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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伟大诗人白居易在公元806年，发表名作《长歌行》，内有“汉皇重色思倾国”句，意为讽刺唐玄宗为宠贵妃杨玉环，险失李唐天下。
此时距玄宗李隆基去世不过44年，白居易为何如此大胆，敢于公开嘲讽当权者唐宪宗的老祖宗呢？
有书君认为，这与白居易的禀性和当时统治环境有关。
一、白居易其文其人
1、白居易的创作理念。
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
曾任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
他认为，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
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
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
《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大家上中学时所孰知的《卖炭翁》即为他所作，可见，关心民心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一直是他奉行的创作理念。
2、白居易为人正直，嫉恶如仇。
在任左拾遗时，白居易希望自己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
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不仅如此，他还多次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使得宪宗时时下不来台。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
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独自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
由此可见，白居易行文行事皆是正直朴实，不畏权贵的。
二、《长歌行》发布的时代背景
《长歌行》发表于806年，此时正是唐宪宗李纯在位期间。
唐宪宗李纯(778年―820)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唐太宗和唐高宗的故事，他就仰慕不已。
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比较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
宪宗在位15年间，勤勉政事，君臣同心同德，从而取得了元和削藩的巨大成果，并重振中央政府的威望，成就了唐朝的中兴气象。
《旧唐书》曾称唐宪宗为“古之贤君，未能及此。”
正是这样一位相对贤明、力求中兴的君主，才给了白居易一个较自由的创作环境。
白居易作《长恨歌》时，虽距唐玄宗李隆基去世仅仅44年，但皇位更迭已历经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到了宪宗这里，可以说李隆基的余威已去。
更不用说玄宗当政时的过失已让其继承人心有微词，当年安史之乱中，玄宗尚未退位，肃宗已然即位就是明证。
总的来说，有书君认为，是白居易个人的禀性及当时的统治环境让他自由公开地发表了这篇万世名作《长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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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书共读
首先那个朝代，当时的皇帝还有包容的，换个朝代，例如秦始皇时＂行人侧目＂就走路的人见面都当众都不敢打招乎讲话，有三个人聚在一起，就认为你密谋造反。在汉武帝时期对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太史公说刘邦：＂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爱美姬＂就在汉武帝当代，说皇帝祖上开国皇帝，贪财好色，胆子可不小。而且不是说说，而是在巜项羽本纪》正而八经写上。白居易虽然没写唐皇重色，但他后面写＂杨家有女初长成＂明人一眼看出写得是杨贵妃，因为汉朝应该写赵飞燕，肥环瘦燕，杨玉环胖，胖得好看；赵飞燕痩，瘦得好看。我也经常想白的胆子真够大的，实际当时肯定是没事的。到后清朝大兴文字狱就不行了。有一次汉臣几个人正喝酒，忽然看见乾隆来了。有个人就道：＂抬头望见君王至，忙把壶儿放一边。＂皇上大怒马上把几个汉臣杀了。他把＂壶儿＂认为你称皇上是＂胡儿＂。满人和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我们汉人一惯称他们为胡人，所以他就疑心汉人贬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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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通俗、优美，形象鲜明，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有诗魔、诗王之称。 白居易的《长恨歌》写于806年（元和元年），当时他34岁，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相当于县公安局长），而唐玄宗已去世40多年了。
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隐晦曲折地讽刺了李隆基的荒淫无度，“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白居易很平实地描写了李隆基自尝苦果狼狈景象，“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但是白居易对李、杨之间真诚相思，追求美满爱情，可谓泼墨如雨，淋漓尽致，颇有同情之感，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公开发表，我想有两个原因：
其一，白居易抹去唐朝故事的背景，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言明我写的是汉武帝刘彻， 加上汉代李延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之歌词，使人信以为真。再如，唐朝是没有诗中的渔阳这个地名的，只有范阳，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就是时任范阳节度史。这种借古喻今手法，叫人抓不到“现行”，这是他的妙招。
