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學者約翰·加迪斯2018年4月出版新著《論大戰略》（On Grand Strategy），討論戰爭和戰略的邏輯，書中引述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家孫子的思想，展現東西方戰略邏輯的跨文化關聯性。
狐狸和刺蝟式思維的差異
加迪斯用狐狸和刺蝟的隱喻開篇。這個典故最早出現在希臘詩人阿奇洛克思的殘篇中：“狐狸多知，而刺蝟有一大知。”當代英國哲學家以賽亞·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蝟與狐狸》中加以引申，藉此描述歷史人物思維的差異。狐狸追逐多個目標，其思維是零散、離心式的；而刺蝟目標單一、固執，其思維堅守一個單向、普遍的原則，以此規範一切言行。伯林據此為分析人的思維提供了一種分類法。
伯林認為，柏拉圖、但丁、尼采、黑格爾屬於刺蝟類型，而亞里士多德、莎士比亞、歌德則像狐狸。問題在於，這種簡單的“二分法”能普遍適用嗎？狐狸式思維和刺蝟式思維能否共存？反例是大文豪托爾斯泰，時而像一隻固執的刺蝟，試圖追尋歷史真理，時而像一隻多疑的狐狸，鄙夷歷史解釋和經驗。狐狸和刺蝟的特點在他身上出現某種交匯，而交匯點就是“常識”。伯林的結論是，常識是某種自發、單純而未被理論汙染的東西，經得住時間檢驗。
伯林的理論被演繹成歷史研究者的羅盤，也啟發了加迪斯對戰略行為的思考。他認為，狐狸型思維的人善於歸納各種不同信息，而不是僅依據“宏觀計劃”進行推導；刺蝟思維的人則恰恰相反，他們拒絕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裡。而加迪斯認為，“狐狸和刺蝟的悲劇在於，彼此都缺乏對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麼，這兩種互相對立的思維方式能否並存？如果把刺蝟的方向感和狐狸對環境的敏感性結合起來，也許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戰略。
中國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清華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傅瑩女士
目標與能力的平衡即為戰略
加迪斯認為，人的思維往往處於刺蝟和狐狸兩種思維方式的對抗之中。前者重視目標的單一性和純粹性，而忽視手段的配合；後者重視環境的變化和對自身能力的評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標和焦點。加迪斯在書中展現了這種對抗和矛盾，他用大量的歷史事件和對參與者思維和行為的分析，體現出戰略的內涵。為什麼有的戰略意圖能得到超水平的實現，而有的戰略意圖一敗塗地？他的結論是，如果把刺蝟理解為對戰略目標和願景的規劃，把狐狸理解為對自身能力的評估和調控，那麼目標與能力的平衡即為戰略。
不過，加迪斯也說明，這種平衡不可能一成不變，而應是動態和不斷變化的，因為在戰略的執行過程中，外部的影響因素隨時都在發生變化，目標與能力需要互相適應和配合，尤其要防止兩者脫節。做到這一點，需要擁有“好的判斷力”和“均衡的行為”，簡言之，就是運用常識。加迪斯寫到，所有戰略問題的核心不過是常識而已，但保持常識亦不易。
2018年11月3日，傅瑩在黃埔國際財經媒體和智庫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
加迪斯寫到，戰略意圖的追求者從不缺乏偉大理想，然而，成敗往往取決於現實條件，而不僅是美好願望。戰略的失敗者給人類戰爭史留下了許多不可思議的問號。例如，以拿破崙之偉大，何以忽略了俄國擁有遼闊地域和惡劣氣候的現實，執意讓大軍向縱深挺進，最終陷入補給不足和天寒地凍的境地，以一場慘敗終結了一生的輝煌之旅。年輕時的伯里克利（古希臘政治家、雅典黃金時期領導人）聰慧過人、從不失算，何以老年時對危機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斷力，以至於頑固地鼓動雅典與斯巴達對抗，最終導致繁盛的希臘文明在戰爭中毀滅。這便是著名的伯羅奔尼撒戰爭，被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總結為強國爭霸的經典案例。在加迪斯看來，這些失敗者都曾是偉大的政治家，但他們不願受現實條件的約束，試圖摧毀任何阻礙自己的東西，固執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標。
加迪斯也列舉了一些實現目標與能力平衡、成功貫徹戰略的案例，如羅馬帝國第一位元首屋大維、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和年輕時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他對目標和能力的判斷始終清晰，包括在二戰後願意與蘇聯談判做交易。羅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國間協調，操控戰後安排，試圖為分裂、殘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這個進程在他離世後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戰深淵。不過加迪斯忽略了美國與蘇聯在爭奪世界霸權上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利益衝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誕生也讓羅斯福的繼任者有了與蘇聯抗衡的勇氣和條件。
