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老同学、也是一位老知青送我一本《聊城地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资料选》，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想当年，我也是聊城地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激流中的一朵浪花，既使过了多少年，“知青“的烙印也不会消除，知青的艰苦岁月更难以忘怀！
唯一的一张上山下乡知青合影照。攝于1978年春节，是我们告别下乡、结束蹉跎岁月、返城招工之前的一张部分男知青的纪念照。
虽然我下乡时，全国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的运动已处于末期，但二年多的下乡历练仍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书中的每一个文件规定、每一幅图片、每一段文字的记述，都唤起了我对那段蹉跎岁月的记忆。
书中有一个文件记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一日，聊城地革委发出《关于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知识青年停止招用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的通知》，要求”从现在起，任何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得选派和招用17至25岁的高、初中毕业生和中途退学的学生以及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社会青年为家属工、临时工、合同工。已经招用的要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予以辞退，动员他们出厂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从这个《通知》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政策规定非常严厉，凡是符合上山下乡条件的社会青年，不要有任何就业的幻想，只有一条路可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于1975年5月高中毕业，在政策面前，无话可说，只能横下一条心——下乡！
图为一九七五年的一篇有关知青上山下乡的政治报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潮流。那些令人熟悉的政冶口号、流行术语无不彰显出那个年代的时代烙印。
看着这些“好玩“的文字，切不要暗自发笑，那可是一段浸透着我们辛劳汗水的岁月，是我们多少下乡知青一段难忘的历史啊！
1975年的下半年，刚刚迈出聊城一中大门不久的我，在上山下乡时代潮流的裹挟中，奔向了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走上了“大有作为”的必由之路。
我们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同学奔赴农村，所幸的是，没有去山陲、边疆更遥远的、更荒凉的地方，而局限在聊城地以内的农村平原大地。
一九七五年，聊城古楼附近的居民夹道欢迎下乡知青代表的一个镜头。如果不看资料，真不知道当年古楼的中心街道所发生的热闹场景。
古楼，亦称光岳楼，多年来，一直是聊城这座古城的中心，也通常成为当地一些重大政治、文化活动的舞台。
聊城莘县一大队党支部书记，兴高彩烈地迎接下乡知青，其场面比我下乡时要隆重的多，每人胸前的一朵大红花，无不彰显出知青下乡在当时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
阳谷县下乡知青劳动的一个镜头。说实话，这挑水桶的活，基本是男知青干的，在我的印象中，女知青干的活多半是摘棉花，打农药等体力劳动轻一点的活。当然了，秋收时也要割麦子、刨玉米等，干一些体力活。
图为1975年，聊城许营大队劳动间隙的下乡知青。虽然照片上的知青不是我们，但是那种农村环境、劳动氛围、装束打扮，似乎和我们当时没什么差别，都很熟悉。
我们那个年代，下乡知青的家庭都不富裕，带相机下乡的知青几乎没有，我们下乡二年多的艰苦岁月，竟没有留下一张劳动的照片，无法展示我们大队知青们当年战天斗地、“修理地球“的风貌，令人遗憾！
1975年，茬平参加下乡知青代表会议的知青在一起学习。1977年，笔者作为知青点组长，也曾经荣幸地参加过一次聊城县下乡知青代表大会。会议休息期间，有一位剧团的演员演唱了一首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看天下劳苦人民得解放“的唱段，唱功比较专业，非常好听，令人印象深刻。
这个歌剧在当时非常流行，是粉碎“四人帮“后解禁公演的一部非常火的电影歌剧。以“洪湖水、浪打浪“为首的几首歌，其优美动听的旋律，真是百听不厌！
期间，聊城地委党校的老师还曾经给我们知青代表上了一次党课。会议结束后，我还专门写了一份参加知青代表会议的报告，回知青点进行了传达。
1975年，高唐县某大队知青摘棉图。棉花是北方农村普遍种植的农作物，下乡的女知青们似乎都干过这个活，成为反映女知青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锻炼成长的精典图片。
其实摘棉花、打农药这些活并不轻松，一天下来也是累的腰酸腿疼的，我们的女知青们也真不容易，该吃的苦也都吃了！
1974年，茬平县下乡知青向老农学习耕地。我们下乡期间，偶尔也学习一下牵牛耕地的技术。当时农村生产工具比较落后，依靠老牛耕地、耙地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当时我们村上购置了一台小型拖拉机，村民们新鲜的不得了，像围着新娘子一样，左看右看。
