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老同學、也是一位老知青送我一本《聊城地區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資料選》，對我來說，非常珍貴。
想當年，我也是聊城地區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中的一員，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既使過了多少年，“知青“的烙印也不會消除，知青的艱苦歲月更難以忘懷！
唯一的一張上山下鄉知青合影照。攝於1978年春節，是我們告別下鄉、結束蹉跎歲月、返城招工之前的一張部分男知青的紀念照。
雖然我下鄉時，全國轟轟烈烈的上山下鄉的運動已處於末期，但二年多的下鄉歷練仍給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書中的每一個文件規定、每一幅圖片、每一段文字的記述，都喚起了我對那段蹉跎歲月的記憶。
書中有一個文件記載，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聊城地革委發出《關於符合上山下鄉條件的知識青年停止招用臨時工、合同工、家屬工的通知》，要求”從現在起，任何部門、任何單位和個人，一律不得選派和招用17至25歲的高、初中畢業生和中途退學的學生以及符合上山下鄉條件的社會青年為家屬工、臨時工、合同工。已經招用的要積極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予以辭退，動員他們出廠上山下鄉，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
從這個《通知》中可以看出，當時的政策規定非常嚴厲，凡是符合上山下鄉條件的社會青年，不要有任何就業的幻想，只有一條路可走——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我於1975年5月高中畢業，在政策面前，無話可說，只能橫下一條心——下鄉！
圖為一九七五年的一篇有關知青上山下鄉的政治報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社會潮流。那些令人熟悉的政冶口號、流行術語無不彰顯出那個年代的時代烙印。
看著這些“好玩“的文字，切不要暗自發笑，那可是一段浸透著我們辛勞汗水的歲月，是我們多少下鄉知青一段難忘的歷史啊！
1975年的下半年，剛剛邁出聊城一中大門不久的我，在上山下鄉時代潮流的裹挾中，奔向了農村這個“廣闊天地“，走上了“大有作為”的必由之路。
我們那一屆的高中畢業生，大約有三分之一的、具有城市戶口的同學奔赴農村，所幸的是，沒有去山陲、邊疆更遙遠的、更荒涼的地方，而侷限在聊城地以內的農村平原大地。
一九七五年，聊城古樓附近的居民夾道歡迎下鄉知青代表的一個鏡頭。如果不看資料，真不知道當年古樓的中心街道所發生的熱鬧場景。
古樓，亦稱光嶽樓，多年來，一直是聊城這座古城的中心，也通常成為當地一些重大政治、文化活動的舞臺。
聊城莘縣一大隊黨支部書記，興高彩烈地迎接下鄉知青，其場面比我下鄉時要隆重的多，每人胸前的一朵大紅花，無不彰顯出知青下鄉在當時是多麼光榮的一件事！
陽穀縣下鄉知青勞動的一個鏡頭。說實話，這挑水桶的活，基本是男知青乾的，在我的印象中，女知青乾的活多半是摘棉花，打農藥等體力勞動輕一點的活。當然了，秋收時也要割麥子、刨玉米等，幹一些體力活。
圖為1975年，聊城許營大隊勞動間隙的下鄉知青。雖然照片上的知青不是我們，但是那種農村環境、勞動氛圍、裝束打扮，似乎和我們當時沒什麼差別，都很熟悉。
我們那個年代，下鄉知青的家庭都不富裕，帶相機下鄉的知青幾乎沒有，我們下鄉二年多的艱苦歲月，竟沒有留下一張勞動的照片，無法展示我們大隊知青們當年戰天鬥地、“修理地球“的風貌，令人遺憾！
1975年，茬平參加下鄉知青代表會議的知青在一起學習。1977年，筆者作為知青點組長，也曾經榮幸地參加過一次聊城縣下鄉知青代表大會。會議休息期間，有一位劇團的演員演唱了一首歌劇《洪湖赤衛隊》中的“看天下勞苦人民得解放“的唱段，唱功比較專業，非常好聽，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歌劇在當時非常流行，是粉碎“四人幫“後解禁公演的一部非常火的電影歌劇。以“洪湖水、浪打浪“為首的幾首歌，其優美動聽的旋律，真是百聽不厭！
期間，聊城地委黨校的老師還曾經給我們知青代表上了一次黨課。會議結束後，我還專門寫了一份參加知青代表會議的報告，回知青點進行了傳達。
1975年，高唐縣某大隊知青摘棉圖。棉花是北方農村普遍種植的農作物，下鄉的女知青們似乎都幹過這個活，成為反映女知青在農村這個廣闊天地鍛鍊成長的精典圖片。
其實摘棉花、打農藥這些活並不輕鬆，一天下來也是累的腰痠腿疼的，我們的女知青們也真不容易，該吃的苦也都吃了！
1974年，茬平縣下鄉知青向老農學習耕地。我們下鄉期間，偶爾也學習一下牽牛耕地的技術。當時農村生產工具比較落後，依靠老牛耕地、耙地的現象還比較普遍。
