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庄律师
孔子主张先教而后刑，德行并重。孔子的主张，才是真正的法治。
荀子在《致士》篇中指出，在司法实践中，一定要量刑恰当。若作不到量刑恰当。应“与其害善，不若利淫。”这一利与被告，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论并非是荀子首创，而是源自孔子。
孔子向弟子仲弓教授法治思想时，曾引用《尚书》之言：“大辟，疑，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依据是“死者不可生，断者不可续”，所以在审案时要“求其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孔子疑罪从无的法治主张，客观上也体现了儒家对最基本人权——生命权的尊重。与法家“刑用于将过”的宁枉勿纵主张截然不同。 遗憾的是，在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是采用法家极端人治的主张——宁枉勿纵的有罪推定论。儒家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论直到1996年，才被写入《刑法》。
孔子又曰：“其为教，有礼，然后有刑。”荀子“不教而诛，则刑繁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与之一脉相承。 孔子亦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这便是荀子“乱世用轻刑，治世用重刑”的理论依据。
孔子还批判君主“折狱无论，以意为限。”这是《尚书》中司法独立思想的延续。与后世法家立法为君，以刑法作为捍卫君权工具的极端人治的主张大相径庭。
孔子在《论语》中有一段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此言，显然重德轻刑。而在《刑论》篇中，孔子则有另外一番言论：“齐之以礼，则民耻矣；刑以止刑，则民惧矣。有罪者惧，无罪者耻。” 孔子并非单重礼仪教化，而轻视法律的作用。而是法德兼治。
孔子还提出“故意犯罪，小罪亦诛；过失犯罪，大罪不诛”的观点。今天，在世界各国的司法实践中，普遍实行这一原则。（例如：我国过失杀人罪量刑上限是七年有期徒刑。）
子产将死。谓游吉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轻而玩之，则多溺焉。”子产卒，游吉为政，不忍猛而用宽。郑人结伙为盗，祸乱郑国。游吉兴兵攻焉，尽杀之。郑盗少也。
仲尼曰：“善哉，宽政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子产卒，仲尼泣之曰：“古之遗爱也。”
由此可知，儒家并非轻视刑罚，而是反对不教而诛，反对以刑罚作为捍卫君权，奴役人民的工具——夷族连坐，宁枉勿纵。而是提倡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
法家才是法治的头号死敌。孔子则是人类法治思想的鼻祖。
杨朱学派
孔子最大的理想是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恢复西周时期的制度，即“复礼”；在个人修养方面，提倡在克己的同时也要“复礼”。克己复礼即仁（仁的一个方面）。因此，在国家治理上，孔子也是主张实行仁政或者叫德政，或者叫依德治国，即以统治者个人的道德魅力来治理国家，并推而广之，从而使整个国家达到最佳的治理效果。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2·1）
在这里，孔子讲为政以德，并不仅仅是指在全社会、对全体人民实行道德教化，而是首先要求为政者自己先成为有德行的人。在春秋时期，道、德两个字很少连用，道是道，德是德，“德者，得也”。《道德经》又称《老子》，分上下两篇，原文上篇《德经》、下篇《道经》，后改为《道经》在前，《德经》在后。到魏晋南北朝以后，特别是到唐宋之间，才把这两个字连起来用，成为一个词。
孔子说，为政者要用自己高尚的德行来治理国家，那么老百姓就会得到教化，就会拥护你。这就如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在《学而》篇里，孔子讲了治国理政三原则，即“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论语·学而》1·5)这也是为政以德的具体体现。
也许孔子并不反对以法治国，但他更看重德的力量。他说：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2·3）
“道”今作“导”；“政”是指国家的政策法令；“齐”，是划底线，整齐划一；“免”是指免于刑罚；“无耻”是没有羞耻之心，不知羞耻；“格”，“正也”，纠正的意思。用法制禁令去引导百姓，使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老百姓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却失去了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使用礼制去规范百姓，百姓不仅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还会自觉纠正自己。
孔子认为，你用严刑峻法去治理老百姓，他们只是按规定办事，心里没有道德标准，没有礼义规范，没有是非观念，不懂得以是为荣、以非为耻，只是被动地接受。而如果用道德教化，用礼的秩序去统一人们的行为，百姓就会懂得廉耻，并且会主动纠正自己的行为。
