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書》為蘇洵所作。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縣）人，生於宋真宗（趙恆）大中祥符二年（公元 1009 年）。少年時期不好讀書，喜愛遊歷，自言“少年喜奇蹟，落拓鞍馬間。從目視天下，愛此宇宙寬。”（《憶山送人》）二十七歲“始大發憤，謝其素所住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歐陽修《蘇明允墓誌銘》）。以後他曾幾次應進士、茂才異等科考試，皆不中，因而盡焚以往所寫文章，更加刻苦攻讀。
他在《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曾回書說：“由是，盡焚曩時所為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韓愈）“及其他聖人賢人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並且決心放棄通過考試求官的人生道路，專心於學術研究，他說：“及長，知取士之難，遂絕意於功名，而託於學術。”（《上韓丞相書》）
在這以後的十多年間，”他寫了《幾策》《權書》《衡論》《六經論》《洪範論》《史論》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成為蜀中名蜚遐邇的學者和散文家。當時的益州（治所在今四川省成都市）知州張方平和雅州（治所在今四川省雅安縣）雷簡大都盛讚其文，張方平力勸他進京（今河南省開封市），並致書翰林學士歐陽修，進行推薦；雷簡夫也致書歐陽修和韓琦大力推薦。
宋仁宗嘉祐元年（公元 1056 年），蘇洵攜二子蘇軾、蘇轍來到汴京，拜見了歐陽修。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對他的文章大加激賞，並將其中二十二篇（《幾策》二篇、《權書》十篇、《衡論》十篇）獻於朝廷。消息傳出，士人爭相傳誦，模仿其文，一時名動京師，使當時文風為之一變。
嘉祐二年（公元 1057 年），蘇洵妻程氏病逝，父子三人便倉皇返回家鄉。次年（公元 1058 年）朝廷詔試舍人院，蘇洵託辭有病，不去應試。由於朝廷的再一催促，蘇洵不得不在嘉祐四年（公元 1059 年）十月，再次攜二子入京。他在《上歐陽內翰第四書》中說：“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辭，必將以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歲之秋，軾、轍已服闕（服喪期滿），亦不可不與之俱東。”嘉祐五年（公元 1060 年）二月到了京師，經宰相韓琦推薦，授秘收省校書郎（從九品）；一年後，改任霸州文安縣（今屬河北省）主薄（亦從九品），參與修纂《太常因革禮》。宋英宗（趙曙）治平二年（公元 1065 年）九月書成，翌年病逝於京師，享年五十八歲。
蘇洵除晚年做過短時期的小官之外，平生未曾深涉仕途。但不能據此就斷定他是對現實冷漠的人，實際他是一位極其關心國家命運、留意政治的人。雖然一生潦倒，但他不在求仙拜佛中自我麻醉，也不做吟風弄月的無病呻吟，甚至也不像周敦頤、邵雍那樣津津於天理人性的說教；他的一生著述，以策論、史論、兵法為主題，以切合實用為目標，字裡行問都寄託著他的人生追求，希望當政者能“深曉其義施之於今”（《上韓樞密書》），從而對政治有所革新，使國家走上富強。這就是他的抱負和理想。
歐陽修在《薦布衣蘇洵狀》中說：“其論義精於物理而善識權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幾策》二十二篇，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這可謂是知人知言之論。但像歐陽修這等有知人之明者能有幾人？那些權貴們，雖然也愛其文，卻不樂其義，這就是蘇洵在當時雖然文名大盛，卻仍然仕途失意的原因；遂使他終其一生在政治上無甚作為。
《權書》不僅在蘇洵的全部著作中佔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是我國古代論說兵法和權謀的一部重要著作。它集治道、兵法、史論為一體，具有廣泛而深厚的思想內容。全書十篇之中，有不少迥異於古人、超絕於時俗的嶄新的見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沒有失去它的智慧的光輝。
