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個故事不是我發現的，是一位叫張麗玲的華人導演，耗時10年跟蹤拍攝而成的一部紀錄片。
這部叫《含淚活著》的紀錄片，曾經在日本引起轟動，感動無數日本人。
而這其實是一部講述一箇中國人在日本打工的故事。
今天這個故事，正是來源於這部紀錄片，以及他的一些採訪報道。
1
1970年那一年，丁尚彪16歲。
丁尚彪1954年出生於上海，16歲時正好初中畢業。但是，他卻並沒有得到繼續讀高中的機會，而是和他的千千萬萬同齡人一樣，響應當時國家的號召，“上山下鄉”去了。
丁尚彪去的是安徽省的五河縣，在那塊當時還很貧瘠的土地上，丁尚彪白天努力勞作，晚上卻抓緊一切時間自學英語——為此他還花了當時的“巨資”買來了英文課本和一臺收音機。
丁尚彪不甘心自己的命運就此被定格。
果然，丁尚彪憑藉自己的努力勤奮和聰慧，不久之後被五河縣的一家集體所有制的工廠錄用。也就是在那裡，他遇到了一位同樣來自上海的姑娘，陳祈星。
互有好感的兩人結婚了。和當時很多伴侶一樣，他們發誓要相互珍愛，彼此扶持，一生都要同甘共苦。
丁尚彪和陳祈星
1981年，丁尚彪夫婦調回了上海，此時，他們有了一個寶貝女兒，取名丁晽。丁尚彪回到上海後，從一個廠的炊事員做起，憑藉踏實努力，慢慢做到了後勤股股長。
但是他始終有個心願：要繼續深造。
所以，回上海後的幾乎每天晚上，丁尚彪都是在夜校中度過的。當時，丁尚彪所在的廠給青年職工提供補習文化和技術的機會，丁尚彪非常珍惜這個機會，從初中課程一直補到高中，又去讀了當時上海市電視中專的行政管理專業。當時廠裡19個人去讀的，只有丁尚彪一個人最終順利畢業。
然而，丁尚彪很快又發現一個問題：由於年齡和精力等各方面原因，他已經不可能去考大學，圓一個自己的“大學夢”了。
時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中國大地上，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掀起了一股風潮：去國外打工。
而當時最多上海人去的地方，就是日本的東京。
2
丁尚彪也動心了。
其實丁尚彪原來並沒有這個打算，因為他經歷過“插隊落戶”，自己又已經有了家庭和女兒，不想再遠離了。但是，他的一位去日本的朋友給他寫了封信，讓他很觸動：
“日本人不要的彩色電視機、冰箱、微波爐就丟在馬路上，拾了就能用。”
這對丁尚彪的誘惑實在太大了：當時在國內，價錢先不去說，買一臺”金星“牌黑白電視機還要憑票，都不一定買得到。
看了這封信後，丁尚彪和自己的妻子商量了下，說了自己的想法：
“我沒有受過正規的文化教育，在一個街道小單位單位做到中層幹部，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這輩子也就這樣了。
去日本我有兩個打算：一個是讀點書，爭取回國後有更好的發展；一個是賺點錢，給家庭一條出路。”
丁尚彪夫婦和女兒丁晽
那一年，是1988年，34歲的丁尚彪開始準備出國留學。
那段時間，丁尚彪只要一有空就往瑞金路那邊的上海自費留學服務中心跑，去打探各種留學的消息。也就是在那裡，他花了5角錢，買到了一張“日本北海道飛鳥學院阿寒分校”的招生資料。
那是改變丁尚彪人生的一張招生資料。
北海道在哪？丁尚彪不是很清楚，只是看電影《追捕》，杜丘說要去北海道，那裡好像挺荒涼的。
經過很多周折之後，丁尚彪被這所學校錄取了。
