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肅】河西走廊：月氏的故鄉與家園
金昌三角城遺址。
民勤縣沙井子出土—單耳彩陶罐。
民勤縣沙井子出土—三角網紋豎線紋彩陶罐。
甘肅日報特約撰稿人 劉全波
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歐亞腹地的先民們就已經開始了頻繁而深入的交流，他們不僅遊走於裡海北岸、河中地區、帕米爾高原、伊朗高原、哈薩克草原、南西伯利亞、天山南北，甚至到達了今天的吐魯番盆地，以至河西走廊。在沒有邊界的古代世界，逐水草而居的先民們，肆意地遊走於這片神奇的土地，整個歐亞大陸上的交流隨之而來，且不是單向的交流，也不是雙向的交流，而是多方向、多層次、多角度的交流。
月氏就是先秦時期，生活在河西走廊的先民之一。
文獻記載中的月氏
目前學術界公認的狀況是，公元前七世紀以來，相當於中國的春秋時期，在當時希臘、波斯和中國的周邊，歐洲東部到亞洲中部、西北部的遼闊草原、半沙漠和山前地帶，散居著許許多多相對獨立的遊牧部落或部族，他們在中國史籍中被稱為“塞”“塞種”，在古波斯文獻中被稱為“薩迦”，在古希臘、羅馬文獻中則被稱為“西敘亞”“斯基泰”。他們或者他們的子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中介的作用，其本身文明的高度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西文明交流的層次和水平。
根據歷史文獻的記載，月氏的時代是晚於上文所說的塞人的，但是到底晚多少，在沒有文獻記載的時代，在春秋戰國甚至更早的時代，誰敢說就一定沒有月氏人呢？甚至，我們寧願相信部分塞人或者其他先民已經遷徙到了今天的河西走廊，今天黃河以西的大片土地上，這些先民在原有河西文化的基礎上又創造了更為傑出的文明，即月氏文明，他們必然與商周時代的中原產生過一些關係，甚至是頻繁往來，不然殷墟婦好墓出土的和田玉又是怎樣來的呢！
先秦文獻中記載了“禺氏”“禺知”，清人何秋濤《王會篇箋釋》最早認為，《逸周書》《穆天子傳》《管子》中的“禺氏”或“禺知”即是月氏。後來王國維在《月氏未西徙大夏時故地考》中進一步印證了何秋濤的這個觀點，他肯定《逸周書》中的“禺氏”與“月氏”為一音之轉，是同一個民族，並認為《穆天子傳》中的“禺知”也是“禺氏”“月氏”。按照他們的這個思路來看，月氏原來的居住地在周的北方，至秦漢之際，或者更早的某個時間點上，才由北方遷往河西。
秦漢之際甚至更早，月氏已經十分強大，正如《史記》之《匈奴列傳》所載：“當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可見，這一時期，月氏與東胡已經並霸北方，秦則立國長城以南，國際大格局已定，如果月氏由北方遷往河西，勢必會引起巨大反響，史籍中也必有記載。故多有學者認為，月氏是河西走廊的老住戶，是河西地區孕育的一個古老民族。
居於敦煌、祁連間的月氏
《史記》之《大宛列傳》中記載：“始月氏居敦煌、祁連間。”這也就是說，月氏是源起於敦煌、祁連間的古老民族，且後世的史書，也多沿襲這一說法。如《漢書》之《張騫傳》載：“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昆莫父難兜靡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漢書》之《西域傳》亦載：“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這裡的關鍵問題是，古代的祁連山是否就是今天的祁連山？古代的敦煌之地是否就是今天的敦煌之地？這個問題，早在唐代已經被提出來了，唐代顏師古注《漢書》時說：“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按照顏師古的這個說法，月氏的原住地應該是天山附近了，因為匈奴所說的祁連山是天山。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也在說，月氏的原居地在今天的天山東麓附近。北京大學林梅村教授研究認為，大月氏的原始故鄉在折羅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魯番盆地。另外，考古學界也在努力地尋找和確認月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西北大學王建新教授帶領的學術團隊從2000年開始，通過持續十幾年的考古調查、發掘與研究，初步確認，古代月氏在中國境內的原居地並非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以新疆巴里坤縣為中心的東天山區域。如此來看，此月氏不像是從東方或北方遷徙而來的，倒像是從西方遷徙而來的，只不過後來在匈奴、烏孫的打擊下，又西遷回去了。