比如在書前小序中，一開頭的言詞就表現出他與世俗之儒的不同：
有人說過這樣的話：“信奉儒家學說的人是不談論兵法的，因為仁愛正義的軍隊，不講究戰略戰術就自然會取得勝利。”
假如仁愛正義的軍隊果真不講究戰略戰術就自然會取得勝利的話，那麼周武王為什麼還要用姜大公的計劃謀略呢？而且在牧野之戰中，武王率仁義之師還要經四次五次六次七次戰鬥，然後才能獲勝而停止戰爭，這裡如果用的不是正確的戰略戰術，又是什麼呢？
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驚世駭俗的言論，為世俗之儒者所斷不敢言。其他像《心術篇》中提出，“只有正義才可以激發士兵，士兵出於正義而發怒，就可以百戰不殆。”因而要想讓士兵保持不懈的鬥志，就應當使他們在胸中經常聚積著對敵人的憤怒，這就是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士兵仍不厭倦的原因。
在：《孫武篇》中，他從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觀點出發，將孫武與吳起作了比較，指出：孫武的書“語言精煉而意思詳盡”，天下所有的兵法理論都可在其中找到本源，但他帶兵打仗卻不能每戰必勝，甚至最後遭到了失敗的結局；而吳起的書雖然還不及孫武，但他卻是一位常勝將軍，所到之處都能取得成功。所以說書上的理論是不能完全相信的；更何況那些只會背誦《孫子兵法》教條的人，怎麼可以讓他們來帶兵打仗呢？
又如，他在《六國篇》中說，“六國的滅亡。不是因為軍隊不強、作戰失利，弊病在於拿土地賄賂秦國。賄賂秦國，自己的力量就會削弱，這是一條亡國的道路。”“奉送給秦國的土地越多，他對你的侵略就越厲害。”又說：“假使以全中國這樣大的國家，卻重蹈六國滅亡的覆轍，這就比當年的六國又差得更遠了。”在《項籍篇》中說：“項籍有奪取天下的才能，而沒有奪取天下的謀略；曹操有奪取天下的謀略，而沒有奪取天下的度量；劉備有奪取天下的度量，而沒有奪取天下的才能。”又說：“我從鉅鹿之戰中就看出項籍的謀略缺乏遠見，度量不夠寬大，未曾不對他很晚才死在垓下感到奇怪。”“諸葛亮放棄荊州到西蜀去，從這個行動看，我就知道他不可能統一天下。”等等。
像這些觀點，放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來看，確實是“標新立異”的思想。如果當政者能夠認真對待，就會有振聾發噴之效，收大開茅塞之功。但當時的現實卻是理學方興、政治保守、對敵妥協、但求苟安。在這樣的環境中，蘇洵的這種帶有離經叛道色彩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統治者青睞的，何況他有些文章確有借題發揮、以古喻今、指桑罵槐的嫌疑呢！所以，蘇洵一生不得志，以勢而論，也在必然之中，僅就《權書》來看，這一點是不難理解的。此外，像《法制》《強弱》《攻守》等篇對具體戰略戰術的論述，其中有許多即使在今天看來，仍然是很有價值的見解，應為學習、研究兵法和謀略的人所重視。
蘇洵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歐陽修將他比做荀子，張方平則將他比做賈誼，評價極高。其文不重雕飾、風格樸實、語言簡勁、內容豐盈、議論縱橫、氣勢磅礴；其中有些名篇，如《權書》中的《六國》等，堪稱千古文章之楷模，由宋以後，為歷代文人學士所傳誦，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蘇洵的著作包括《權書》在內，也是應當珍視的寶貴文化遺產。《權書》向無單行本；蘇洵的一生著述，大多收集在《嘉祐集》中，《權書》即其中之一種。關於《嘉祐集》，宋時已有不同版本。曾鞏作《蘇洵墓誌》說有集二十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都說有集十五卷，徐乾學家傳是樓藏本十五卷。
曾鞏、晁公武、陳振孫所說的本子今不可見。《四庫全書》集部所錄《嘉祐集》十六卷，是以徐氏本為主，以清康熙年間蘇州邵仁泓翻刻本十六卷互相參訂，正其偽脫而成；又附錄二卷為沈斐所輯（《四庫全書》經部錄《蘇評隈子》，二卷，屬後人偽託：史部錄《諡法》四卷，為蘇洵所著）。此外，今天所能看到的《嘉祐集》，除了徐氏本和邵氏本之外，尚有明嘉靖壬辰刊本十五卷，淩濛初刊朱墨本十三卷，清康熙年間蔡示英刊本十六卷、附錄二卷，道光年間眉州三蘇祠刻本二十卷。以上各本中均有《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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