結果丁尚彪準備出國留學的事情還被單位給知道了，單位立刻撤銷了他的職務，讓他去建築工地上幹活，領導對他說：”反正你要出國去‘扒分’（滬語“賺錢”的意思），就先鍛鍊鍛鍊嘛。”而且單位還讓他退還當初公費讓他上夜校培訓的錢，丁尚彪一咬牙，賠出了278元錢，那是他近3個月的工資。
但丁尚彪的最大經濟壓力不是來自於補交的夜校學費，而是去日本語言學校需要預繳的費用——42萬日元，當時摺合近3萬元人民幣，相當於丁尚彪夫婦兩人15年不吃不喝的工資。
到處借債的丁尚彪夫婦，最終咬牙借到了這筆錢。
1989年的6月12日，是出發去日本的日子。
丁尚彪在上海虹橋國際機場的出境安檢口前，向來送行的妻子和女兒揮手告別。
女兒當時才讀小學，用雙手捂住臉，一個勁地哭。
一家三口，全都淚流滿面。
丁尚彪知道，自己這次去，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3
1989年7月，北海道，阿寒町。
當丁尚彪和其他學員一起來到這裡的時候，感覺是震驚的：這裡一年之中有半年是大雪封山，哪有什麼繁華街道，哪有什麼燈紅柳綠，完全是一塊荒蕪人煙的地方。
當時丁尚彪就覺得被人騙了。
其實丁尚彪當時拿到的學生證上有“番外地”字樣，日語為“未註冊的地址”，已有偏僻之地的意味
那麼是真的被騙了嗎？
阿寒町原來是全日本著名的煤礦，鼎盛時期光礦工就有3000人。但隨著煤礦被廢棄，這裡的人煙越來越稀少。為了吸引更多的外來人口，阿寒町政府把一所快廢棄的中學拿出來做語言學校，並將當初煤礦工人的2000間宿舍作為學員的宿舍。他們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吸引中國人過來，帶動整個阿寒町的人氣。
但多年之後，當年阿寒分校的校長村井廣彥回憶起這件事，自己也承認：
“要在這樣偏僻的地方生存下去，對他們來說可能真的夠嗆。”
包括丁尚彪在內，第一期到阿寒町的學員一共56人，全部都是中國人。
然而，來到這裡的中國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借遍了親戚朋友的錢來到日本的，揹負著巨大經濟壓力的他們希望在讀書的同時儘可能多地打工還債。而阿寒町的學校根本不允許打工，就算打工，其實連本地人的工作崗位都不那麼好找，哪有那麼多崗位給中國人呢？
於是，開始陸陸續續有人逃去東京。
阿寒町的校方完全不能想象：為什麼有人會為了區區42萬日元的學費如此計較？然而，他們根本不能想象當時中日兩國的經濟差距。
丁尚彪也加入了逃離的隊伍。在失敗了幾次後，終於在一天晚上，他終於成功從釧路車站搭上了前往東京的列車。
當時丁尚彪手裡大概還有10幾萬的日元，那時他提前一個月到日本，在去阿寒町報到之前，在東京找了兩份洗碗的工作打工掙到的——他也確實深深被震撼了：一天打工的錢，幾乎可以抵他在上海一個月的工資。
按照丁尚彪的打算，到了東京後，申請轉學，然後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繼續實現自己當初的夢想。
然而，到了東京之後，丁尚彪就發現自己夢想破碎了：轉學的申請被拒絕了。
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在阿寒町的學校讀書是合法的，是可以延續在日本簽證的。但如今，他的簽證無法延續了。
換句話說，如果他繼續留在日本，就是一個所謂的“黑戶”了。
那麼，是走還是留？
丁尚彪選擇留下。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還欠了一屁股的債，更是因為他這時候慢慢改變了自己當初的目標：