蘭州大學劉光華教授則指出：“月氏自春秋以來就活動於河套黃河以西至阿爾泰山、敦煌間的廣大地區。”如此考慮，“敦煌、祁連間”這個地域範圍，就將擴大至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至新疆天山一帶地區，這樣一來，整個河西走廊至天山廊道都成了月氏的家園。中國社會科學院餘太山研究員亦曾有過類似的表述，其言：“月氏原是一個強大的遊牧部族，其統治中心東起今祁連山以北，西抵今天山、阿爾泰山東麓，且一度伸張其勢力至河套內外。”但是，持不同觀點的人也有很多，比顏師古時代晚些的張守節，在其《史記正義》中，在《匈奴列傳》的有關條目下，引證了唐太宗兒子魏王李泰的《括地誌》，其言：“涼、甘、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可見李泰、張守節還是傾向於將整個河西地區，看作月氏的活動範圍。
其實，目前學術界對月氏故鄉或原居地的考察主要有兩個方向，一個認為月氏的家鄉在哈密附近的巴里坤草原、吐魯番盆地；一個認為月氏的故土在河西走廊，尤其是河西走廊東部的沙井文化遺存區。在巴里坤草原、吐魯番盆地的月氏，無疑對玉石之路起了重要的作用，由於他更加靠近和田玉的產地，當之無愧地成為玉石之路上的主要貿易承擔者。在河西走廊的月氏亦是佔據重要地理位置，此時他必然與中原文化有更多的接觸與交往，他可以從中原得到更多的物產與文化。
究竟哪個更符合歷史事實？我們目前還是很難得到定論，但是如果月氏的原始故鄉在如此遙遠的哈密附近，其與東胡並霸北方的故事，就有點禁不住推敲了，因為如此遠的距離，足以讓後來的匈奴有足夠的發展空間，怎會使得匈奴沒有了發展空間，東胡強而月氏盛的說法，也就是月氏與東胡並霸的說法就有點問題了。雖然巴里坤草原、吐魯番盆地肯定與月氏有關係，但是我們認為那個曾經稱霸北方，壓迫得匈奴無發展空間的月氏，應該在河西走廊或者蒙古高原附近，並且河西走廊與北方草原之間的聯繫更多一些，河西走廊是可以東進西出，南來北往的，這才可以成就月氏的霸業。
此外，後來匈奴之大本營，是在北方草原，匈奴之勢力對巴里坤草原、吐魯番盆地的滲透，是較晚的事情，而如此晚的與此地區的交往，是有違月氏與匈奴之間交往史實的，因為月氏與匈奴之間的距離好像沒有那麼遠。最後，哈密地區在後來的歷史上，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其歷史地位、區位優勢，明顯不如河西走廊重要，河西走廊是王霸之地，而哈密地區卻少有王霸之國出現，或者哈密地區的大範圍開發，是要稍晚一點的。總之，目前來看，河西走廊諸地更像是可以支撐起一個霸主發展的風水寶地。
所以，我們在承認敦煌即是現在的敦煌，祁連山就是現在的祁連山的基礎上，認為居於“敦煌、祁連間”的月氏就是生活在現在的河西走廊，且月氏在東，烏孫在西，與分佈於河西走廊東西部的沙井文化和騸馬文化關係密切，甚至沙井文化與騸馬文化就是月氏和烏孫活動的遺存。當然，後來月氏打敗烏孫而獨佔了河西走廊，接著是匈奴的崛起，月氏又被迫退出河西，再後來，霍去病出擊匈奴，匈奴丟失了焉支山在內的整個河西之地，最後，漢武帝設四郡據兩關，整個河西歸入西漢版圖。
沙井文化與月氏人的生活
沙井文化的年代相當於中原地區西周晚期至戰國早期，屬於青銅時代晚期文化，沙井文化遺址主要分佈在巴丹吉林沙漠與騰格裡沙漠之間的民勤綠洲和永昌盆地之間，民勤沙井子至永昌三角城（今屬金昌市金川區）為該文化的中心區域。目前已發現的較重要的遺址除民勤沙井遺址外，還有金昌三角城遺址、蛤蟆墩遺址、西崗遺址、柴灣崗遺址。
1923年，瑞典學者安特生前往中國西北進行考古調查，安特生到達蘭州後，委派助手白萬玉先行前往河西收集資料。白萬玉在武威附近一無所獲，後來聽當地村民說，在民勤縣有人挖出過舊銅器、舊瓦罐，白萬玉隨即前往調查，併成功在民勤沙井子村村民手中購得6件銅器，彩陶若干。白萬玉在沙井村東約3公里的一處墓地進行了嘗試性挖掘，採集到一些陶器、石器和小件銅器等。1924年8月，安特生親自來到民勤，並在沙井村南調查過程中發掘了柳湖墩遺址和附近一處墓地，在柳湖墩遺址西側牆基內表土以下1.7米處發現有黑土文化層及陶鬲、豆、碗及石器、銅刀、金耳環、骨針等遺物，並在沙井南墓地發現了44座古墓。
