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一起傾聽親歷者的故事，感悟歷史中的人、人的歷史。故事不長我講給你聽……
作者插隊時照片
林侃，1956年6月出生，1972年12月福建省南平大洲貯木場紅旗學校高中畢業，1973年2月插隊到南平市大鳳公社村尾大隊井下村，1976年2月應徵入伍，1978年10月考入四川大學哲學系。畢業回部隊，歷任教員，幹事，教導員，軍宣傳處長，師政治部主任，旅政委等職，空軍大校。2004年轉業，任福建省電力勘測設計院黨委書記。現已退休。文章版權歸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繫刪除。
人生如戲。一場沒有腳本，沒有導演的本色演出。一出接著一出，構成每個獨特的人生。今年是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50週年。我走上社會的第一幕就是插隊知青。回憶這段歷史，以紀念那遠逝的青春。
1972年底，我高中畢業了。當時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已經開展了3年多。沒有去插隊，招工、招生、當兵都免談，基本成了慣例。但我們接到通知是不用去插隊，就在大洲貯木場辦的“五七農場”勞動。半個月後，新通知又來了，必須去農村插隊。原通知是場領導對子弟校的第一屆高中畢業生憑想當然，認為去農村是勞動，在農場也一樣是幹農活而定的。
一切又回到社會共同的軌道。貯木場很快就把插隊的地點聯繫好了。一個叫上溪的小山村，離家不遠，十幾里路。我一聽嚇壞了，那可是我的災難之地啊。初中畢業前曾經在哪裡支農，結果染上瘧疾，折騰了我兩年。因此和父母商量，幫我另找地方。
場裡對第一屆高中畢業生集體去插隊還是很重視的，召開了歡送會。我作為知青代表發言。說什麼忘了。但有一句話還記得。“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那是我心情的真實寫照。我是真想放單飛。家裡管束太嚴了。
部分知青在新落成的知青點
一，艱苦的勞作
1973年3月8日，踏著明媚春光，我來到了福建省南平市大鳳公社村尾大隊，井下生產隊。這是個山清水秀的小山村。山腳下坐落著3棟閩北山區常見的土木結構的房屋。最高處一幢是高大古樸的明清建築，彰顯著這個村莊的歷史和比較富有的祖先。知青和村小學的老師一家住在由荒廢的祠堂改造的房屋中。樓上是1—3年級複式教學的課堂。3名1969年下鄉的女知青也住在這，但她們在村裡的時間並不多。
走進村莊，一個感覺油然而生，從今天開始，我是家中多少代以來，第一個農民了。
第二天我就下田勞動了，插秧。說起勞動，我從小就不偷懶。祖母經常在耳邊唸叨，“幹活別惜力，力氣用完了會更多長回來。”或者“好好做，做別人的活，長自己的本事。”小學3年級就在學校的勞動基地種紅薯，抬糞桶時，個子小又在後面，壓彎了腰，連紅領巾都耷拉進糞桶,還硬挺著。幹活肯賣力已經成為習慣。因為是在山壟田幹活，單人單塊，半天下來，好幾層都是我的成果，只是比別人的更綠些。生產隊長笑眯眯地說，“不錯，不錯，就是注意分秧時少一兩株。”幹這類農活，我手腳還是比較麻利的。
農民是最看實際，也很講公平的。剛下去時，不給我們記工分，他們要觀察。兩個月後才評定工分。給我是歷來知青初評工分最高的，6.5分。一個多月後增加為7.5分。又過了不到一個月增加為8.5分。到年底要評為10分，與全勞力等同，我沒有同意，說保留一點差距吧，就9.5分，不要再加了。這個工分一直保持到我離開。