自己繼續深造已經沒可能了，那麼，就為家裡多掙錢，為女兒讀書多攢錢。
丁尚彪給女兒起名叫丁晽。“晽”字在現代漢語中幾乎不見，見於《淮南子》，意為“想要知道的樣子”。
知道什麼呢？未來嗎？
別說女兒不知道，丁尚彪在那個時候，自己也不知道。
4
時間到了1996年，離丁尚彪“逃”到東京，已經過去了7年。
這一年，也是日本大富士電視臺紀錄片劇組開始跟蹤拍攝丁尚彪生活的時候。
在過去的7年時間裡，丁尚彪每天至少要打三份工，他做過各種工作：在餐廳炒菜，刷碗，在工廠裡打工，在大樓或街道上做清潔……
一開始他想過投靠朋友，但帶著行李去了朋友家，幾句話後就被趕了出來。
一開始因為語言不通，有的工作沒做好，直接被老闆一個耳光扇出鼻血。
每天，丁尚彪打完工之後都是凌晨0點之後了，那個時候，連電車的最後一班車都已經收車了，他就沿著鐵軌一個人走回自己的住所。
丁尚彪租住的，是一個有30年以上房齡的木板屋，房東住樓下，他住樓上。每天下班回家必須踮著腳上樓，因為怕把房東吵醒。
屋子很小，一隔二，隔出一個小廚房。
丁尚彪在打工之外的所有生活，就在這間斗室裡展開：
凌晨回來後開始自己燒晚飯，順便把明天的便當也一起做了。一般做完晚飯，已經是後半夜了，而第二天還要早起去打工。
至於菜，是每天等超市快打烊時，去買最便宜的蔬菜。
由於沒有獨立衛生間的房子房租便宜，所以丁尚彪住的地方，使用一樓的公共廁所，而洗澡，就在廚房裡撐開一個塑料袋，就能解決了。
在這8年裡，丁尚彪只能偶爾通過電話和家裡聯繫。
時間一長，在國內的妻子陳祈星也難免會有一些想法——“是不是我丈夫在外面有別的女人了？”
但丁尚彪卻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在默默證明：他每個月打工賺來的錢，除去自己最基本的吃喝和房租外，一分不留，全部都寄回了家裡。在那7年裡，丁尚彪沒有進行過一次娛樂消費，連衣服也不捨得買一件。
丁尚彪覺得這些苦都不算什麼，但有一點他卻很難克服，那就是孤獨。
凌晨回到那個斗室，空無一人，他就會坐在那裡，看著牆上掛的女兒的照片，一個人默默流眼淚。
5
在那七年裡，丁尚彪的妻子陳祈星和女兒丁晽，過得也不容易。
陳祈星是上海一家制衣廠的女工，在丈夫離家打工的日子裡，她承擔起了家庭的重任。丈夫從日本寄回來的錢，除了還債以外，全都存了起來，準備給女兒以後讀書用。
丁尚彪他們一家住在楊浦區的一間老式合住公寓裡，家裡就一間房，母女倆合睡一張床。
女兒丁晽很爭氣，讀書成績一直很好，高中更是考入了上海排名頂尖的高中——復旦附中。
1997年2月，日本的紀錄片攝製組到上海來拍攝陳祈星和丁晽，並按照丁尚彪的囑託，帶回了之前在日本拍攝的一些關於他的視頻。
這是7年多來，母女兩人第一次看到丁尚彪的畫面。在瞭解到丁尚彪在日本的生活後，母女兩人泣不成聲。
那一年，丁晽正好是高三，平時學習成績優異的她，給自己定下了一個目標：
要去國外一流的學府留學。
而平時在枯燥的學習生活中，她會經常拿出一盤磁帶來播放——那是丁尚彪之前通過上海廣播電臺的點歌節目，為她點的一首歌。
在播放那首歌之前，廣播電臺的主播還朗讀了丁尚彪給女兒的話：
“女兒，爸爸離開你已經有8年了，真是彈指一揮間。
爸爸的好女兒，雖然我不能坐在你身旁，給予直接多指導和關懷，但是，當你坐在課堂上昏昏欲睡但時候，當你聽課思想不集中的時候，當你複習功課疲倦的時候，請你聽一遍爸爸在遙遠的東京給你點播的歌曲。
我想，這首歌會給你溫暖，給你父愛，給你力量。鼓起戰勝困難的勇氣和信心。努力吧，向著自己的目標前進。”
那首歌，是蘇芮唱的《牽手》。