在加迪斯看來，保持刺蝟式的專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樣靈活調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難。他的結論是，實施大戰略不能讓固定的原則或偏見捆住手腳，一個好的戰略未見得自始至終都能邏輯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後矛盾和衝突。戰略更多關注的是“規模”，也就是說，可以影響多少人，帶來多大收益，或導致多大成本損耗，由此判斷目標與能力是否相匹配。
東西方戰略的對話
加迪斯在書中談到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家孫子和東方世界的戰略思維。《孫子兵法》講審時度勢，其中的邏輯亦無外乎目標與能力的關係。加迪斯認為，如果在後冷戰時期確實出現西方與東方的較量，那麼它將主要反映羅馬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韌性。因為二者都是思想和文明型的國家，都在各自的時空裡多次成功克服危機，頑強生存下來。雖然早年西方的戰略家們未必知曉孫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們在邏輯上互相映襯，展現了戰略邏輯跨文化的關聯性。
加迪斯說，東西方戰略都告訴我們，在爭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須認清存在什麼樣的限制和約束條件。好的戰略要考慮到制約條件，限定行為範圍。這正是孫子所強調的，“謀定而後動，知止而有得”。在多數情況下，能力與願望之間總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採用謀略和迂迴的方式，知所進退。
現實中，戰略的目標有時未必是要爭取更大利益，而是旨在減少損失。因此，即便面對重大誘惑，戰略的考慮仍然要把成本計算進去，否則可能會在更宏觀的盤點中失分。在實施戰略的過程中有許多變數，條件複雜多變，受益還是受損也並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當目標遠遠超出自身能力時，更容易出現矛盾激化的情況，導致不得不選擇戰爭。然而，即便能預知戰爭後果，就一定可以避免發動戰爭嗎？戰爭的發起者很難承認一個事實，就是戰爭所得如此之少，代價如此之高。
加迪斯認為，東西方兩大文明之所以延續數千年，就在於文明內部能不斷反思、調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論大戰略》中既介紹了對戰略本質的認識，也為東西方的戰略對話提供了參考。
後冷戰時代美國戰略的得失
作為美國冷戰史研究的權威人物，加迪斯推出這本新書，自然引發美國學界關注，看法有褒有貶。讚賞的觀點認為，加迪斯把焦點放到“領導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歷史上無數政治家由於缺乏謀略，把國家導向覆亡，教訓深刻。也有評論提到了現實的美國政治，認為過多的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正持續消耗國家財富，美國現任和未來的領導人都應讀讀這本書，反思美國戰略。
批判的觀點則認為，核武時代進行戰略決策受到比較大的侷限，加迪斯未能對此給予重視；書中只談到抽象的戰略和常識，未對現實決策提具體建議；書中強調的主要是西方戰略思維，對東方戰略思維的探索不夠深入；等等。也有批評意見認為，在現實中很難判斷某種決策究竟像“狐狸”還是更像“刺蝟”，多數情況下只能從結果反推，以成敗論英雄。
作為中國的讀者，從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戰略歷史中，可以觀察到國家興衰的各種印記，引人入勝。然而人們可能更想了解他對冷戰後美國戰略的得失如何盤點。
上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標誌著冷戰走到盡頭，在美國看來“歷史已終結”。本著“贏者通吃”的心態，美國把新的國際戰略轉向在全球推行美式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宣稱擁有“世界燈塔”的“天賦使命”。當時的美國擁有不受挑戰的絕對霸權地位和實力，獲得在國際上空前的行動自由，沒有力量能限制其選擇和行為。那麼，美國是否就可以擺脫加迪斯所描繪的條件對目標的制約了呢？
冷戰結束後的第一個十年，美國致力於對原蘇東地區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區動用武力，強勢推進“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國家出現水土不服，滋生失業、通脹、社會分化、債務負擔等一系列問題，有些隱憂在後來遍及歐洲的債務危機中進一步顯現出來。冷戰後的第二個十年，美國把注意力轉向反恐戰爭，先後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時繼續推進政治變革，引發的安全、經濟和社會餘波至今未消。中東地區出現嚴重的政治衰敗和人道主義危機，衝擊歐洲國家的難民潮成為可悲的後遺症。