農村沒有周末休息的說法。整個春耕春種期間，除了清明節那天放假，讓大家上山挖春筍外，都是出工。頭幾天還好，連插幾天秧，腰疼得都直不起來，咬著牙扛過去，後面也就沒有感覺了。
南方農村四時無閒。春耕剛結束，就是到山地種紅薯。我們生產隊基本沒有旱地。每年都是根據造林任務，砍伐一片山，經過放火煉山後，挖成土坎植樹，在樹苗旁種上紅薯。3年後，不再種，讓樹生長。這活不重，我小學就幹過，算是輕車熟路。
耘田除草是我最討厭的。活雖然不重，但磨人。剛插隊那年，遇到最漫長的雨季，持續43天沒有見到太陽。濛濛細雨沒完沒了。下田幹活穿雨衣可沒法幹，是穿蓑衣戴斗笠。農民通常都是自己採來材料，僱人編織。我們知青則是去供銷社買現成的，質量太差。不到一個小時，雨水就滲透進去了。身上都是溼漉漉的。這麼嚴重的溼氣，每天早上眼睛都是浮腫的。這種情形下幹活，沒有詩情畫意，只有沉悶，好像時空都凝固了。
防治病蟲害也是常有的工作。如果是夜間小面積除病蟲害，則是義務勞動。由生產隊長、倉庫保管員和我3人進行。使用的是樂果和一種叫1065的農藥，據說是劇毒。防護措施不過是戴個口罩。通常晚上9點多就結束了，到農民家吃碗粉幹當宵夜就算是報酬。
最苦最累的活是“雙搶”。搶收早稻，搶插晚稻。在20多天要完成全部早稻的收割並重復春耕春種的所有作業。用“搶”字名符其實。因為要搶，所有農田都按照地域，分割成塊，根據所需要的勞動日，摺合成工分，承包到組。這應該是承包責任制最早的形態吧。但農民幹活積極性明顯高漲。
這個組是臨時建制，由生產隊劃分，但也有一定的個人自由選擇權。落實到每個組都會採取民主評議的辦法評定每個人每天的工分。我從不去參加評議，但大家也從來沒有虧待我。這時我基本工分是8.5分，雙搶時每天都給我20分左右。
“雙搶”的勞動強度太大了，兩頭黑。好在各組都是採取輪流做早餐、午餐和點心的辦法。凌晨4點就被叫起吃早餐，下地幹活，天黑才回。晚上農民可以回家吃現成的，早早就可休息。我們可苦了，回家後還得做晚飯，等吃過飯，洗漱完都過10點了。好像剛挨枕頭，又被叫醒，重複昨天的故事。
第一個“雙搶”，小組讓我負責脫粒。現場收割脫粒，稻草還田。用的是腳踏式脫粒機。出工時兩人抬著下田，再高的山也得抬上去。150多斤的脫粒機抬上山可不易。太陡的地方，非得再加兩人才上得去。所有收割下來的稻穀，當天必須完成脫粒。一天下來，那兩條腿好像不是自己的了。晚上收工也不是空手回。如果明天要換地塊作業，還得把脫粒機抬回。或者是挑一擔脫粒好的稻穀回。晚稻收割時，我就不幹這活了，理由是我收割的速度很快。
如果說收割累，那搶種是又苦又累。頂著37-38度的高溫，連田裡的水都是燙的。上曬下蒸，小腿上都是細小的水泡。不知什麼原因，我特別招蚊蟲，大家在一起勞動，那牛虻專門盯我，隔著衣服都能扎進去，痛得跳起來。每天都感到累。真是累啊，大太陽下，枕著扁擔都能睡著。那時真想停下來歇兩天。但生性要強，就拿孟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來勉勵自己，硬著頭皮扛下來。
呵呵，有點阿Q精神，有點搞笑吧。當時就是那麼想的。“雙搶”結束後，我回家從晚上8點多睡到第二天中午11點多，如果不是祖母擔心出事叫醒，還會繼續睡下去。後來我在公社知青辦聽說，全公社知青“雙搶”能出滿勤的只有3人，我是其中之一。
知青田間作秀
二、成為農民
井下生產隊分為兩個自然村，共有29戶人。知青點在井下村，有15戶人。基本是同一個家族的。當時是四代同堂。也許是歷史傳承吧，這裡的人們善良、淳樸，同情心重，樂於助人。對知青很好。有時我們飯桌上擺碗臘肉，都不知是誰送的，直到來收碗，才知應該謝誰。要知道那時，農村一年也難得吃上幾回肉。