1945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夏鼐、閻文儒等先生在民勤縣試掘了三角城、沙井子，並沿途考察了柳湖墩、黃蒿井等遺址。在三角城遺址發掘收穫陶器、石器、彩陶片、漆木器、鬲足、銅鏃、五銖錢、琉璃珠、海貝等一批珍貴的文物。1948年，西北地質調查隊裴文中一行再一次考察了柳湖墩、沙井南、沙井東、黃蒿井幾處遺址。在柳湖墩遺址考古發掘出長方形石刀、穿孔石器、火石片、陶片等。在沙井南、沙井東墓地發掘出少許彩陶罐、大理石墜、瑪瑙、貝、白石珠、金環、銅鏈等文物，並在黃蒿井新發現兩處遺址。此外，在民勤縣城西北45公里外的紅沙梁鄉小東村西面的沙丘中，發現“三角城”遺址，在石砌成的方形臺地南側圓形牆附近，有陶片、獸骨、灰堆、木炭。在臺地東南500米的沙丘下發現完整的人骨和陶器，採集到豐富的粗陶、稀少的細泥彩陶、長方形石刀、瑪瑙石片、石斧、石磨盤。裴文中在這次考察結束後撰寫的報告中，首次清晰地使用了沙井文化這一名稱與概念。
沙井文化用於農耕的生產工具很少，而用於畜牧的銅刀、箭鏃卻佔有很大比例，遺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動物骨骼、皮革製品，尤其是草原氣息濃厚的青銅器物，如鷹頭飾、鹿形飾、犬紋牌飾、渦輪形飾等，這些都彰顯出北方牧業文化的色彩。沙井文化的面貌顯示當時的社會生活是以畜牧業為主的，並有大面積聚落遺址，如永昌三角城、柴灣崗、民勤柳湖墩、黃蒿井等。永昌三角城中的高大城牆系利用天然地勢用黃土壘築而成，現存高度達4米，具有一定的防禦功能，城內經發掘的房址有4座，呈圓形，室內有灶坑和火牆，根據房址F4的基址進行復原，發現其形狀猶如蒙古包，城內還發現14個窯穴。柴灣崗遺址中也發現有房屋遺蹟，呈橢圓形，面積有40餘平方米，室內有火塘和儲物的窯穴。三角城和柴灣崗遺址中的房屋周圍均發現有構築散水，可見當時建築水平很高，沙井先民十分注重居址的建設，說明沙井先民長期過著定居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河西地區由於氣候和自然環境的變化，年平均氣溫和年積溫等條件均已不能滿足粟類作物生長的需要，種植業開始逐步萎縮，使得原來以種植業為主的羌人、周人等，開始大規模地向氣候相對溫暖的中原或東南部地區遷移。月氏、烏孫等遊牧民族乘機進入河西，完成了河西人口主體的歷史性轉變，河西地區經濟形態也由農業為主轉型為以畜牧業為主。
以前學者多認為月氏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是沒有定居點的，故多認為有定居遺址的沙井文化不是月氏的遺存，其實這是一個誤解，根據最新研究證實，河西考古學文化所見畜牧業具有明顯的住牧特點。
中國史書中，經常提及逐水草而居，我們尤其是生活在農耕區域的人們，就想當然地認為，所有的逐水草而居，都是遊牧，其實畜牧亦是一種很重要的逐水草而居，並且隨著部落的發展，剩餘產品的出現，遊牧也會出現定居點，遊牧也會向畜牧轉變，不然，大量的人口如何安置，積累的財富如何儲藏。月氏人的生活方式應該就是這樣的，應該就是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隨著定居人口數量的增多，技術人才的不斷聚集，較為簡單的農業生產就自然而然地出現。
總之，位於河西走廊東部的沙井文化應該就是月氏人的主要據點之一，河西走廊雖然地處乾旱半乾旱的交界地帶，不適宜大範圍的開發建設，但是其整體的環境還是非常適宜人類居住的，所謂“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牧畜養”是也。並且，河西之地亦是王霸之地，歷代王朝尤其是以關中為都城的王朝，皆十分重視河西之地，稱之為帝國門戶、軍事屏障，後來的割據政權如前涼、後涼、北涼、敦煌張氏歸義軍、甘州回鶻、西夏等，就是以此地為基礎建國立業的，而曾經稱霸一方的月氏人，必然就是佔據了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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