其二，唐朝极为开放，没有“文字狱”，帝王心胸还算大度，何况诗中并未提及李、杨两人的名字，描写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皇帝之爱情悲剧，没有半个字涉及什么宠信奸臣，打击异己之类的东西，如果当朝者硬要对号入座，也抓不到什么“小辫子” 。因为一个向往爱情的帝王总比一个葬送江山的帝王要好，李隆基的继承者也需要考虑父辈或祖辈的声望的。
所以唐朝第16位皇帝唐宣宗李忱，还写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网络图片)
天宁阁
历朝历代真正的文人，都以做御用文人为耻，追求着一种气节，勇于“我手写我心”，不惮直面气节与良知的拷问。这种文人越多，就证明这个朝代不是指望“文字狱”维护统治的好时代。
唐代就是这样一个开放宽容的时代。你们文人哼哼唧唧地写一些怪话酸文，是你们骨子里带着的臭毛病，你们忧国忧民的态度，多半只是为了一点混吃混喝的稿费，并不影响我们的统治，管得越宽，越糜费政府宝贵的精力与财力，不妨大度一点。
统治者越是大度，奇哉怪哉，这些文人却越是收敛，倒是不知觉地形成了双方的良性互动。其实，盛世之下，只要文人们内心不是太阴暗，又哪里有那么多的黑暗让你抨击。通常说来，越是乱世，上层统治者越是不自信，为了维护正统地位和帝王光环，才想去掩住悠悠众生之口，没被收编的文人不甘心被封口，才致力于反唇相讥，开启了对抗的坏循环。
回过头来说白居易为首的唐代文人，为什么敢于写《长恨歌》这样的作品，既与唐代统治者的宽纵存在联系，也与本人本身比较收敛，没去号召暴力的革命起义有关。说到底，还没有陷入上文所说的恶循环。
首先，统治者比较包容，李唐有胡人血统，也有隋朝皇室血统，没有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官方对于言论管制不够严厉，没有刻意去做针对民智的降维打击。
其次，不唯白居易敢写长恨歌，李白、杜甫、李商隐这帮哥们也都不是能管住嘴的角色，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敢说话的多了，未免有些法不责众之意。
然后，白居易比较善于把握尺度，诗句中说的是“汉皇重色思倾国”，没说唐皇，哪怕你把情节再往唐皇身上联想，那也是你自己的事情，“影射”这个词太宽泛，很难入刑。
最后，白居易的诗句里，即便后世的唐代统治者一看就知道是说的唐明皇，可人家重点描述的是爱情，没有权力倾轧官场政治这一些敏感因素，传达的是警喻后人不要太过“重色思倾国”这种正面积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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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来现实
首先，白居易不傻，他敢写并且敢于公开，就说明没有问题！原因在于：
一，唐朝是个相对宽容的朝代
唐朝是个开放的历史时期，唐宣宗还为自己治理之下的开放宽容自豪呢，在当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唐朝基本没有文字狱，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到宋朝，文学上的禁锢逐渐加深，就没人敢写了。
二，白居易对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美化
《长恨歌》诗中没有直指玄宗名讳，“汉皇重色思倾国”，到底是哪个汉皇呢？白居易并没有把杨玉环是李隆基儿媳妇的事儿说出去，还是挺谨慎地。但是写唐玄宗太真贵妃之事是显而易见的。 白居易通过自己艺术化的笔法，铺陈夸饰，将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宫闱之事，描摹成了至纯至真的美好爱情！并且加入一些神话色彩！由于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所以大家完全有理由把它当做一个野史来听！
三，唐人对安史之乱根源有反思
白居易用“曲笔”写本朝之事，虽然唐朝政治开明，但明眼人还是能看出个中奥妙！但是为什么就不治白居易的罪呢？这是因为统治者对“安史之乱”也有反思，玄宗沉迷音色，实属误国。从马嵬兵变就能直观看出，即使在玄宗尚在之时，朝臣及军中就对他们荒淫误国有着清醒的认知！可以说，“玄宗有过”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朝野的一种共识！在唐朝开放的环境中，以曲笔写事，也就自然不会被问责了！
总之，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白居易用“曲笔”写本朝之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渲染并美化唐玄宗杨贵妃之间所谓的爱情故事，人们只是将其当成一个野史来听，白居易自然也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
沐海听風
白居易，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他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公元806年，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篇叙事诗，此时唐玄宗已去世40多年了。
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对李、杨之间真诚相思，追求美满爱情，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
白居易的《长恨歌》能公开发表，大体有以下原因：
一、唐朝统治者对“安史之乱”深有反思，在马嵬兵变时被迫杀死杨玉环，让位给儿子等就能看出，朝臣及军中就对玄宗荒淫误国有着清醒的认知！可以说，“玄宗有过”是安史之乱后，唐朝朝野的一种共识！
二、说到皇帝第一感觉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君叫三更死，绝不能到五更，但实际中国皇权在明朝开始加强，大清王朝是中央集权的顶峰。但唐朝施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权力很大，可以限制皇权。经过安史之乱后地方权力日益强大，皇权日益衰弱。此时对言论没有过多限制。
三、唐朝政治风气开放，没有“文字狱”：这种事的，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说：“唐人诗歌，其于先世及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 。
唐玄宗在世时李適之的“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张九龄的《感遇十二首》，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等等诸多的诗句都是在暗讽当时的朝廷或者对有皇帝不敬的言论，但都平安无事。
至于什么白居易抹去唐朝故事的背景或白居易用“曲笔”写本朝之事，通过艺术化的手法，渲染并美化唐玄宗杨贵妃之间所谓的爱情故事，人们只是将其当成一个野史来听，这都是扯乎。