如果說冷戰時期的美國試圖做刺蝟和狐狸的綜合體，注意採取符合自身條件的戰略目標，並隨著形勢變化不斷調整策略，那麼冷戰後的美國則執意用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推進一個無邊的政治目標，失去了對複雜環境的敏感和權衡代價的意識，這是否更像偏執的刺蝟？美國試圖讓自己主導下的單極格局成為世界的永久現實，聲稱要做一個有益於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權”。但美國在戰略選擇上的執拗和失誤，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價，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聲望。
美國也曾試圖將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納入改造的軌道，採取了“接觸+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讓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另一方面從未停止促使中國按照美國希望的方向轉變。然而，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如果說美國在中國未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意圖，那也只能說明美國對中國乃至對世界的政治意圖本身是錯誤的。
近年來，世界許多所謂的民主制度國家陷入政黨政治和國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國也難免於外，甚至出現了極端右傾思潮的迴流。什麼才是有效的國家治理模式？單一模式的主張是否需要調整了？進而，國際事務是應被個別國家掌控、還是需要各國共同探索應對挑戰之策？
如果美國的對外戰略存在鐘擺效應，那麼特朗普上臺是否代表了推動美國對外戰略有所收縮、社會向保守主義復歸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張戰略收縮，恢復國家實力，著眼於美國自身利益。他的目標反映了美國的現實處境，因此，儘管美國各界對其個性和做法頗多批判，卻比較一致地支持他一些政策的方向。然而，國際事務的關聯性很強，尤其大國對全球趨勢的帶動性非主觀意志所能掌控。美國放棄國際責任，甚至主動破壞世界秩序的做法，例如對中國等重要貿易伙伴採取關稅懲罰措施，破壞自由貿易體制，由此對他國帶來的傷害和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必然會反過來侵蝕美國自身利益。這又何嘗不是大國行為需要計入的代價呢？
狐狸式思維和刺蝟式思維的分類可以為觀察美國戰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對從事戰略研究的人有一定價值。加迪斯在書中雖未明說，但字裡行間還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維護和平與繁榮需要智慧和歷史的責任感。他希望美國人特別是戰略決策者要關注到，一個合理的戰略目標須有與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執行過程中應根據情勢發展不斷調整推進戰略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時甚至要對戰略目標進行果斷的調整。
誠然，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任何戰略的成敗都不能脫離戰略演進所處的時代背景，成功的戰略構建更是要基於對時代潮流的準確判斷。冷戰的終結打破了世界被集團隔絕的狀況，給經濟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間，而各國希冀和平、追求發展構成後冷戰時期的基本潮流。回過頭來看，中國對世界大勢的判斷是準確的，也即，世界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潮流。當前，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符合時代潮流和人類發展方向，是對我們的國際言論和行為的根本指導。中國對外政策的目標一向以為國內發展建設構建和維護一個好的外部環境為準則，基本內涵是和平與合作。當然，沒有什麼理想能夠輕易實現，沒有哪條路徑可以暢通無阻。中國需要讓自身的追求與人類發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與世界各國一道努力，共同維護和平與穩定，促進發展與繁榮。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識》2018年第22期
傅瑩
Fu Ying
社科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專家、國經中心特邀副理事長、清華大學兼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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