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很多人都認為清代執行的是“閉關鎖國”的政策，似乎是沒有什麼對外貿易。其實，這真是一種誤解，且不說南方的廣州一直有著有限開放的“十三行”對外貿易，北部經張家口通往俄羅斯的貿易商路在有清一代也是一直通暢，從未中斷。
廣州作為南方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時代，廣州百姓就已經開始與洋人接觸，並且做點小生意賺錢，人民群眾的智慧在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被低估。既然有接觸，就有可能發生矛盾紛爭。道光元年（1821年）八月二十八日的中午，廣州番禺城外珠江河道上，一個名為郭梁氏的婦女，與女兒郭亞鬥駕著一艘小艇，向河中船隻兜售水果。
當時，有一艘美國商船“艾米麗”號（Emily）也在河中，船上一名西西里籍的水手Francis Terranovia（中文音譯名為佛蘭西土爹刺那非了，很難聽），喊這個賣水果的中國婦女靠近，將五十文銅錢放在水桶裡，從船上吊著繩子放下來，向民婦郭梁氏購買香蕉、橙子之類的水果。郭梁氏收下錢之後，將香蕉、橙子各十枚放進桶裡，吊上外國商船。這個外國水手拿到水果之後，覺得給的太少了，於是向郭梁氏提出再多給點。
19世紀廣州的外國商船
當時的廣州附近百姓早就與洋人打過不少交道，很多人都能聽懂簡單的英語，也能對付幾句。這位“郭梁氏稍諳夷語，答稱須再給錢，方可添果”，就是說你得加錢，我才能添水果。哪裡想到，這個洋人水手就是不願多給錢，還和中國婦女吵起來了。
這個外國水手擔心大聲吵鬧引起船主斥責，竟然隨手撩起船上一個瓦壇砸向小船上的中國婦女，很不幸，瓦壇砸中了郭梁氏的腦袋，婦人立馬翻跌落河。周圍的人立即呼救，粵海關的差役葉秀也前往撈救，但是終因時間太長，耽誤營救，等著把郭梁氏撈上來的時候，已經是一具屍體了。
死者家屬立即報官，番禺縣衙帶人訊問涉案外國水手嗎，但是此人矢口否認，而美國船主及貿易代表也拒絕將其交由番禺縣審訊。當時的中國官員處理此類涉外案件還比較硬氣，回應手段十分強硬。依照當時的制度，外商在廣州經商，都需要一個“十三行”系統出來的行商做擔保，一旦犯事，將負有連帶責任。
十三行貿易
番禺知縣汪雲任隨即向美方施壓，一方面將為美國商船擔保的廣州西成行老闆黎光遠和通事（翻譯）蔡懋收押，另一方面諮會粵海關查封美國在粵貨船，暫停貿易，“事關夷人傷斃內地民命，豈能稍任顢頇？當將認保洋商黎光遠、通事蔡懋，一併收禁縣監，並諮會粵海關，將該國在粵貨船全行封艙，暫禁貿易，侯交出兇夷審明定案後，再行核辦去後”。
這件事的執行者是番禺知縣，但事實上背後的主導者是當時的兩廣總督阮元。迫於強大壓力，美國船主最終還是將涉案水手交給了廣州地方當局審訊，因為此事涉外，審訊地點也沒有在中國衙門，而是在那艘涉事美國商船上，審訊當天，在廣州的美國僑民幾乎全部出席。
根據經辦大臣阮元日後寫給朝廷的奏報中說：
經臣飭將保商通事收禁，並將該國貨船暫禁貿易，即據洋商轉據夷商等察，請委員赴船提解佛蘭西土爹刺那非了到省，飭委廣州府等審訊。該兇夷佛蘭西土爹刺那非了初擾狡展，迨經見證人陳黎氏、屍女郭亞鬥用夷語與之質證，該兇夷無可抵賴，供認前情不諱，並據該兇夷當堂以手拍胸，作認壇系己物之狀，並把兩手持壇作從上擲下之勢，復令通事、洋商等向其逐細究詰，矢供不移，案無遁飾。查名例載：
化外人有犯，並依律擬斷。又律載：鬥毆殺人者不問手足、他物、金刃，並絞監候。
阮元
從整個案件審理過程看，中國官員的處理有理有據，整個案件的證據鏈完整，推論邏輯合理，涉案水手最終也承認是自己投擲瓦壇，失手將中國民婦砸入河中，進而導致其溺水身亡。依照當時的清朝法律規定，廣州地方當局判處這名涉案水手絞監候。隨即粵督阮元派廣州知府鍾英督同南海縣知縣吉安、番禺知縣汪雲任、廣州協副將李應祥轉告通事。十月初三日將水手Francis Terranovia照例絞決。
在當時的十三行制度下，番禺民婦自行與洋人進行商品交易也是不合規定的，洋人一切商務行為都應通過十三行的買辦進行，所以案中死者郭梁氏也是有責任的，“並夷人買取食物向系官給買辦，今民婦郭梁氏私將蕉橙賣給夷人，殊屬不合，業已被傷身死，應毋庸議”，只是因為已經死了，才免於追究。另外，涉案的粵海關差役也有責任，“其失於覺察之彈壓關差葉秀，應照不究，重律杖八十，折責發落”。
繁榮的廣州十三行貿易
至此，這一樁案件才算終了，但是在華洋人涉案問題的處理依舊是晚清政府需要思考的一個問題，二十餘年之後，“領事裁判權”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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