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要從北京的芳嘉園衚衕開始。四合院裡，文弱的母親仰著頭，目光追隨著手執長竿在房頂上跑著的少年王世襄。他在放鴿子，屋瓦已被成壟地掀翻。當他一步跨出，從正房頂跳到廂房頂時，母親直接暈了過去。
王世襄先生在芳嘉園後院門前
養鴿放飛不過是其生活的一小部分。其父王繼曾，福州人，民國時期一名人，外交官，早年留學法國；母親學習西洋美術，擅畫魚藻。舅父中有一位畫家、兩位竹刻家，若再往上，高祖官至工部尚書，伯祖為光緒年間的狀元。始祖王旭窗經營瓷業，發源於江西吉水縣清江鄉，因之系以西清王氏。明正德嘉靖間落籍福州。西清王氏乃福州名門世家，王家祖居至今尚存，坐落在福州的津泰路燈籠巷7號、8號。如此書香門第，加上家人寵溺，小學至高中，王世襄被送至全英文授課的北京美國學校，家中還聘請了國學耆宿，可這都拴不住王世襄，他哪裡肯安坐，一門心思各種玩，種葫蘆、架鷹、遛狗、獵獾……自幼起，“凡是對身體無害的，愛怎麼玩怎麼玩”。到了燕京大學的課堂上，老師講得興致勃勃之際，王世襄懷裡的蛐蛐忽然響起，連同蛐蛐一起，被老師逐出。先生老來慨嘆，“髫年不可教，學業荒於嬉”，倒也不算自謙。
一場變故，竟將這終日嬉遊畫上句號。慈母病逝，不再有關切的目光盯著他頑皮的身影，王世襄於悲痛中一下驚醒，鷹、鴿子皆送了人，狗只用來看家。從此一頭扎進學問裡。其決絕和透徹，大概也讓昔日廝混的夥伴們唏噓不已。王世襄的特點是，從玩到做研究，均是用功到極致。他的碩士論文為《中國畫論研究》，二十來歲年紀，玩中國幾千年的美術理論，這樣一個大題，王世襄至1943年燕京大學研究生院畢業兩年後完稿，共約70萬言，用毛筆抄寫，線裝成帙，出版則是等到60年後了。彼時先生已老，一目失明，自知無力修改畫論，抱憾不已。縱觀他的一生，前大半生是數十年的沉寂積累，綻放和榮譽則大多是他70歲後的事。
先是畢業後南下謀職。拒絕了燕京大學成都分校助教等職位後，王世襄由梁思成引著，來到傅斯年面前。傅斯年應該算是民國時期最有個性的學者，他略去客套，問道：“你是哪裡畢業的？”回說燕京大學。“傅大炮”不客氣說：“燕京畢業的不配到我們這裡來。”歷史語言研究所是甭想進了，幸運的是，一旁尷尬的梁思成，倒選中了王世襄。雖然在營造學社待的時間不長，但梁思成的敬業和專業，想來影響了王世襄。日後王世襄嚴謹的學術態度、格物致知的精神，多少與之有關。
明崇禎沖天耳金片三足爐，王世襄先生舊藏
1945年抗戰勝利後，王世襄開始投入“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工作.據資料記載，他共收回國家重要文物六批，包括收回德國人楊寧史青銅器240件，收購郭觶齋所藏瓷器422件，接收溥儀存天津張園文物1085件（附件39件）等。又在被派往東京的中國政府駐日代表團工作期間，將查明為日軍從香港掠去的107箱中國古善本運回上海。這些遭受流離、又有幸經由他手，回到故宮博物院安靜存放著的寶貝，展示著王世襄苦心奔波的最終結果，而其中過程，艱險、轉折、傳奇，無法述說。張建智著《王世襄傳》中，或可窺見一些。說是一日，王世襄接到情報後趕到禪臣洋行，恰好看見一秘書在打字。王世襄機警地厚臉皮湊過去，居然是一份青銅器目錄。他心下暗喜，循著這個目錄輾轉警察局、外國軍方等各處，終於追查到楊寧史本人。之後又是種種交涉，各方利益拉扯下，愣是將寶物從外人手中抽回，辛苦自不待言。老先生後來回憶時，將這段鬥智鬥勇、為國追寶的經歷，視為自己做的最重要的兩件事之一。