每次聽這盤磁帶，丁晽都會哭。
在那一年的夏天，丁晽拿到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在去美國學校報到的前一天，平時省吃儉用的陳祈星帶著女兒下了一頓館子，但整個吃飯過程中，陳祈星總是盯著女兒看不夠。
在席間，母女倆有一段對話：
——“我媽媽總是不捨得吃，看病也不捨得去看，就是不捨得用錢。”
——“我如果捨得用錢，你的學費從哪裡來呢？”
第二天，陳祈星和親戚朋友們一起送女兒去機場，看著女兒走入安檢門，陳祈星再一次泣不成聲————8年過去了，如今，她又要送走自己的一個親人了。
而女兒丁晽雖然也是依依不捨，但她畢竟還有一件期待的事情：
她買的是東京經停的機票，可以在東京逗留24個小時。
她要見到8年未見的爸爸了。
6
這是18歲的丁晽第一次出國。
父女兩人事先約好，丁晽在東京出機場後搭乘地鐵到“日暮裡”站——“爸爸會在那裡接你。”
到了日暮裡站，雖然闊別8年，但父女倆還是一眼就認出了對方。
父女倆八年不見，在地鐵車廂裡的對話也頗有意思：
——“長這麼高了？比我還高了？”
——“是鞋子高。”
——“頭髮白掉了嘛！”
——“就是說呀！”
——“你開過雙眼皮啦？”
——“不要和別人說，這段回頭剪掉！”
丁尚彪帶女兒去了自己當初打工的餐館，那些原來老丁的同事都很詫異：
“原來你真的有個女兒啊？”
而丁晽看到爸爸當初洗碗的那個逼仄的小空間也很感慨：
“原來你就是一直在這裡洗碗的啊……”
24小時說長很長，說短很短。在經過短暫的一夜之後，丁尚彪把女兒送上了開往成田機場的地鐵。
在地鐵上，父女兩人話不多，但臨近終點站的時候，丁尚彪卻沒忍住，開始流眼淚。
由於成田機場那時候要進行身份驗證，丁尚彪是“黑戶”，所以只能提前一站下車。丁尚彪頭也沒回就走出了車廂，卻在站臺上站著，望著車裡的女兒，眼淚止不住往下流。
8年了，只見了女兒一天，就又要分別了。
而車廂裡的丁晽一直揹著身沒有去看爸爸，她想讓爸爸自始至終看到自己開心的樣子，不要為自己擔心，但她還是忍不住，捂著臉痛哭起來。
“原以為分別8年很生疏了，但只共處了10幾個小時，卻發現分不開，畢竟是我爸爸。”
在短暫的相處時間裡，丁晽曾對父親說，讀大學是可以打工賺錢的，不用他那麼辛苦了，回國吧。
但丁尚彪不肯，他覺得自己握的那根接力棒，還沒有跑完。
7
時間轉眼到了2002年。
丁尚彪48歲了。因為一天還是要打三份工，他看上去要比實際年齡更老一些，尤其是牙齒，也都鬆動了。
當時的日本，泡沫經濟已經破裂，一般日本人找工作也存在著困難。而當初連最基本的日語都不會丁尚彪，卻在這幾年考出了5張技術資格證。
而一天打三份工的丁尚彪，又多了一個期盼：妻子陳忻星要來了。
其實，陳忻星是去美國看女兒的。
在申請了11次美國簽證被拒絕後，在2002年的春天，陳忻星的第12次簽證申請，終於被批准了。
而和當年的女兒赴美一樣，陳忻星買的是經停東京的機票，而且是停留72小時。
同樣是日暮裡車站，丁尚彪又一次等在了那裡，而這一次，他將迎來自己分別了13年的妻子。
為了見丈夫，陳忻星專門去訂做了一套衣服，還專門做了頭髮
丁尚彪帶著妻子回到自己租住的那間斗室，下廚炒菜給妻子吃。吃完以後，夫婦倆人坐在小桌前，丁尚彪說：
“十幾年了，真的很辛苦，多虧你了！”
妻子陳忻星淚如雨下。
在那兩天裡，丁尚彪自己做了份手寫的旅遊攻略，帶妻子好好遊玩了一下東京。
然而，無論是24小時還是72小時，對親人而言，相聚的時間都太短了。
同樣的地鐵線路，同樣的成田機場目的地，同樣的提前一站下車，只是這一次分別的對象，從女兒換成了妻子。