在農村3年，我幾乎沒有洗過衣服。除了女知青幫助外，到小河溝洗衣服時總有大嫂、大嬸們幫助洗了。甚至幫助曬好，摺好送來。再不濟的也會告訴你曬在哪。我們常對村民們說，你們真好。他們回答，那是你們很好。我們這個知青點確實從來沒有偷雞摸狗，損害農民的事發生。
既然是插隊落戶，我感到只有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自己才能活得更快樂一些。與生俱來的平等觀念，使我做到這一點並無障礙。
首先是語言。雖然村民都能說普通話，起碼會聽，但他們之間都是說方言。這種方言和我的家鄉話建甌方言應該是同一方言區的。所以我學會好像比較容易。3個月基本就都能聽懂。半年後交流已經沒有什麼困難了。別小看這一點，當你都是用本地話和他們交流，他們自然把你當做自己人。80年代初，我重返井下，仍然講當地話時，他們都很高興，說井下的飯你沒白吃。我們自己的孩子出去當兵兩年，都滿口普通話了。
生活習慣也很重要。如果你窮講究，那恐怕沒有朋友。我在家時，祖母對生活習慣要求是嚴格的，衣服鞋子內外必須分清，而且要在指定位置擺放整齊。剛到農村時，我屋子就是生產隊的記工房。大約8平方米。一張床，一張桌，幾條板凳。晚上可熱鬧了，大家進來看記工分情況。連床上也都是人。早春還是很冷的。就把被子往腳上蓋。
開始我也感到不舒服。轉念一想，你自己也是農民還講究個啥。時間長了，也就習慣了。感到和衣隨意坐臥也是挺愜意的。一個多月後，我那床白被裡帶回家洗時，祖母和姐姐費盡心思也無法洗淨。從此我用的就是深藍色被子。
這種不講究，隨意的習慣（或者說邋遢），再也改不掉了。哪怕後來在部隊，也無法糾正。當戰士期間，一次內務衛生流動紅旗都沒拿過。領導為了扶持我拿上一次，曾經早操都給我免了，專門整內務，最終結果，因被子不如別人美觀，屈居第二。
成為農民最關鍵的是思想感情。真正把自己當做農民，尊重他們像尊重自己一樣。農民有事找我幫忙，我歷來很爽快，感到他把你當做自己人。農民很實在，如果他真心對你，你哪怕是不經意地沒領情，他也會傷心憤怒的。一次一位叫“菩薩翁”的老農，孫子滿三朝擺酒。按照當地習俗，是早上擺酒。頭天晚上老人就來請我。道喜之餘，我說沒柴燒了，明天要去砍柴。他很乾脆地說，一定要去，沒柴到我家去搬。
我歷來不願意麻煩人，第二天一大早就上山去了。9點多回來時，一向和氣的老人堵在村口發火罵我，“你就這樣看不起我”！我這才醒悟，事情大了，關係到面子和尊嚴。趕緊一再道歉，儘管已經散席了，還是馬上到他家吃飯。他這才消氣。這事給我一個教訓，每個人的尊嚴其實就是通過一件件小事來維護的。
1975年，南平市一下子來了7個知青，而且來個姓吳的帶隊幹部，印象是作為入黨培養對象來鍛鍊的。吳幹部人還不錯，很勤快。個子又瘦又小，看他吃力地挑著大糞桶為知青種菜，我也挺感動的。但一次在生產隊的大會上，他很嚴肅地說，村民經常到知青點去玩，這很不好。為了防止發生問題，今後大家不要到知青，特別是女知青的房間。
我感到這話太傷人了，立馬站起來說，小吳說的不包括我哈。我的房間大家和過去一樣，隨時可以去，我不在時，要進去，把門卸了。會後，幾個中青年農民都很生氣，這個小吳把我們看成什麼人了。你是我們自己人沒什麼說的，他們那幾個我們再也不會去了。
成了農民不僅生活不再孤單，而且真正瞭解他們所思所想。真心話也會對你講。比如，就直言不諱對我說，對知青插隊，他們一點也不歡迎。就那點地，那點活，你們不來一樣幹完，你們來了，就要分走一份。有的說我，你那麼賣力幹什麼，反正一天就那幾分工。對集體勞動的模式他們不滿意，特別是能幹的，更感到自己吃虧了。而分組承包時表現出來的幹勁和效率和平時完全不一樣。這些對我在幾年後，能深刻理解聯產承包責任制，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知青點1974年前插隊的老知青。後排右1是文中小華大姐
