濟）都變得更強勁。”
8月17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相繼下調了土耳其的評級至“非投資”級別，並警告土耳其嚴重的貨幣危機將導致沉重的經濟和金融負擔。
2018年9月上旬，伊斯坦布爾多家購物場所，因為匯率貶值迎來購物潮。
伊斯坦布爾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薩迪克卻直言，大多數評級公司都是美國公司，“都是政治”。他告訴澎湃新聞，在經歷了2001年的危機後，土耳其的銀行已經強健了很多，土耳其的實體經濟也比十年前更強了，更能應對外部衝擊，“土耳其人相信里拉最後會穩定下來，於是在交易時堅持用里拉，所以這只是暫時的。”
伊楠肯定土耳其在過去有過迅速從經濟危機中恢復的歷史，不能否認現在也存在這樣的可能性，但必須承認，眼前危機的嚴重程度比以往都要嚴重得多。
英國Blue Bay資產管理公司的資深新興市場分析師艾什座標也在倫敦，他向澎湃新聞斷言，土耳其目前面臨的是經濟硬著陸，因為資本正在撤出，市場利率急劇飆升，經濟很有可能在明年呈現為技術性衰退。
根據土耳其政府公佈的新經濟規劃，預計今明兩年土耳其經濟增速分別為3.8%和2.3%，下調了預期。
2018年8月匯率危機期間，埃爾多安還鼓勵民眾棄用“蘋果”，改用“三星”及國產手機，響應者眾多，但反應冷淡者也為數不少。
相比於國際投資者，伊斯坦布爾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薩迪克卻依舊樂觀。“長期來看，我是樂觀的，我們有機制去防止經濟崩潰。”薩迪克告訴澎湃新聞說，“我們最大的風險在於政治，但是現在政府機構也已經知道問題所在，尤其是地方選舉會在明年3月舉行，在那之後你會看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出臺。”
2019年3月30日是土耳其五年一度的地方選舉日，此次選舉結果將直接影響次年進行的大國民議會選舉。2014年的全國地方選舉結果出爐后里拉匯率升值，土耳其里拉對美元匯率曾首次回升至2.16。
土耳其本土最大的家族投行之一、ÜNLÜ & Co 另類投資資產管理公司副主席埃姆雷也向澎湃新聞坦言，危機之下，現在的土耳其最需要的就是外資，由於資產價格較低，現在是外資進場的最佳時機。
第四章 “年輕”的希望與迷茫
年輕經濟體：喜人的人口增長率
國際上一片悲觀唱衰論調，但不可否認，除了城市建設中隨處可見的大興土木，土耳其社會湧現著讓人無法忽視的年輕活力。
土耳其統計部門數據顯示，土耳其人口增長率較高，人口結構也十分年輕，現代化和城鎮化也在快速推進。2017年，土耳其約有8081萬人口，位列歐洲第三人口大國。其中，51.2%的人口年齡低於30歲，人口結構呈現明顯的年輕化趨勢；每年有近50萬人結婚，組建新的家庭。由於家庭觀念的改變，家庭規模逐漸減小，土耳其每年新增約50萬套住房。截至2016年，土耳其已經擁有20餘座人口超百萬的城市。
土耳其對外經濟關係委員會主席奈爾談及國家發展優勢時也樂觀提及，在發達國家苦於人口老齡化問題之際，土耳其仍是一個年輕的經濟體，有著喜人的人口增長率。
土耳其的勞動參與率顯著低於歐盟國家平均水平，有著大量年輕人口的土耳其在提升勞動參與率上大有潛力。來源：土耳其央行與世界銀行發展指數
此外，近年來，土耳其製造業崛起勢頭也堪稱迅猛。在普通家電領域，土耳其家電製造商巨頭Arcelik已經併購了日本東芝部分業務，甚至在英法等傳統制造業強國的市場佔有率也位居榜首。
而在市場相對封閉的軍工製造業，土耳其甚至已經開始從傳統軍工大國口中分一杯羹。其製造的武裝直升機、護衛艦不僅在沙特、巴基斯坦拿下大單，新開發的高科技裝備也頻頻亮相世界著名防務展。
MÜSIAD與土耳其軍工製造業關係緊密，其對外關係委員會副主席侯賽因對記者表示，土耳其已經認識到，製造業是土耳其經濟的未來。而在2018年總統大選後，埃爾多安就提出製造業出口要到2023年土耳其建國100週年時翻10倍的目標。
VESTEL是土耳其本土知名的家電製造品牌，甚至在英法等歐洲老牌工業強國的市場佔有率也穩居前列。店員表示，儘管土耳其人對“德國製造”有不可思議的迷信，但得益於技術進步與政府倡導，相對廉價的本土製造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青睞。