和當年一樣，丁尚彪站在車廂外，陳忻星在車廂內坐著，背對窗外。
但兩人還是都淚流滿面。
8
2004年了。
丁尚彪終於決定回國了。
因為，女兒已經完全可以自立了，而他的年紀也大了。
在回國之前，他做了一件事——回到了15年前他曾經逃離的地方：阿寒町。
當年他們讀書的那個學校，早就荒廢了，丁尚彪說自己看了心裡很不好受。
在離開那裡的時候，丁尚彪對著當初的校舍深深鞠了三個躬。
“我覺得我們很對不起他們，人家滿懷熱情把你們盼來了……但我們也毫無選擇。”
最終，丁尚彪購買了回國的機票，決定將自己15年的異國打工生涯畫上一個句號，和妻子團聚。
在離境的時候，日本的海關工作人員看到丁尚彪的護照，大吃一驚。但隨後，站起來對他鞠了一躬，用雙手把護照恭恭敬敬地還給了他。
坐在機艙裡，當飛機開始在跑道上滑行的時候，15年來的一幕幕畫面像電影一樣在丁尚彪的腦海裡滑過。
丁尚彪最終淚流滿面。
但這一次哭，是為他自己。
饅頭說
1996年，曾經有過一部電視劇，叫《上海人在東京》，陳道明主演的。
當時這部劇在中國尤其上海也引起了不小的反響，因為這部電視劇反映出了當時那個時代背景下的那股出國潮。
但那畢竟是電視劇，雖然也有很多真實經歷，但也有不少藝術加工成分。而《含淚活著》這部紀錄片，雖然論情節絕沒有那麼多峰迴路轉和包袱，甚至是平鋪直敘，卻因為真實，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這部紀錄片在中國其實也有不少人看過，我去搜了不少觀後感，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聲音。
比如有人留言：
“不就是出國為別人打工嗎？留在中國不好嗎？祖國不香嗎？”
我覺得說這句話，不能脫離時代環境，也不能簡單地扣一頂“不愛國”的帽子。
30年前的中國，可能現在的90後甚至是85後都不會知道甚至有印象，確實是和現在不能比的，和國外的差距也遠比現在要大得多的多。這並不是“兒嫌母醜”的問題，而是每一個人都有選擇追求幸福的權利。丁尚彪並沒有出賣或背叛自己的“大家”，而是願意為自己的“小家”去奮鬥，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的。而“不愛國”這頂帽子，扣得也未免草率了。
也有人說：
“有點為丁尚彪惋惜，以他的勤奮和細緻，錯失了國內20年的高速發展期，如果他在國內，一定也可以做出一番成績的。”
這個評價不無道理，但畢竟還是有點站在“上帝視角”了。
站在30年前的那個時間點，誰都不知道未來是什麼樣子的，丁尚彪只是根據自己當時的判斷做出了自己認為最好的抉擇，成功失敗，都是他自己承擔的。
還有人說：
“那麼多年，為此付出親人分離的代價，值得嗎？”
我覺得，這確實是值得討論的一個問題。
這部紀錄片的導演張麗玲就說過一句話：“在和平年代，有人願意和家人分別十幾年，這是我無論如何無法想象的。”
事實上，即便當時留在國內，留在上海，即便再不濟，丁尚彪一家也不至於揭不開鍋。而要為此付出和妻女分別十幾年的代價，這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選擇了。
其實從丁尚彪的成長軌跡可以看出，他其實一直是很有追求的，甚至有時候會有些“軸”。他自己後來也說過，其實是妻子支持了他的“理想”，犧牲了很多，他覺得對不起她。
但這是他的選擇，只要他覺得沒問題，他家人覺得沒問題，我們旁人也無法說什麼。這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我們也可以有我們的選擇，大家彼此尊重。