當時我們村上購置了一臺小型拖拉機，村民們新鮮的不得了，像圍著新娘子一樣，左看右看。
有一位年青的退伍軍人，成了這臺拖拉機駕使員，一到農忙季節，拉土，運肥，拖運莊稼等等，一天到晚，忙得不亦樂乎，成了農村勞動力的主力軍。有一次，在一個小河溝挖土時，竟挖出一窩冬眠的小蛇來，天吶，真驚人，恐怕這一輩子也忘不了！
1974年，高唐縣下鄉知青在寫紮根農村幹革命的決心書。翻一翻當年下鄉知青呼喊最灼熱的口號，“紮根農村幹革命“的口號是其中之一，我們寫在決心書裡，寫在下鄉知青經驗交流的報告中，寫在天空，寫在大地，那真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幫”以後，隨著“撥亂反正“號角的吹響，黨和國家對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全國各地的知青陸續返城，“紮根農村幹革命”的口號也成了一個時代的標籤，成為知青年代的黑色幽默！
茌平縣下鄉知青參觀階級教育展覽。70年代中期，階級鬥爭的理論意識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在上中學時，學校有的老師因為言論自由，打成右派，受到歧視，只能掃地、挖廁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拿起教鞭，夾著尾巴做人。我們對這些人始終保持著警惕，一言一行都受到監督。
同樣，農村的政治生態也是一樣，村裡黨支部書記經常對我們知青進行階鬥爭教育，誰誰家是地主，誰誰家是富農，分的一清二楚，不要走的太近。“階級鬥手，一抓就靈“是村支書開村民大會常說的一句話，至今記憶猶深。
那時，全社會強調的是階級性，淡化了人性，不管是城市還是農村，階級鬥爭的意識已滲透到社會的每一角落，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無論什麼人，註定是那一歷史時期的悲劇。
1975年，陽穀縣下鄉知青在養豬場勞動。“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這是我下鄉時學到的最流行的一句諺語，也曾在通訊報道的文章中引用過。在農村種地，沒有肥料是不行的。
在當時的農村，我們接觸的、使用的主要肥料，除了尿素、氨水等有無機化肥之外，就是大量的農家肥，而使用最多的就是豬圈肥料。
我們生產隊雖然沒有專門的養豬場，但是家家戶戶幾乎都建有養豬圈，圈裡的漚肥就是最好的農家肥。每到種植小麥之前，我們都從各家各戶的豬圈裡挖肥料，這可是一個又累又髒的力氣活，我們也從沒皺過眉頭，經受了磨練！
莘縣的下鄉知青在麥田割麥子的情景。“六一“過後，農村麥田金黃一片，進入了割麥子的季節。鐮刀、草帽是麥收勞動的必備品，每年的這個時候，也是我們下鄉知青出大力、流大汗的時候。
收割、捆綁、拖運，碾壓，揚場等等，一環扣一環，與老天爭時間，搶速度，力爭做到顆粒歸倉。夏收一過，我們知青一個個曬的黑黝黝的，就像那句口頭禪說的”曬黑了皮膚，煉紅了心”！
1972年，莘縣下鄉知青表演文藝節目。我們這個知青點的知青，有文藝特長的比較少，缺乏吹拉彈唱的人才，既沒有任何樂器，也沒有玩樂器的人。
記的有一次，我們準備了幾個大碗，裡面放了一些水，由於每個碗裡存放的水量不一樣，用筷子敲擊時，可以發出類1、2、3、4、5、6、7、1音質不同聲音，類似音譜，以此可以表演簡單的歌曲，為勞動間隙中的村民們娛樂助興。
農村的文化生活落後，家家戶戶僅有的宣傳工具就是農村小廣播，可以收聽新聞聯播等，定時廣播。
最令人高興的就是看露天電影，隔一段時間，場院裡或馬路上就安排一場電影，大人小孩像過節一樣，興高采烈地過一把眼癮，《地雷戰》、《地道戰》、《平原游擊隊》等抗日影片就是那個年代最流行的電影，有時周圍幾個村子輪流放映，我們知青有時也跟轉，樂此不疲。
1974年，聊城地委副書記許桂榮到聊城縣西王大隊看望下鄉知青。西王大隊離聊城縣城較近，上聊城一中時，我們班的學生曾經到西王大隊學農，吃、住在農村，同貧下中農一起參加勞動。一年以後，我們也成了下鄉知青。
歷史的潮流、國家的命運也在改變著我們青年一代的理想和前途，改變著我們的命運，在我們身上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知青”印記。
一晃四十五年過去了，當年一個個風華正茂的知青，歷經幾十年的風風雨雨，已成為白髮蒼蒼的退休老人。當年知青下鄉插隊的地方，有許多已面目皆非，難以尋覓。
有一次，我曾經尋找當年下鄉的那個村莊，轉了半天，也找不到當年的一點蹤影，那彎彎曲曲的鄉村小道，那住了二年多的紅頂瓦房，那土坡下的一灣清水，一切的一切，都悄然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好像從來沒發生過一樣，令人惆悵！
儘管時光沖淡了一切，歲月洗盡了鉛華，但是在這塊土地上，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是一個時代的符號——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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