这只是孔子的理想蓝图，并没有几个人支持他。
孔子“适齐”后，景公和孔子谈论了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谈了两条重要措施，一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二是“政在节财”。景公很赞同，准备把尼溪这个地方封给孔子。孔子很高兴，认为按照他的理念治理国家的时机来临了。但是，遭到了齐相晏婴的反对。最终没有把尼溪封给孔子，加上其他原因，孔子回到了鲁国。
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闲。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
晏婴认为，儒者这种人，能说会道，是不能用法来约束他们的；他们高傲任性自以为是，不能任为下臣使用；他们重视丧事，竭尽哀情，为了葬隆重而不惜倾家荡产，不能让这种做法形成风气；他们四处游说乞求官禄，不能用他们来治理国家。自从那些圣贤相继下世以后，周王室也随之衰微下去，礼崩乐坏已有好长时间了。现在孔子讲究仪容服饰，详定繁琐的上朝下朝礼节，刻意于快步行走的规矩，这些繁文缛节，就是几代人也学习不完，毕生也搞不清楚。齐国如果用这套东西来改变齐国的风俗，恐怕不是引导老百姓的好办法。
晏婴是个务实的人，为齐国的昌盛立下了汗马功劳。晏婴对儒家思想的评价，既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今天来看，也是客观的。综观西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各国的国家治理可以发现，仅仅依靠繁琐的礼仪来进行道德教化，是难以取得发展并实现霸业的。为政仅仅以德、以礼，就如同老子的“小国寡民”理想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样，仅仅依靠严刑峻法，也是不行的，法家思想治理下的秦国从崛起到一统江湖到最后的灭亡，就是很好的例子。
人性的复杂性决定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历史总是在不断的竞争中向前发展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都是必不可少的，也即应当坚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德治法治相结合，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还是比较靠得住些。
和孩子一起读论语
孔子主张是德刑并重的，德刑并举的意义在惩已罪而杜未罪。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司马迁一开头就引用孔子的话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用政令来引导人们，用刑法来整顿人们的行为，人们只求侥幸地免于犯罪而没有对犯罪的行为有羞耻的心。用道德来引导人们，让道德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就有羞耻的心，而且能自觉地走上正道”。不难看出，孔子的主张是非常理性的，这种理性既考虑到了因，又考虑到了果。而非滥刑滥教。
德刑兼备是一种惩前毖后的有效治理理念。它既考虑到人犯罪行为给现实社会造成的实际负面影响，又考虑到这种负面影响造成的原因。惩治已罪杜绝未罪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惩治已罪自然要用到相应的刑罚，而杜绝未罪则不能用已罪的刑罚手段，因为未罪并没有对现实社会构成实际的负面影响。可以未罪演变成已罪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的道德缺失所致，如何从未罪到已罪的演变中断绝已罪?孔子认为要用道德去教化人们，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这样，人们就会以犯罪行为为耻，就不会去犯罪。
教化终归是教化，事实上，已经犯罪的人是不能仅仅停留在教化的层面了，必须受到相应的刑罚处置。孔子的主张很明确，就是惩治。
从孔子的主张中不难看出“良法善治”的理念。法律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不是决定社会风气清明还是浊乱的本源。老子说到:“法令兹章，盗贼多有”的原因就是因为社会风气的败坏所致。老子和孔子都看到，法律的作用只能“禁奸”却难已“止奸”。要从根本上止奸，现实上一面用法律的手段“禁奸”，一面用教化的方式“止奸”。如此一来，现行的得到禁止，将要实行的得到杜绝。德刑兼备惩治了现行犯罪，改变了社会风气，这样犯罪行为越来越少。
海马叔叔说史事儿
题主是个律师，有此一问恐怕是在思考“人治”与“法治”的问题。咱们化繁为简直指核心，说人治，人治也需要以法管理；说法治，法治必然要依靠人来执行。核心是人，人不行法治人治都无法正常进行。人行不行的核心是文化，这个有文化不是两脚书橱而是心性修养。这里闲谈两句西方的民主、法制，周围人经常热闹的讨论这些，我是不懂的，所以就请教他们几个问题:假如各位都是美国公民，请问你们知道一个国家该怎么治理、怎么发展吗？你们知道哪个候选人可以代表你的政治思想吗？美国的法律可说是很健全了，是否导致了美国治安状况更好了？酒桌上瞬间安静了。然后纷纷回答说不知道。这说明啥问题？文化的问题。对事物的基本认知、判断都没有，只会空谈。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人治法治都不用谈了，因为没有文化的社会基础，就产生不了治理国家的人才。现在网上的空谈家们何其多啊！不懂不怕，安静做点实事也是值得尊敬的。我也不懂，所以会请教，但总免不了空手而归。