當然也有人會說：
“那他的女兒丁晽壓力會不會很大？她真的希望父母如此吃苦嗎？”
這確實又是一個問題了。
其實丁晽在紀錄片中勸過她爸爸不要再打工了，也說過“我也不希望他們這樣，我只能更加努力回報他們了。”
但是，這確實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選擇的一個事實：我們的父母輩這一代，他們中有很多人願意犧牲自己這一生的追求和享受，為自己的下一代人鋪就一條道路，而看到我們成材了，他們認為就是最好的回報，也是他們最大的幸福。
可能我們這一代人，尤其是我們之後的一代人，會覺得這有些不可理解，但是這就是我們樸素的父母一輩人。這樣的觀念，可能會隨著我們國家的漸漸強盛，生活的慢慢變好而慢慢改變，但這不是我們可以否認或忘記這一代人犧牲的理由。
最後還是要說回這部紀錄片。
這部紀錄片後來在日本的院線上映，引起空前轟動，好評如潮，很多日本人看完後都痛哭流淚，便籤紙寫下的觀後感貼滿了一面又一面牆，還紛紛去網站留言。在自殺率居高不下的日本，丁尚彪的故事引發的日本人的最大感觸，可以用一位叫渡邊太郎的48歲觀眾寫的觀後感來代表：
“我非常慚愧，不久前剛被公司辭退，並曾產生自殺念頭。看到丁尚彪能為家庭和女兒作出如此偉大奉獻，相比之下，我無地自容，真是太膽怯、太不負責任了。”
確實，丁尚彪並非什麼好萊塢大片中的英雄，他就是我們身邊的普普通通的人，但也正是因為這種普通人迸發出了巨大能量，才讓我們更受觸動。
丁尚彪2004年回上海後買了新房，和妻子團聚。2006年去美國參加了女兒的醫學博士學位畢業典禮，2008年女兒在美國結婚，他和妻子也過去生活了。如今，丁尚彪應該已經退休了，按照他當初的計劃，應該是帶著老婆去周遊世界了。
我覺得挺好的。丁尚彪和家人有權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他們只是憑藉自己的節儉、勤奮和努力，來換回他們所希望的生活而已。就我個人而言，我衷心為他們感到高興。
當然，也無需過於拔高丁尚彪。他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一個平凡的父親，一路堅持下來，確實能感染很多人，能鼓舞很多人。但那也是一個在特定的歷史時代發生的故事。我相信，在那個時代裡，還有很多丁尚彪一樣的人，用自己的奮鬥共同為那個時代寫下了一個註腳，為下一代撐起了一片天空。
永遠不要對生活說投降。
也希望，那樣的生活，永遠成為過去的歷史。
1、紀錄片：《含淚活著》（導演：張麗玲，日本CCTV大富士電視臺，愛奇藝）
2、《含淚活著》（上海紀實頻道，騰訊視頻。注：片源為大富士電視臺的紀錄片，只是重新剪輯，但因為畫質更清晰，所以截圖多從這裡來）
3、《丁尚彪：我沒事就翻那份學校資料，以為只要到那裡就成功了》（韓小妮，《新聞晨報》，2014年11月30日）
4、《丁尚彪還在打工，不過現在是“含笑活著”》（韓小妮，《新聞晨報》，2016年10月18日）
5、《我成了洗碗狀元》（丁尚彪，世界新聞網）
6、《跟拍10年，豆瓣9.1，這個中國“黑戶”的故事看哭了千萬日本人》（蛋蛋姐，微信公號“酷玩實驗室”）
7、豆瓣：“《含淚活著》”詞條
8、知乎：“《含淚活著》背後的一些故事”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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