有一位年青的退伍军人，成了这台拖拉机驾使员，一到农忙季节，拉土，运肥，拖运庄稼等等，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主力军。有一次，在一个小河沟挖土时，竟挖出一窝冬眠的小蛇来，天呐，真惊人，恐怕这一辈子也忘不了！
1974年，高唐县下乡知青在写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书。翻一翻当年下乡知青呼喊最灼热的口号，“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是其中之一，我们写在决心书里，写在下乡知青经验交流的报告中，写在天空，写在大地，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拨乱反正“号角的吹响，党和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全国各地的知青陆续返城，“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口号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标签，成为知青年代的黑色幽默！
茌平县下乡知青参观阶级教育展览。70年代中期，阶级斗争的理论意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上中学时，学校有的老师因为言论自由，打成右派，受到歧视，只能扫地、挖厕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不能拿起教鞭，夹着尾巴做人。我们对这些人始终保持着警惕，一言一行都受到监督。
同样，农村的政治生态也是一样，村里党支部书记经常对我们知青进行阶斗争教育，谁谁家是地主，谁谁家是富农，分的一清二楚，不要走的太近。“阶级斗手，一抓就灵“是村支书开村民大会常说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深。
那时，全社会强调的是阶级性，淡化了人性，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阶级斗争的意识已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无论什么人，注定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悲剧。
1975年，阳谷县下乡知青在养猪场劳动。“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这是我下乡时学到的最流行的一句谚语，也曾在通讯报道的文章中引用过。在农村种地，没有肥料是不行的。
在当时的农村，我们接触的、使用的主要肥料，除了尿素、氨水等有无机化肥之外，就是大量的农家肥，而使用最多的就是猪圈肥料。
我们生产队虽然没有专门的养猪场，但是家家户户几乎都建有养猪圈，圈里的沤肥就是最好的农家肥。每到种植小麦之前，我们都从各家各户的猪圈里挖肥料，这可是一个又累又脏的力气活，我们也从没皱过眉头，经受了磨练！
莘县的下乡知青在麦田割麦子的情景。“六一“过后，农村麦田金黄一片，进入了割麦子的季节。镰刀、草帽是麦收劳动的必备品，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我们下乡知青出大力、流大汗的时候。
收割、捆绑、拖运，碾压，扬场等等，一环扣一环，与老天争时间，抢速度，力争做到颗粒归仓。夏收一过，我们知青一个个晒的黑黝黝的，就像那句口头禅说的”晒黑了皮肤，炼红了心”！
1972年，莘县下乡知青表演文艺节目。我们这个知青点的知青，有文艺特长的比较少，缺乏吹拉弹唱的人才，既没有任何乐器，也没有玩乐器的人。
记的有一次，我们准备了几个大碗，里面放了一些水，由于每个碗里存放的水量不一样，用筷子敲击时，可以发出类1、2、3、4、5、6、7、1音质不同声音，类似音谱，以此可以表演简单的歌曲，为劳动间隙中的村民们娱乐助兴。
农村的文化生活落后，家家户户仅有的宣传工具就是农村小广播，可以收听新闻联播等，定时广播。
最令人高兴的就是看露天电影，隔一段时间，场院里或马路上就安排一场电影，大人小孩像过节一样，兴高采烈地过一把眼瘾，《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抗日影片就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电影，有时周围几个村子轮流放映，我们知青有时也跟转，乐此不疲。
1974年，聊城地委副书记许桂荣到聊城县西王大队看望下乡知青。西王大队离聊城县城较近，上聊城一中时，我们班的学生曾经到西王大队学农，吃、住在农村，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一年以后，我们也成了下乡知青。
历史的潮流、国家的命运也在改变着我们青年一代的理想和前途，改变着我们的命运，在我们身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知青”印记。
一晃四十五年过去了，当年一个个风华正茂的知青，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成为白发苍苍的退休老人。当年知青下乡插队的地方，有许多已面目皆非，难以寻觅。
有一次，我曾经寻找当年下乡的那个村庄，转了半天，也找不到当年的一点踪影，那弯弯曲曲的乡村小道，那住了二年多的红顶瓦房，那土坡下的一湾清水，一切的一切，都悄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令人惆怅！
尽管时光冲淡了一切，岁月洗尽了铅华，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一个时代的符号——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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