野渡懒船夫
说二句，孔子在治理国家的思想，应以重德轻刑为主。在他的理论思想里，人是可教化的。人们通过教化，就能自觉自愿的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从尔建设一个，推动一个，一切按照教化过程，人们应该遵守教化过程，做自已该做的事，把事情做好。就不需要刑法的约束。孔子在治理国家的理念，最主要的把人分成若干部分，进行行事，加以規范。他平生最为提倡的是，"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人们如果平时都能用"三纲，五常"規范自已，要求自已，做自已应该做的事，把事情都做好了，做到位了。这样就不需要那么残忍的刑法来约束人们。从目前看，孔子的治国理念，推动社会文明，对党对国对父母，要以忠孝先行，对社会对家庭对人对商对生活对交往对发展，要以，仁，义，礼，智，信为起点，做到自已应该做的。人人都懂"三纲，五常"，献出一点"三纲，五常"，东方古国一定很精彩。浅谈孔子重德轻刑治国理念，个人观点，不足指正。
手机用户乌龙
德主刑辅，或重德轻刑，就是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保持这种心境，首先是自身的修养要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然后愿意将美好带到世上，并相信世间可以更完善，也正在为此添砖加瓦，这时，自然而然会表现为“重德轻刑”，手中有权，则“德主刑辅”。
这种态度，表现在家庭中，会善待亲人、夫妻恩爱、常鼓励子女，很少互相争吵，很少打骂孩子。而我们自身也会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而庆幸。
这种态度，表现在公司，会礼敬上司、善待下属，管理以精神鼓励、物质激励为主，相对宽厚仁和，公司环境也会相对和谐，员工素质会稳步提高。
反之，当我们处于这三种情况时，容易倾向于“刑重德辅”：
1、自身素质有限，一直在社会底线附近摸爬，生活圈里也差不多，就只见到刑的可怕，不知德的可贵。
2、有一定素质，但并不认同这个世界会变美好，对他人绝望。他们希望用“刑”防止环境再恶化，危及自身生存；不认同“德”，觉得大家做不到，远水解不了近渴。
3、能力强，能倚仗这些能力得到利益，却不关心世界变好变坏，会觉得讲“德”非常虚伪，只要世界在“刑”的框架下，维持一个起码秩序，有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就够自己一展所长了。而且，这种人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凭借自己的才智，在“公平”的环境下做不公平的竞争，却绝不会碰到文本法律的底线，而使自身过舒适的生活。这种人，一旦拔升到道德高度，他自己都会照见自己的丑陋，正因为如此，这些人对“道德”有天然的敌视，他们会想尽办法鼓动前两类人去抵制道德教化，去营造一个对自身安全的大氛围。
第一、第二类人，都是人之常情，是可以教育的，当环境好转，也会自然转变。
第三类人，发展到最后，就变成了“人魔”，不是被诛心，就是被放逐。究其根本，他们是把做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给玩儿没了，这东西，我们叫“情怀”，神秘学里叫“灵魂”。
n是名n
“德主刑辅”，“重德轻刑”，“德刑并重”，这三个量化权重的二元分法，实际上根本不是孔子的思想。这种二元分法，是中国封建时期两千年君主政治治理方法，所谓“德”，背后是儒家思想，所谓“刑”，背后是法家思想。
儒家思想，用“德”在概括，但内涵没有“刑”，否则孔子就不是创立儒家思想，而是创立杂家思想。孔子，是主张教化人心，内圣外王，以德治国。而刑，则没有教化的说法，而是主张制度(法)，方法(术)，势力，是完全不同的治理思想。因此可以判断，题主完全搞错了，孔子思想里没有“刑”的范畴，题主如果把孔子，换成"二千年来的君王"，那这个题目是可以讨论的。
胡上斌
孔子不屑于重视刑罚，以仁义为本！
佛祖重视刑罚吗？不，心灵升华是真！
道德心灵的提升让人类趋向于天堂。刑罚只在于遏制人类的恶性，让社会免于滑向地狱！
我们现有的社会呢？因为遗失了道德，又尚未建立起完全的法制，因此社会关系较为堪忧……
民科委
科技科普促使人们养成理性思考和理性处理事务的习惯——凯腾聚知。
从管理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站在孔子的时代——纪前文明(现代纪元文明)，而不可以将古人带到今天的语境下拷问。
孔子眼中的德是谨遵“周礼”。
礼者行事之便也！(或礼者便于行事也)也就是说，礼是一种规范的行为准则！而且针对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要求。
站在今天的管理角度，礼就是一种制度或规则！
孔子希望王道管理回归到周的礼制！也就是立法，制定管理制度体系的宗旨或目标应该回归到礼制上来！
反观今天，就是立法执政的宗旨要回归到保护良俗和有序规则！
所以，孔子的主张是社会治理需要一个理想的目标，法制(王权主导的法制)必须围绕这个理想的目标展开。
凯腾聚知
孔子问道于老子
老子讲究无为而治
顺其自然
大道行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