侯賽因從德國留學歸來，他表示對國家充滿信心，相信土耳其不會輕易臣服於美國的經濟壓力。根據土耳其政府的扶持政策，任何中小型製造業企業的創業者，不僅可以享受地價優惠、無息貸款等優惠，而且政府將幫忙墊付初期工人的社保費用，其中高技術企業還將獲得長達5年的免納稅期。
人口增長和城市化發展加大了內部需求（城市化以每年1.7%的速度增長），由房地產帶動的諸如家電市場及其他相關產業潛力巨大。土耳其政府一直實行鼓勵生育的積極生育政策，2007年以來，人口增長率長期維持在1.3%左右，而土耳其人口平均年齡在31歲左右。
根據土耳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和對未來的預期，土耳其人口將在2015～2023年之間淨增加510萬。相應地，伴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城市化的不斷髮展，城市人口也預計於2023年增加760萬。
另外，這個新興國家的人們對於教育有著同中國人一樣的尊重和重視。
2018年8月，伊斯坦布爾，開學前採購的學生與家長。
不過，近年來，隨著私立教育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土耳其人更願意把子女送到私立學校，尤其是外國知名教育品牌開設的學校。
艾爾丹姆先生的女兒就在一所由法國人開設的私立學校上學。這所學校每年高達7000歐元的學費著實不菲，且根據校方要求，學費必須使用歐元支付。
艾爾丹姆慶幸自己在匯率下跌前6個月就提前兌換了5000歐元，當時他用了約25000里拉（約合人民幣32000元）。如果等到開學前的8月底再去兌換，他要拿出40000里拉——這幾乎是一個典型的土耳其中產全年的工資收入。
走還是留：年輕中產面臨的問題
即便如此，像艾爾丹姆先生這樣的土耳其家庭，仍然堅持選擇歐洲人開設的私立學校。他坦言，私立學校的現代教育理念、國際化水平以及給予孩子更加自由的成長氛圍是家長們做此選擇的最主要原因。
2018年9月，博斯普魯斯海峽，對岸是亞洲。
像艾爾丹姆這樣的父母，通常被描述為生活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富裕區域的西方化世俗精英，往往被拿來和生活在安納托利亞的虔誠中下層穆斯林教徒對比。
凱末爾主義者曾用“黑土耳其人”一詞指下層或務農的土耳其人，暗示他們未經開化，男權思想嚴重，尚未現代化，深陷伊斯蘭教的困局，前者則被對應稱為“白土耳其人”的稱號。
伊斯坦布爾本身是土耳其唯一一座位於歐洲的城市。埃爾多安也出生於伊斯坦布爾的卡瑟姆帕夏區，但他也自稱是“黑土耳其人”的一員。
奈爾對於土耳其的發展道路信心滿滿。但他也承認，土耳其的美好未來首先要重視教育。
地毯商埃布貝克的兒子今年25歲，是名航天工程師，曾在德國工作過一年，回到土耳其後對現狀很不滿，正在考慮移居歐洲。
歐洲還是亞洲？這個身份不僅困擾著土耳其國家，也困擾著許多年輕的個體。
如今，在德國、荷蘭和比利時都居住著大量土耳其人。荷蘭IT技術工人短缺，放開了諸多政策吸引IT和工程類技術人才。
“我兒子的三個朋友都在荷蘭找到了工作，月薪能達到2500歐元，比土耳其的薪資水平高很多。現在朋友們也建議他去荷蘭。”頗顯老態的埃布貝克嘴角擠出一絲無奈，“目前得先把兵役的問題解決，交15000里拉（約合19600元人民幣）就只用服一個月的兵役，否則就要服18個月的兵役。”
這樣的年輕人在土耳其還很多，他們成為了正在崛起的中產階級的主力軍。
埃姆雷已經躋身金融機構管理層，但妻子卻希望移居美國或歐洲，因為伊斯坦布爾的私立教育越來越貴。埃姆雷回伊斯坦布爾之前在美國生活過十餘年，他自己還不想走。
菲坎是知名外媒的金融記者，他的妻子在土耳其一家智庫工作，但就在這個冬天，他們也計劃移居比利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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