三、多災多難的三年
井下村是閩北再普通不過的小山村。生產隊有水田300多鬥。（這裡不用畝作為計量單位，而用鬥。即過去需要一斗種子的田地，大約相當0.7畝。）副業是砍伐木材，有規定限額的。各家各戶養豬、雞、鴨等，基本是自己吃。我在農村那3年，生產隊分紅，分別是每個勞動日，1973年0.87元，1974年1.14元，1975年0.94元。印象中還沒有吃不上飯的家庭。只是人口多的家庭青黃不接時需要借糧或者到鄰近的古田縣去買，知青情況會更好些。
1973年李慶霖信件後，知青情況引起各級重視，規定每年基本口糧為560斤稻穀。加上工分糧，我每年有稻穀800—900斤，紅薯等雜糧不計，糧食是足夠吃了。菜是自己種。生產隊每年都會在村莊附近劃出一塊地，給各家各戶種菜，一年後作為晚稻育秧地。基本生活還是有保證的。
剛下鄉時，我還不滿17週歲，從來沒有獨立生活過。還好，知青點除了我，都是女知青，大家一起開伙吃飯，我倒是省事了。但生活的事，練一練也就會了。知青點有時候就我一個人。雖然我也學會做飯，會做家常菜，但實在懶得做。早上煎一塊鹹麵餅當早餐的菜，再炒個青菜準備午餐吃。然後蒸飯。這檔口嘴饞，把餅吃了。吃早餐時，又把青菜吃了。午餐就只有白飯了。找一眼泉水，也將就過去。對飲食不講究，怎麼都能過的習慣，到今天也沒改。
生活是小事。農村3年確實是多災多難。小傷是家常便飯，主要是大病了3場。1973年7月“雙搶”結束後，回家休息了幾天，準備返回時，突然生病。姐姐在場衛生隊工作，看病還是很方便，輸液就在家裡。輸了一半，我感到全身發冷，不斷顫抖，只聽媽媽說，“這瓶不能掛了，拔掉”，就昏迷了。
大約凌晨2點多，我夢見在梯田上，一個人身著蓑笠，（是我還是他人搞不清）孤寂地勞作，這影像意味什麼，我至今沒有參透。接著就醒了。見到祖母、父母和姐姐都圍在床邊，就問你們怎麼都不睡？奶奶咽哽地說“你都去掉半條命，知道嗎。”
事後才知道，9點半昏迷後，高燒，體溫計都到頂了，衛生隊最好的醫生也趕到家裡搶救。用消防池的水冷敷，用酒精全身塗抹退燒。好在年輕，一個多月後恢復了，又回到農村。不曾想，才幾個月，晚稻收割後，再次病倒，高燒41.5度。
媽媽聽到消息，聯繫到距離我村兩公里多的場打石排（當時大洲貯木場屬福建省生產建設兵團，採取軍隊的建制。）把我捎回家了。這次得的是副傷寒。奶奶一聽著急趕到醫院，痛說苦難往事，我爺爺23歲時，就是死於傷寒。這次病的時間雖然不長，但人都瘦脫形了。
第三次是1975年“雙搶”後，我到公社參加第二屆貧下中農協會代表大會。會議最後一天又發高燒了，硬扛到會議結束，就往家趕，需要走40裡左右。才走出一公里就再也走不動了。恰巧一輛部隊的三輪摩托路過，就攔下，說明情況。那兩位兵哥哥也真好說話，把我捎上了。進家門說聲“我又病了”，就一頭栽倒。朦朧中被擔架抬進衛生隊。
這三場大病，除了第二次，其他兩次究竟是什麼病，我至今也搞不清。但隱約感覺到，我可能不適合水田作業，溼熱所導致。所以11月份公社調我去搞徵糧工作，我也就欣然接受了。這三場病的直接後果是記憶力差了。原先不敢說過目不忘，但覺得天下最容易的事就是念書了。今天還基本能背誦的《春江花月夜》《琵琶行》《長恨歌》等長詩，那都是少年的成果，病後覺得要背記東西需要讀好多遍。
知青點全體知青歡送我入伍
四、入黨波折
入黨在當年是大多數人夢寐以求的事。我也不例外，計劃在插隊期間入黨。大隊黨支部書記吳德的就是井下人。和我們經常在一起勞動。1974年6月下旬，一天我們在勞動時，他突然說：“林侃，你怎麼入黨申請書也不寫？”我這才醒過腔，這事得擺上日程了。第二天我就遞交了入黨申請。事情順利得出乎意料，7月初就讓我填寫《入黨志願書》。