還有一件，則是寫出《髹飾錄解說》。那時，時間已經到了1954年。白天他在民族音樂研究所供職，彙編《中國古代音樂書目》等，晚上休息時間則投入於此。《髹飾錄》此書，或許只有業內人才知其地位，大概等於中國古代的“漆經”，只有孤本藏在日本。王世襄拿到的是朱啟鈐老人的抄錄本，如此晦澀難懂的專業書籍，王世襄傾注了大量心血：一邊查閱古今乃至國外文獻，一邊逛古董店、掛貨鋪、鬼市（也叫曉市，黎明前交易的舊貨集市），觀察漆器實物，尤其重視從殘件中看漆器的胎骨、漆皮及色漆層次等，一邊拜訪京城髹漆匠師，弄清具體技法和名詞術語。如此這般，前後持續了9年，《髹飾錄解說》寫好後，迫於時局卻無法出版，王世襄冒著很大風險，油印了200部。不負其燃膏繼晷的付出，連海外學者都關注到此著。
竹刻漆筆筒，王世襄先生舊藏
真正讓王世襄聲名鵲起，奠定其在中國文博界乃至文化界地位的，是他的明式傢俱研究成就。從1949年開始，王世襄就對傢俱產生了興趣。他的經典形象是騎著一輛自行車，車後裝有一個大貨架子，架子上備有大小包袱、粗線繩、麻包片等，也不顧寒暑，在北京城乃至郊區、外地四處穿梭，從藏家到一般住戶，從古玩鋪、魯班館木器店到舊木料攤，遇到買得起的傢俱，他便買下，買不起的，也要苦苦央著人家讓他拍照或畫圖。有時尋到大件，僱來三輛車裝好後，才發現車上根本沒他容身之所，他也樂滋滋徒步跟在後面推車回來。更多時候捨不得運費，自己一手扶車把，一手扶傢俱，佝著背、縮著腿、咬著牙，愣是將東西堅持馱回家來。實在是和人們想象中的收藏家完全不同。王世襄也說自己不是收藏家，他的東西都是這撿一點，那撿一點，迫於財力，他買的很多都是殘件，就尋去老工匠那，怎麼修，怎麼做，一邊問，一邊記，都是書上根本得不到的知識，以至於後來，“傢俱擺在那，離我二三十米，我就知道是黃花梨還是紫檀，大致不會錯。”1985年9月，王世襄編著的《明式傢俱珍賞》大型圖錄出版。其英文版、法文版、德文版等很快推出。然而這只是王世襄40年積累的部分呈現，1989年夏《明式傢俱研究》在港、臺同時推出，很快又出了英文版。這部“在中國藝術史上第一次成功地以理論與實物相結合的方式，將明式傢俱全面系統地展示於世”的劃時代經典，被尊為明式傢俱的“聖經”，引發了全國乃至世界範圍的明清傢俱收藏與研究熱潮。
當然，熱潮之下，永遠有一雙經濟之手，一般人更多的是覬覦這些古物的價值連城。1998年，王世襄為給自己的藏品尋一理想去處，將79件明式傢俱，以市價的十分之一，大約200萬元（以便夠自己在北京買套公寓，王家的芳嘉園大宅子早就成了大雜院），賣給好友莊貴侖。莊先生也沒有食言，按照約定好的，將其全部捐給上海博物館。這些傢俱的最終歸宿是成為上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令好事者替他心疼不已，特別是王世襄膝下還有三個兒子。老先生只說：“我對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態度，只要從它獲得了知識和欣賞的樂趣，就很滿足了。”聞者羞赧。
上海博物館藏王世襄先生舊藏傢俱