无论白居易怎么回避，李隆基和杨玉环，本身都有着特定的政治身份，其一切行为包括爱情生活自然带有特定的政治色彩，不可能不对政治产生影响、造成后果。
如换作“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清朝你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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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简单。安史之乱暴发后，人们普遍认为是李隆基宠幸杨贵妃不理朝政而导致战乱发生。太子李亨和羽林卫大将军陈玄礼以及普通士兵也是这么认为的，于是才导致了马嵬驿兵变。而民间老百姓思维简单，他们也这么认为，把安史之乱的祸首都推到了玄宗与杨贵妃身上。其次，安史之乱的破坏性太大了，它使唐朝的政治经济遭受巨大破坏，人口损失极为严重，而且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患，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政等，无论是王朝的权贵，还是普通百姓都深受其害。而他们自然就会把罪责归于玄宗。还有，由于宦官力膨胀，地方势力做大，导致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被严重削弱，这使得皇帝和政府的权威大打折扣，同时也导致舆论空气的宽松自由，所以，很难出现像明清时期动辄因言得咎的现象。再说了，玄宗已经去世几十年来，混乱的时代谁都忙着为自己谋划，怎么会去管一个死人的事呢？因此，白居易可以大胆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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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白居易在写《长恨歌》的时候，也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可以说，安史之乱对唐王朝的打击太大了，朝野都在进行反思，这是大环境。
二、《长恨歌》并没有回避安史之乱的原因。首句就“汉皇重色思倾国”……，后来又一句“从此君王不早朝”。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但侧重点在写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倾注了作者无限的同情。写马嵬坡事件中，唐玄宗的无奈，君王掩面救不得。……写到蜀地后唐玄宗的思念，圣主朝朝暮暮情。……写返回经过马嵬坡时君臣对无辜的杨贵妃的内责，君臣相顾尽沾衣。回到长安后，唐玄宗思念杨贵妃的情景，芙蓉如面，荒叶满地的西宫，新添的白发等等。这些都符合当时人们对杨贵妃之死的同情和惋惜之情。
三、作者后面用极富传奇色彩的想象力，表现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之间的坚贞不渝爱情故事，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別殷勤重寄词，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把政治悲剧升华到了爱情悲剧，而这种悲剧是帝王将相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不可避免的。
最后当然是文笔好，琅琅上口，深受人民的喜爱。
淡定秋菊785
说到皇帝，很多人会觉得就是天下第一，享有绝对的王权霸道，想让谁死谁就要死。其实学过历史的都知道，中国皇权的大大加强是在明朝，到了清朝到达了中央集权的顶峰。而且明朝有东厂锦衣卫，清朝大兴文字狱，对民众对控制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候不要说一般老百姓，哪怕是大臣官员，说错了话写错了文章，都有可能丧命。
但是在唐朝是什么景象呢，唐朝施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权力很大，可以限制皇权。想想唐太宗一代明主，杀兄逼父，夺取皇位，这是何等狠人，还不是被魏征顶的一愣一愣的，人家死了还要痛哭流涕。
再比如武则天时期，武则天虽然建立了一个武周，却可以看作唐朝一部分，对于她看不顺眼的武则天大力镇压，但是对于有才华的人即使骂她也会大加赞扬。骆宾王写了一篇檄文骂她，她自己也读到了，当她读到“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连连赞叹，只恨这等人才不能为己所用。
唐朝的中央集权并不严重，地方权力却是很大，比如节度使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安史之乱可以说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诱因。
等到了白居易时代，唐朝经历了安史之乱，早已经由盛转衰。地方权力日益强大，皇权日益衰弱。这个时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并没有多大限制。何况白居易写的还是比较含蓄的，用汉皇替代唐玄宗，更是不会有人纠结这点了。想想人家老祖宗唐太宗有人正面刚他都忍着，这时候的唐朝皇帝会为写一个死去祖爷辈的事而迁怒诗人？这也太小瞧唐朝皇帝了。
唐朝盛世的由来不是没有理由的，正是这种开放的制度造就了唐朝的繁荣。其实现在来看，那种开放的制度并没有动摇统治者的根基，反而让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绚烂，大唐盛世真不是盖的。
张三鸣
这个可以从两方面理解。
第一，可以把唐朝和清朝放一起比较一下。
唐朝经过李渊、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几代人的努力，并中国，灭突厥，治西域，服新罗，万邦来朝，其自有大国气度。这是在贞观之治之时就开始培养出来的，即使后来经过安史之乱而衰落，其开明程度也未曾衰落。所谓越文明，则越能海纳百川，包容万物。
再看清朝，是少数人满族统治多数人的汉族，在当时本身就是民族争斗，所以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即使后来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采取了相应柔和的政策，但在心理上也是防范的，所以在文化上是专制的。如果白居易生在清初并批评了一下先皇的私生活，想必他应该会被下狱甚至处斩，因为清朝是兴文字狱的。而再联想到李白更把唐玄宗和杨贵妃得罪了一个遍，也仅仅是远走他乡。由此可知，唐朝的文化风气很开明，这是一种盛唐气度。
第二，《长恨歌》这首诗，我读来，就是白居易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情比金坚的，丝毫没有觉得他是在讽刺唐玄宗，而且每次读之，都会心生向往，由衷而祝福。想必有人会与我共此思吧。