填寫志願書時，感到挺犯難的。按照當時的習慣和不成文的規矩，怎麼也得說說紮根農村這類話，表表態度吧。但對我來說，別說寫進《入黨志願書》這麼嚴肅，進入檔案，伴隨自己終生的東西，就是讓我口頭承諾，我也不願意。言而無信，不知其可。寫了就要去踐諾，不寫又怕通不過。猶豫再三，還是不寫。做不到的事，硬寫了，既欺騙組織，也欺騙自己。就寫一句“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表明態度。7月10日，支部大會就通過了我的入黨志願。我心想就等公社黨委過個程序就行了。心裡不由幾分小得意，剛滿18週歲就入黨了，今後的路應該會順風順水。
不曾想社會比我想象的複雜得多。8月份，消息來了，我入黨問題被擱置。原因是當時我大隊發生未經批准砍伐出售木材問題。公社楊副書記在會上提出，我父母都是大洲貯木場的幹部，這出售木材我父母是否居中牽線搭橋，需要調查清楚。我這才算領會了什麼叫“莫須有”。半年後，公社黨委再次研究，還是同樣罪名，沒批。父母著急了，說要由場裡出證明，他們到公社說清楚。
我此時已經知道事情的由來，立即阻止，“這事你們不要插手。事情和木材、和你們都毫無關係。原因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是吳書記，而吳書記和楊副書記過去積怨很深，他這是既厭和尚，恨及袈裟。沒有這事，他也會找其他理由。”
幸運的是，1975年鄧公主持工作時開展反派性運動，楊副書記被批評並調離。我入黨問題也就順利批准了。這件事我最大的收穫就是再也不會理想化地看社會，看生活。知道了將來可能會面臨更加複雜的生活道路。
井下村青年送我和吳賢權（前右2)入伍
五、劇終
1976年2月底，我被批准入伍。農民生涯結束了。3年的艱苦磨鍊，村民們的淳淳關懷，知青間的深厚友誼都歷歷在目，有些事是銘心刻骨。
很難忘那高溫酷暑下的“雙搶”，每天13--14小時的強度勞動，是多麼想有塊陰涼，睡上一覺。也記得春寒料峭在高山踩著薄冰下水田備耕，那刺骨的寒冷和割裂肌膚的疼痛，讓你深感農民的不易。有了這段經歷，我相信在今後人生道路上，再苦再累，也能扛下來。
不曾忘記，1974年早稻豐收在望，生產隊最好的地塊突然爆發穗頸稻瘟病，生產隊江副隊長，一米八幾的大漢，一屁股坐在地上，嗚嗚痛哭。那種農民對莊稼的情感，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讓我知道了農民。
永難忘懷，赤金嬸、阿麥嬸等大嬸們，象對自己孩子一樣，幫我們做這做那。當
69年插隊的小華大姐因招工未成，絕食時，她們熬好粥，象母親一樣，在身旁流著淚苦苦勸說。那種發自本性的善良是中國農民的真實寫照。
......
3年時間，我從感情到行為都成為了農民，這是對我人生影響最大的一個時期。
今天，在回顧50年前開始，持續近10年的上山下鄉運動，社會出現了兩個聲音，一個叫青春無悔，一個叫不堪回首。我不禁啞然失笑，這純屬偽命題。試問，有共同的青春嗎？如果有，我們父輩的青春該冠以什麼？我們的祖輩又該怎麼評說？人不能選擇時代，但可以選擇怎麼走好自己腳下的路。可以選擇自己的生活態度。是無悔還是不堪，完全是個性化的事。這個命題的爭論，除了撕裂社會，製造政治對立外，毫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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