王世襄的晚年照片中，均是樂呵呵的老人家模樣，笑得燦爛、氣度溫和。外人不知的是，先生生於1914年，裹挾在那個年代的時局中，幾乎嚐盡各種真味。1948年，他曾被派去美國和加拿大考察博物館，當時他在傢俱、樂器、漆器、匏器、竹刻、銅爐、金石牙角雕刻等方面的獨到才識，已經給外國學界留下深刻印象，美國的幾家大學、美術館想留下先生，均遭拒。王世襄繼續隨身攜帶一張元代琴師朱致元制七絃琴，在美國各地考察，一心想著歸國後將故宮博物院辦成世界一流的現代博物館。一年多後回來。撲面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三反”運動中被拘留、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到了“十年動亂”，他自嘲為“一個老運動員”，主動跑到國家文物局，請紅衛兵來“抄家”。此舉看似羊入虎口，卻是絕處逢生。當時請來的紅衛兵大部分是國家文物局同事，識寶、惜物，將他的藏品封存到了規定的地方（“十年動亂”之後大部分心愛之物回到他手中）。無奈，命運旋渦一個接一個。1969年，55歲的王世襄被下放至咸寧幹校，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鄉野的繁重勞作中，拘留時落下的肺病居然不治而愈，他迅速成長為一個放牛、養鴨、種豬、插秧等各方面的行家裡手，還利用業餘時間採蘑菇、挖蘭花、學打漁……4年後，他拎著蘭花，回到了北京的家。再吟起當年自己寫的詩句，“風雨嶊園蔬，根出莖半死。昂首猶作花，誓結豐碩子”，箇中滋味，怕只有他自知。
收藏家、文物專家、學者……隨著王世襄在傢俱研究方面的成果問世，人們漸漸認識到先生的學問。更令人驚歎的，是王世襄在民間遊藝方面的精深研究。這位能用文言文寫重要學術著作、說一口流利英語的學者，愛好是養鷹、鬥蛐蛐、放鴿子、種葫蘆……他把這些遊藝做成了學問，編寫整理了《說葫蘆》《明代鴿經清宮鴿譜》《蟋蟀譜集成》《秋蟲六憶》《冬蟲篇》《大鷹篇》等，人稱“京城第一玩家”。據說張中行曾經拜訪過王世襄，兩人聊到蛐蛐罐，王世襄摸出幾個來給他看，又送了他一本《蟋蟀譜集成》，張中行辭了老先生出來，一路走一路吁嘆，“唯天為大”，竟能生出這樣的奇才。王世襄自述時卻是雲淡風輕，“不過是早年玩物喪志，往事歷歷在目，無需蒐集資料，即可奮筆直書。”先生一生絕學，後匯成了“奇書”《錦灰堆》4卷。
王世襄的弟子田家青在回憶文章中寫道：“他的衣著特別簡單，尤其夏天，一件大圓領兒的老頭衫，一條寬大短褲，一雙鬆緊口鞋，手裡拿著大蒲扇，一副隨處可見的隨和的街道老大爺形象。”這個“老大爺”還有一樂子，喜歡美食，常常拎著菜籃一早奔菜市場去，哪裡買香菜、哪裡買豌豆、哪裡買菜瓜，都有固定的攤點，只吃那個地方種的。他的拿手好菜還不少，傳說曾在黃永玉組的局中，以一道“海米燜大蔥”壓了其他人的鮑魚海參什麼的。師母倒是給抖了底：“昨天為了買蔥，走遍了一條街。這麼一小盤子，用了一捆蔥。剝下來的菜葉子就有一筐。”到底還是個“文化貴族”。
2009年，王世襄逝世。他數十年“黎明即興、深晷始寢”而成的學術著作仍在被研讀，他騎著破自行車一點一滴收集而來的明式傢俱還在博物館珍藏，他的奇人奇書繼續為一些人所津津樂道，然而，舊時風雅，畢竟還是離我們遠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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